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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年到广州造访数天，听亲戚朋友们细说他们的生活情况。一九八一年，五百字的邀请我
写成了二万多字，八二年以小书形式出版。该小书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近于私产及市场经
济的路。八一年把文稿给行内的朋友看，无不哗然，不相信我的推断。
推测与预测不同。后者需要水晶球，而前者要靠指定的局限条件。在什么局限下什么
会发生，其推理逻辑是理论。条件有变，结论也会跟著变。经济推测的困难，是我们往往不
能指出有关的重要局限条件的转变，而就是能指出，局限变后再变其推断就前功尽废。有时
间性的经济推测很困难，因为我们既要知道有关的局限条件转变，也要肯定转变后的局限不
会再变。短暂的经济推测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长远的大势比较容易，但也要时机巧合，让经
济学者能看得准局限条件的转变与方向。
一九八○年推测中国的路向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有关的局限条件清楚明确。一方面，
一九七九年的广州行，所有的亲朋戚友天天都在谈搞关系、走后门，希望能买到几只新鲜的
鸡蛋或一尾鱼之类的琐碎物品，而在东方宾馆见到的国家职工的工作态度，做是三十六不做
也是三十六，其散漫令人叹为观止。我立刻下了一个结论，中国民不聊生，是因为在国民收
入的比例上，交易（包括监管）费用高得惊人。
差不多每个遇到的中国人——其中不少是干部——都是交易费用专家。我于是问：哪
些局限条件的转变会导致中国制度的转变呢？答案是：
（一）对制度运作的讯息费用下降；
（二）改变制度的费用下降，而后者最重要的是既得利益的特权分子放弃他们的权利，
接受另一套游戏规则。
当时邓小平说中国会坚持门户开放，对外的讯息大门再不会关起来。这样，只要讯息
大门继续开放，外来的讯息必如洪涛奔涌，讯息费用急速下降，而惯于搞关系、走后门的中
国同胞，虽然没有听过交易费用这个学术名词，怎会不知道这些费时失事的玩意是外间没有
的？当时贴著中国大陆的香港欣欣向荣，市民都是同胞，容易相信，而亚洲又有什么四小龙，
人口密度与天然资产不比中国有利，中国的制度不济是容易相信的了。是的，外间的示范有
说服力。
讯息费用大幅下降，说服特权利益接受转变游戏规则的费用也会随之而降。但后者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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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远为顽固的。比较低级的干部接受转变的代价低，好些在八十年代初期弃「官」从商。
高一级的选走亦官亦商之路，今天这情况仍然存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有「两头热中间冷」
的说法，这是说比较有权势的干部最顽固，显然是因为这阶层接受转变的代价最高。我当时
数次建议用金钱或资产，一次过地把特权利益买断。北京同意的朋友很多，但大家都知道是
纸上谈兵，说说罢了。最顽固的是有垄断权的国营企业。一九八一年我这样说，不幸言中，
今天还是如此。
掌握了重要的有关局限转变，观察到这些转变的发生而又可以安心地假设会继续存在，
推测产权制度的转变是很准确的：历史可以预先写出来！然而，这转变的细节程序八一年我
没有写清楚。一九八二年初我突然惊觉，八○年末开始推行的「包产到户」，如果顺理成章
地推到尽头，是私有产权的制度！八四年十一月，港大同事蔡俊华毫无保留地把他苦心搜集
多年的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乾」》（《信报》
发表，结集于《中国的前途》）。
农业搞包产（即承包责任制——responsibility system）是比工业远为容易的。农业
的生产程序远为简单，土地的划分易于明确，而大致上土地是不会贬值的资产。农业承包还
有一项方便之处，那就是昔日人民公社之后的生产大队、小队、小组等的队长与组长，一般
而言，都按著职位的排列而获得或大或小的土地承包，减少了队长们的反抗。
我为工业承包想了好些时日，因为会贬值的资产很麻烦，写了好些文章，提出了彻底
承包制。但这些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刻意改进什么。后来见到中国的工业承包发展与我建
议的不谋而合，但有些却始于我的建议之前，更使我觉得对社会改进的建议，书生之见是无
足轻重了。
为了理解工业承包，一九八五年我到北京的首都钢铁厂住了几天，卧薪尝胆。今年
（2002）四月到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接待我的院长提及八五年我在首钢的讲话他是座
上客，而我当时提出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可以分离、私产不需要有所有权等观点，他们同事之
间觉得新奇，引起争论，但后来还是相信了。私有产权需要有私人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
由转让（买卖）权，但只要年期够长，所有权是不需要的。那是我在六十年代末期得到的结
论。承包责任制推到尽，可以做到与私产一模一样。就是有大量会贬值的资产的工业，也可
以由承包推行私产制，但要再推尽一点。我曾数次为文解释，这里不说了。
邓小平可能是二百年来头脑最清晰的中国领导人。他也看到所有权可以分离，提出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这是一著高棋，因为名义上最重要的土地资
产还是国有。邓老明白改进社会要从个人做起，对个人生产力要有鼓励与保障。这是我们中
国老子与西方史密斯的思维了。不是什么理论家，不多说话，但邓老把人的自私重心拿得准。
