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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1982年12月16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为期三天的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当时的市委书记袁芳烈明确提出：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应当给予鼓励与支持。并提出了“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十条政策，为温州私营企业发展鸣锣开道，大开绿灯。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第一次提出“温州模式”。温州的名气大振。面对姓“资”姓“社”的争论，1986年5月，中央领导提出在温州先试验发展私营经济。1986年9月，浙江省委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的报告》。《报告》确定的重点“放在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上，试验的内容第一项就是“放手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股份经济”。
1987年，温州市委办公室、市农委、市工商局和政府法制处等单位组成专门小组，负责研究并起草有关私人企业的政策规定和管理办法。《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于1987年6月22日经温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上报浙江省政府审议批准，10月4日正式颁布实施。
这是中国第一个有关私营企业的地方性规定。《办法》共二十二条，涉及内容包括有关私人企业的条件、法人资格、经营范围、企业财产关系、劳资关系、收益分配原则、财税政策以及各项应有的权利和业务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办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温州私人企业有了合法的地位，企业的合法利益得到了保障。
1987年11月，国务院召开私营经济立法讨论会。温州有关部门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共五人与会。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四：催化金融革命
温州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温州曾出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第一家股份合作信用社。同时，也促进了国有银行和信用社的改革。这里是金融革命的试验田。
1978年以后，苍南钱库的经济发展很快，一些家庭工厂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1984年，在苍南一家国营医院收发室当工人的青年人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经过市场调查，他确信办钱庄能弥补信用社的不足之处。同年9月29日，他挂出了“方兴钱庄”的招牌。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开张当日，方培林就贴出了一张比银行更为优惠的存贷广告，并在经营管理中采取“董事会制”、“财产法人承保制”。但开业第二天，市农业银行就上门抗议。方兴钱庄转入地下，并顽强地生存了五年之久。
1986年11月1日，鹿城城市信用社在温州市区隆重开业。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
温州有很多私营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生产，但有时国有银行并不能一解他们的燃眉之急。所以，鹿城城市信用社的创办者杨嘉兴就想：国家银行不给贷款，我们就自己开办一家银行，办国家银行不办理的业务。于是，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倾其私囊，又四处借钱，共筹集到三十多万元钱，开办了这家信用社。这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
鹿城城市信用社开办两个月，就吸收12300多户个人储蓄2284元，为849户贷款1529元。第二年吸收各项存款8108万元，发放贷款6105万元，全年实现利润106万多元，占当年全省53家城市信用社利润的四分之一。
1988年2月9日，温州金城典当服务商行开业。这是1949年后中国最早的两家典当行之一。该行以股份合作制形式，由集体、银行、个人三方面投资入股。集体股金占68。75％，私人股金占31。25％。温州市的典当行，曾一度发展到14家。
温州经济的发展和地下金融机构的出现，使长期受传统金融体制束缚的银行、信用社陷入重重困境：一方面信贷力量无法满足大规模商品生产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民间借贷空前活跃，融资渠道不断增多，而银行、信用社受制于不合理的利率体制和结算方式。1980年，温州市有83％的信用社亏损。
1980年10月1日，温州苍南县金乡镇信用社率先突破全国统一的固定利率，参照信用社历史上最高的利率水平，根据当地资金供求情况、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农村民间利率水平、物价上升幅度和存贷合理利差等因素，实行利率浮动改革。将一年期存款利率由月息4。5‰上浮为10‰，贷款利率由月息6‰上浮为15‰，结果不到三个月，该社就扭转前26年的亏损局面。
到1986年，温州全市有88％的农村信用社实行浮动利率。
1987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温州市为全国唯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五：胆大包天包海
有一句话形容温州人敢为天下先：胆大包天。
