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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电机和各种日用电器的产品，也都分别扩大到五万台。三个5万台，共是15万台。
他分析了厂里各种条件，认为完全有可能完成。他对于省内、国内和国外一些同类产品情况是那么熟悉，使我这个外行简直像是上了一堂电机知识和微电机生产的专业课。我暗暗佩服树成同志的眼力；同时也为这个工厂有了这样得力的领导人感到庆幸。趁他领着我们参观工厂的机会，我约他到地委招待所再仔细谈谈。
下午4点钟，他骑着自行车来到许昌地委招待所。这时我才注意到，他还有着腼腆拘谨的一面。他坐在我的对面，与其说是一个工厂的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性格内向的姑娘。当我向他提出：当了厂长之后，遇到过哪些困难时，他竟然很久没有回答我，只是低着头喝水。过了许久，他才抬起头来说道：“困难，很困难！”
我连忙问：“困难在哪里？”
他回答：“困难就在于：现在工厂的一切，都还是党委说了算，而多数党委成员偏偏不懂生产。管生产的厂长没有权领导生产，这就够困难了；再加上，我还不是党员，比别的厂长也就更困难些！”
稍稍停了一会，他又把肚子里要说的话，全倒了出来。他说：“我是和这个厂一道摸爬滚打过来的。我和同志们关系都还不错。现在产品对路，上级又很支持，我曾以为当了厂长，不会有很大困难。谁知，一当厂长，各种关系全不同了。从前我只是提点建议，上面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办。现在我却要自己决定问题，可是我偏偏又什么也很难决定。有一次，我有个紧急任务去向车间主任布置工作，车间主任说：‘你去同指导员谈一下，我得听他的，因为指导员是支部书记。支部书记才是第一把手。’我知道他很为难，只好又去找指导员。指导员说：‘好吧，我们支部先研究一下。’支部要开会，我不是党员，当然得离开。可是，事情又很急，支部那天偏偏又没功夫研究了。一拖就好几天。我只得再去找厂党总支书记。总支书记说：‘嗯，这事情是得抓紧办。不过，还得在总支里讨论讨论。’我当然更无权参加总支委员会，只好继续等下去。就这样，等来等去，许多该办的事，都这么等过去了。我这个厂长，没有人权，没有财权，连生产指挥权都没有，想当好就困难了。有时我也想过要打退堂鼓，可又觉得：那样未免太辜负党的培养！”
我又问他：“你写过入党申请吗？”
“写过，写过三次。总支有人告诉我，还得考验考验。”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怕我误会，又连忙补充，“我绝不是想伸手要党票。考验考验，我是完全同意的。党委领导，我坚决拥护。可是不是一定要把具体生产也管得那么死？我逐渐有些怀疑。我的肩上有了担子，实在想把生产搞上去。再说，我也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工厂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才好，只是答应他：一定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树成同志。他听了反而劝我道：“不要麻烦他了。这类问题，他也解决不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懂行的，没有权；有权的，不懂行。不懂还不要紧，偏偏又不愿好好学习。说多了，弄不好就变成要摆脱党的领导。现在厂里已经有人放风，说我和另一个厂长在架空总支了。有时我也很苦闷，难免急躁一点。这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上面再来过问一下，我的困难还要加大。上个星期，有位平素和我关系还不错的在市里工作的党员同志，就专门到我家里，关照我的爱人说：‘告诉绍鼎，不要管事太多，不能陷得太深。和他再好的人，也会在背地捣他。不要忘记：共产党是不会不搞运动的！’”