他主张的经济政策先后有误，但复出以还，方向从来没有错过。
更重要的，邓老是难得一见的杰出政治家。曾经三上三落，他对中国的政治了如指掌。
于今回顾，邓老当年推出的反精神污染之类的玩意，声东击西，是政治上需要的。当年好些
香港朋友嘲笑邓老搞的经济特区，这嘲笑是看歪了。可不是吗？比起八十年代的特区，今天
整个中国任何地区都有较大的经济自由。
我对邓老的唯一批评，是他对民主人士过于敏感。他独裁改革我毫无异议，但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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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当年不禁制方励之，我们可能不会听到这个人。一九八九的「六四」事件，因为其他国
际会议使天下所有传媒都跑到北京去，希望时势造英雄的青年多得很。
时势造英雄。没有七十年代末期的天下大势，世局稳定，邓老不会轻于军备而重于改
革。英雄也造时势，没有邓老中国的改革是不会那样成功的。
一九八一年我以邓老坚持讯息开放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的路向。但如果只坚持讯息开
放，没有邓老，我的推断还会准确吗？会的，但不会发展得那样快，不会超于东欧那么多。
当然，今天中国的体制还需要商榷的地方不少，但这里要谈的只是制度转变的粗枝大
叶。书快写完，悲观的话我不想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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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天下只有三种权利制度
中国二十世纪下半部的经济演进，从人民公社初期的无产大锅饭到今天的私产市场经
济，是历史唯一的经验，以后应该不会再发生的了。时来风送滕王阁，我躬逢其会，学得很
多。不会再发生的事本身没有科学价值，但中国的经验分割开来看，却有多而重要的一般启
发性，好些是前人没有说过的。
经济学上所说的公共产（mon property），是指本来有价值的资产，但因为没有业
主而让所有的人毫无约束地竞争使用，其价值（租值）烟消云散。中国的经验与我一九七○
和七四年提出的关于租值消散的分析，却说这样的公共产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能存在。租
值消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在局限下争取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公理下，减低租值消散必定会
导致约束竞争行为的游戏规则。这些我分析公海捕鱼时说过了。
撇开竞争使用毫无约束的不存在的公共产不谈，不管书本或历史怎样说不同产权的安
排数之不尽，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划分只有三种方法。其一是以人的等级排列划分；其
二是以管制法例划分；其三是以资产划分。第一种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共产」制度；第二种
印度盛行；第三种就是私有产权制度了。
中国的制度改革是要从第一种权利划分转到第三种那里去，而第二种是必经之路。让
我把每种的性质说说吧。
（一）等级划分权利
上章提到的中国旧家庭就是以等级划分权利。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等级排列的现象
与旧家庭类同，只是前者把排列伸展到整个国家。是的，一九七九年的查询，中国的行政干
部分二十六级，卫技（即卫生技术）及其他行业有类同的级别，是否党员与党龄多少有排列，
每个位置的收入划定，而以职位较高的干部来说，金钱工资只是收入的小部分：房屋、交通、
医疗、学校等有不同优待，购物的排队时间可免，物品质量较高而价格也较低。
是的，在废除私产的情况下，等级排列是减低租值消散的一个办法。虽然中国当年民
不聊生的故事天天有，大跃进饿死的与文革斗死的加起来数千万，但人口还是增加了。不是
毛氏说「人多好办事」那样简单；主要是等级划分减低了租值消散。
可以说是成员没有私产的巨大家庭，也可以说是一国大军。等级、人权不平等，不能
有西方的司法制度，但有法例、重纪律、说服从。原则上这是行得通的，也可以想像得很理
想。这制度的崩溃可不是因为「家庭」太大或「军队」太大，而是因为交易费用（制度费用）
太高。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等级划分普及整个国家，没有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市场，社会缺乏价格的指
引，导致讯息费用奇高。有市场而不用是一回事，但还有市价的讯息可用；没有市场，由政
府或中央订价，不容易得到需求与供应的讯息。中央策划生产也因为没有市价指引而错误频
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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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政府要分派工作，国家职工不能自由转业。这是因为容许工人自由转业，
私产在某程度一定出现。我曾在分析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安排时说过，只要公社的社员不能
转业，不管用什么工分制多劳多吃，私产对社员是不重要的。这样，废除私产搞无产制容易，
但一旦社员能转业，要他无产他就跟你拼命了。不能转业与没有市价的指引，比较优势定律
起不了作用。政府分派工作不可能知道每个人的比较生产优势，更何况这些「分派」通常是
私相授受的。
第三方面应该最重要。那就是等级划分的制度必定有竞争升级的行为。虽然等级划分