这“包天”者乃王均瑶。1991年春节前夕，在外已经闯荡十年的苍南小伙王均瑶和一帮在长沙做生意的同乡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回家过年的事情。想想回家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人提议何不包辆客车直回温州。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包”字，触动了王均瑶的灵感。包飞机岂不更能提高生意人的效率。说干就干。在王均瑶的努力下，民航有关部门同意试试看。1991年7月28日，一架满载温州客商的“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起飞平稳降落在温州机场，标志着中国首条私营包机航线开通。1992年4月，王均瑶创办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此后，他共承包了国内38条航线。
1995年，均瑶集团成立。
2002年8月18日，均瑶集团参股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这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时年35岁的王均瑶因此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
2003年，有关部门批准均瑶集团购买宜昌机场，这是中国首次批准民营企业购买机场。均瑶集团将投资6亿元，用于购买和重新改造宜昌机场，并将与三峡旅游部门合作，积极开发三峡坝区的旅游资源。
温州人不仅敢包天，还敢包江河、包大海。
1995年10月，位于温州平阳的雨田集团董事长章烈成投资5800万元，成立南麂岛开发有限公司，买下南麂岛1750亩土地使用权和10098亩海域的开发使用权，写下了进军大海的新篇章，成为中国“包海”第一人。
1998年下半年，永嘉县农业局发出《楠溪江渔业经营权公开招标》公告：永嘉县沙头镇以上，海拔200米以下的楠溪江渔业水域将向全社会公开招标。９月18日，季展敏等人经过数轮激烈拼杀后，以518万元夺得了楠溪江12年的渔业承包权。此后，承包者成立了楠溪江渔业资源开发有限公司，并聘请专家制定了公司开发经营的总体规划，斥资40余万元，在江中陆续投放了６万只蟹苗、50万尾红田鱼苗、13万尾香鱼苗及数千只甲鱼苗。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六：创造股份合作
股份合作经济，在东方的本本上找不到，在西方的本本上也找不到；在中国的历史上没见过，在外国的历史上也没见过。如果说温州发展个体经济是个突破，那么温州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则是个创造。
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伴随着家庭工业的发展，温州农村也同时出现了股份合作经济的初期形式，当时称之为股份性合作企业。当时，温州农委的同志曾撰写了一篇调查材料，并在有关杂志上发表。这是全国第一份关于股份合作经济的调查材料。
为什么称是股份合作制。原温州市委副秘书长宋文光这么解释：“其投资形式都按协议商定的份额，以股金投入为主的形式自愿组合，而投资主体则是从土地分离出来从事商品经济的农民，入股后都是直接参加本企业的职工，既是资本的联合，又是劳动的联合。这类企业既不是规范的现代股份制，又不是传统的合作制，但具有两者合理的内涵。”
温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的前身——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是温州市第一家实行规范化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也是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的诞生地。
1985年，任该公司董事长兼厂长的吴祖宗还在桥墩卫生院当一个本份的牙医。一天，几个做啤酒批发生意的朋友找上了吴祖宗。他们决定利用当地丰富优质的泉水，创办一家投资35万元的啤酒厂。因为没有国家投资的可能和向银行贷款的希望，他们来找吴祖宗参股。在大家的劝说之下，吴祖宗答应参股。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不懂技术但心细的吴祖宗被推举为厂长。为解决资金问题，吴祖宗以5000元一股，广招股东，筹集了四十来万资金。按照当时人们的观念，办厂总得找家挂靠单位。可是这么一家股份合作企业却没有人敢收。这国营不国营，集体不集体，个体不个体的单位，算什么性质呢。最后，工商局开了半扇门，给办了张临时营业执照。没有靠山，反而成就了小小了啤酒厂。他们推行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离，正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厂长权利和业务的做法，成了中国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的典范。
1990年2月，农业部颁发《农民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其蓝本就是这家企业的《章程》。
1987年11月7日，旨在积极引导、加强管理、扶持其健康发展的《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公布于众。这是全国第一份关于股份制企业比较系统的地方行政性的规定，标志着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一般的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以地方行政性规定，赋予它合法的经济地位。
温州瓯海区沙城中心卫生院，是一个仅有31人的小小乡村卫生院。1988年3月，在全国率先进行股份合作制改造，镇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投资形成的资产为国家股，卫生院历年结余提留的资产为集体股，同时吸收职工私人投资为个人股。这种做法为卫生事业的改革创造了新机制。沙城中心卫生院也因此成为全国乡镇卫生院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成功典范。
1988年9月，《国际科技经济社会研究》杂志发表温州市委书记的署名文章——《企业股份化——温州经济发展的新态势》，其后论文还被多家权威性杂志刊登，并被《新华文摘》全文收载。这是全国第一篇股份合作经济论文。
1991年7月，全国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研讨会在温州召开，参加的有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办负责人，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全国22个农村改革试验区负责人。这是全国首个股份合作企业研讨会，是对温州人民的创造的一个公开肯定和支持。