权利会减低租值消散，但竞争升级免不了有租值消散的效果。这是因为在没有市场的指引下，
竞争升级不能纯以生产力为准则。例如争取入党不一定与生产力有关；以思想的正确性判断
要背《毛语录》、说话要小心；搞关系要学政治手法。凡此种种，都是制度或交易费用。
是的，在等级划分的制度中，言论不可以太自由，因为你的言论可能损害等级较高的
人，使他的等级下降。如果是私有产权制度，资产是我的，你怎样说资产还是我的，只要你
说的不诽谤我，我管不著。还有的是，集体要换位提升就可能要搞革命了。如果毛氏当年的
国家是私产制，文革怎样也搞不起来。
第四方面，整国以等级划分与一家之内的等级划分相比，是前者没有血浓于水的爱。
亲朋戚友之间的爱与关心是可以减低交易费用的。这点我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没有兄弟姊
妹的社会》（见《中国的前途》）解释过了。
在私产市场制度下，交易费用也相当可观。但从类同生产的经济来衡量，私产市场的
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比较低；而又因为专业生产有巨利可图，这百分比低一点国
富，高一点国贫——我在卷二说过了。这里指出的是另一方面的比较。那就是每个家庭之内
的长者之下的成员没有私产，要论资排辈，而以这情况与举国作为一家的等级划分相比。上
文的解释，是后者的交易（制度）费用高得多了。
（二）管制划分权利
以管制规例来划分管制者的权利是不容易伸展到整个经济去的。规例太多处理甚难。
非私产的使用，以管制规例约束竞争也是可以减低租值消散的。以公立图书馆为例，其中的
书籍没有一本是私人的。竞争借读的人如果没有规例约束，不几天整个图书馆会变得空空如
也。
执行管制的人可以有两项收入。其一是正规的薪酬，其二是贪污。当然，图书馆的例
子贪污机会很小，而管制香港游泳海滩使用行为的人更是只得薪酬了。但价格管制（可以倒
买倒卖），出入口管制（走私者识做），外汇管制（是价格管制），牌照管制（批不批由我），
建筑、消防等法例管制（好处由我），等等，贪污大有可乘之机。
没有管制，贪污是不可能发生的。昔日中国盛行走后门，但走后门是权力的买卖，不
是贪污。贪污是非法的行为。一九八三年我听到中国的贪污开始出现时，很替中国高兴。在
等级划分的制度中，有的是走后门，没有贪污。八四年的贪污出现，显示等级划分开始瓦解。
这是从等级划分权利转到资产划分权利的必经之路，来得那么快是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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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国内贪污趋盛，倒买倒卖之声不绝于耳。高干子弟把货品进口批文作钞
票使用。但当我听到中国考虑把物品分类管制，就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贪污一旦
制度化，就固定下来，不易清除了。是的，贪污的权利可以藉管制法例而界定，其后这管制
权可以在市场买卖成交，甚至可以承继。这是贪污制度化，是印度及一些小国的症状。物品
分类管制是界定贪污权利的好办法。传统经济学对贪污的看法很简单。管制规例引起贪污，
而贪污的行为是逃避管制。因此，对社会经济有害的管制贪污带来利益，对社会有利的管制
贪污带来损害。这是浅见。
一九九六年我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一个新观点，九七年以短文发表后行内哗然。我说管
制引起贪污是对的，但好些管制是为利便贪污而设。就是管制的始因不是为了贪污，但有污
可贪官员会为贪污的继续而把规例修改，而又因为利便贪污管制驱之不去。我举出价格管制
的例子，说绝大部分的价管是在市价之下，不在市价之上，因为倒买倒卖是要管在市价之下
才容易。我又举货品进出口管制的例子，说绝大部分是管进口而不管出口的。管出口，国家
的生产者会被外地的竞争者杀下马来，无污可贪，但管进口是另一回事了。
一九九七年在洛杉矶加大的夏保加演讲中，我说民主贪污自上而下，独裁贪污自下而
上。这是因为民主的头头通常只做几年，贪污的代价比较低；而独裁的头头有长年期，被揭
发贪污可能要下马，代价比较高。中国到今天还没有走上印度之路，是因为自下而上的贪污
还不到头头阶层。
（三）资产划分权利
这是我说的私有产权制度。本卷第二章细说了。
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界定或划分是为了减低资源使用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天下只有三
种权利界定的制度。一般国家都有这三种权利制度的混合，只是哪种多哪种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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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后记
感谢《苹果日报》的朋友。他们哑子吃黄连，有苦自知，容忍了三十多万字的书按期
从头登到尾。不是我刻意要他们吃苦的。一九八九年《经济解释》在《香港经济日报》发表
了十一期，因为母亲的病而停止。那十一期很受读者欢迎，要求续写的数以百计。我想，欢
迎有前科，再写下去也会受欢迎吧。我又想，史密斯的《原富》没有方程式，不用曲线图表，
大众可读，二百二十四年后我仿而效之应该没有困难吧。
然而，时代是转变了。什么边际分析、极大化、变量与不变量等思维，史前辈当年是
管不著的。是很浅的学问，但与世事连接起来，没有读过经济的不容易明白，而不用方程式
或曲线图表，纯用文字表达颇麻烦。至于在卷三开始分析的产权与合约理论、价格管制与租
值消散等，相当复杂，再浅也不会浅到哪里去。
卷一写到需求定律的变量与不变量的选择，读者开始叫苦；到卷二分析上头成本与租
值的理念，叫苦连天；卷三论产权，自己的学生也说要细读几次。
《苹果》老板黎老弟智英期期读，读到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