1996年8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全国首家全部由15家股份合作制公司发起组建的浙江长江电气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公司股本总额2130万元，每股面值1元，全部为记名式法人股，15家企业中所占股本不等，最高的占35。2％，最少的占1。4％。这标志着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始告别“家族时代”，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它为中小企业如何走向联合发展之路提供了实践经验。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七：农民敢告政府
人们或许对1988年发生在温州苍南县艚镇的首例“民告官”案件依然记忆犹新。
1988年8月25日，苍南县灵溪镇成了众人关注的地方，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新闻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制日报社等26家新闻单位的44名记者汇聚于此。这是因为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新中国首例“农民告县长案”。
1987年7月，苍南县艚镇包郑照建在原住房东首堤坝上的一幢三间三层混凝土砖木结构楼房，被苍南县人民政府强行拆除了。包郑照和家人经过痛苦的思索，决定与自己的父母官对簿公堂，决个输赢。于是他走上了漫长又艰难的诉讼道路，以“苍南县人民政府强行拆房的行为是完全违法”为由，把县政府告上了温州市中级法院的法庭，诉请赔偿损失。
温州市中院经审理认为，包在堤坝上填河建房是违章建筑，影响行洪排洪，危害闸坝的安全。苍南县人民政府为了确保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多次教育原告并限期自行拆除无效后，强行拆除原告违章建造的部分房屋，是合法的，正确的。原告诉请赔偿损失，显属无理。于是作出了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判决。
判决后，包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歪曲事实”，“适用法律不当”和“一审有违法之处”等为由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省高院经审理后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包郑照的这场官司最后虽然没有取得胜诉。但此案留给人们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案件的本身。
1999年，温州瓯海一个叫寮东的地方也频繁上了中国各大媒体的头条。
这一年的5月24日，寮东村民罢免了他们的村主任。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首例“村民罢免村主任”事件。
在村民开始投票表决前，受村民委托的吴锡铭在村民大会上宣读了罢免理由。他说，潘洪聪在1996当选后，没有依法经营管理村级集体资产，利用职权侵占农民合法权益，使集体资产大量流失，财务管理失控，各项事业停滞发展。潘洪聪在大会上说：“村民提出要求罢免我的职务，这是村民的合法权利，我表示理解。”他同时针对村民的罢免理由逐项进行了申辩。
这次为罢免村委会主任而举行的村民大会，是在瓯海区人大、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和梧埏镇领导组成的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由村委会成员组织主持的。
寮东村共有1351名有选举权的村民，在5月24日举行的村民大会上，领取罢免村委会主任选票的村民有1295人，最后收回的选票有1241张，其中1122票赞成罢免现任村委会主任，94票反对，17票弃权，还有8张废票。
2000年夏天，温州又爆出“全国第一”新闻。永嘉县瓯北镇梅园村中村自然村与开洋村为饮用溪水问题引发纠纷。由于永嘉县政府未作出裁定，中村部分村民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县政府“不作为”。
1996年春节期间，相邻的开洋村在中村水源的上游另建堤坝，安装水管，把水源全部引向开洋村，完全截断了中村自来水。两村就此引发了纠纷。
中村村民曾向县政府提出要求解决，县政府也主持过协调，由于两村意见分歧较大，最终未作出裁定。1998年11月18日，中村部分村民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依法处理。县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应由行政部门依法作出处理”。继而，原告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为不使水事纠纷事态扩大，1999年12月1日，原告向县人民政府呈上一份“处理水事纠纷请求书”。
原告认为，依法处理两村的水纠纷，是县政府的法定职责。但县政府未依法履行职责，导致两村发生了多次矛盾。起诉县政府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00年8月10日，温州市中级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作出一审判决：永嘉县人民政府对水事纠纷负有处理的法定职责，县政府不履行此职责，对两村的水事纠纷不作处理是违法的。中村百余村民要求县政府履行其职责，于法有据，应予以支持。责成永嘉县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两月内，对原告和开洋村的水事纠纷作出处理。
但永嘉县政府不服，提出了上诉。最后省高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第三章 风流温州风流者八：自费建设城市
温州历来交通极不发达，只有水路一条。温州话的“水”和“死”同音。所以，“温州死路一条”这句话曾经很流行。但是温州人却靠蚂蚁搬家的精神，把全国各地的原料运进来，再加工成价廉物美的小商品运出去。还有一句流行语是：“汽车颠，温州到。”可以说，交通成为制约温州发展的瓶颈。温州人盼望阳关大道。
但温州的铁路和机场都不在国家计划之内。
1987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横下一条心：市机关三年不买小汽车，不建干部宿舍，“砸锅卖铁”、“勒紧裤带”、自筹地方资金，也要建造全国第一个地方投资为主的机场。
可一预算，总投资需要1。32亿元。这笔钱，对当时财政还处于严重赤字的温州市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1989年，当国务院和国家计委还在考虑该不该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