我听到这里，忍不住扔下笔，猛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这是什么话！”
他苦笑了笑：“这样想的人，不是他一个。他能够说出来，还算是好的。他也许还觉得是对我的一片好心，可我实在替这样的党员同志难过！替党难过！党叫我们搞‘四化’，要把国家搞上去，他是个党员，偏偏还在私下里扯党的后腿！我也见过很多好党员。正因为这样，我倒更想入党了。我相信：党在真心实意地领着我们搞‘四化’，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瞎折腾。我们这个国家折腾不起了啊！党想搞‘四化’，多一点愿意搞‘四化’的人进到党里，搞起‘四化’来就容易得多。我在大学里学过俄语，也学过英语，可以直接看点外国资料，有时看了真替我们的国家着急！”
他动了感情，后来的话说得很低、很慢，可我却觉得一句比一句更响、更重、更急，一句句都敲打在我的心上！
那天，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夜里11点多。我送他出门后，他推着车子，我们两人又并肩在马路上走了一会。许昌的夏夜，是寂静而又喧闹的。多年不见的夜市又恢复了。卖元宵、馄饨的，卖卤鸡、卤肉的，卖西瓜、香瓜的，卖油条、辣糊汤的，见有人来，都忙着兜售生意。马路两旁坐在树荫下乘凉、打扑克、下棋的人，还没有散去。暑热虽然尚未完全消退，毕竟已经大大减弱，一阵阵清凉的夜风吹过来，使人感到很是舒适。我问他：“你爱人现在的情绪怎样？”
他呐呐地说：“嗯，还算好。”
我又问：“家里几口人？住几间房子？”
他回答：“七口。父亲过去是个营业员，已经退休了；三个孩子都在上学，母亲在家做家务，没什么拖累。住了两间房子，是我爱人医院的。不算宽敞，可比起有些同志，也算很好了。”
我们两人好像已经成了朋友。我突然心头一动，告诉他：我想在第二天晚上，去看望一下他的爱人、父母和孩子。
三、一位童工出身的市委书记
第二天晚上，我在张绍鼎同志家里，又认识了一位令我久久难以忘怀的同志。他就是许昌市委的工业书记——徐庆耀。
我和老徐其实已经见过几面。一开始，他就给了我较好的印象。他约有五十上下，虽然已经稍稍发胖，看上去却还结实精干。我们到许昌市的工厂参观，都是他奔前奔后的张罗安排。可是，真正说得上对他有所认识，还是在这天晚上。
许昌和漯河是许昌地区所属的两个直辖市，干部配备相当于一个县。我第一次见到徐庆耀同志后，有次和许昌地委的经委副主任刘天然同志闲谈，他说：“你真该去同老徐谈谈，他是个写家！”
我心想：老徐准是在地委或者县委机关当过秘书的，起草过不少总结和报告，在干部中有点名气。
以后又有人向我说：“老徐这个写家，写过几个剧本哩。文化革命中，因为他和田汉是朋友，可没少挨斗！”
我又想：原来他还是个真正的文化人，现在改行当了工业书记。可是，他怎么会和田汉同志是朋友呢？田汉的朋友，年纪少说也该有六十左右了啊！
我问到他的顶头上司：地委工业书记、副专员赵宏亮同志。老赵说：“他是写过几个剧本，还写过一些诗，可并不能算是个文化人。他是个烟厂童工出身的干部，文化不高，喜欢写写画画，算是业余爱好。过去到北京开会时，见过田汉同志，人家就说他是田汉的朋友。他是去年才从漯河市调来的，在漯河当过工会主席、副市长、工业书记。这个同志是很不错，你要有空，可以同他谈谈。”
遵照老赵同志的意见，一天上午，我和老徐在一起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他向我介绍了许昌市的工业情况，讲了一些工厂和一些人，还特地介绍了张绍鼎和柠檬酸厂的一位从技术员提升为副厂长的尚文科同志。可是，关于他自己，却没有谈什么。我急了，问他：“听说你写过剧本，是吗？”
“是呀，我写过。”他笑了，“那算啥剧本！我写的影响较大的一个剧本，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那年我领着修土铁路，就写了个《金鸡高唱凤凰飞》，还挺闹哄了一阵子。现在回头看，已经没啥意思了！”
“你不是也写过诗么？现在还写不写？”我又问。
“还写。其实，那都是些顺口溜。你要听，我就给你念一段。”他一点儿也没有推辞，就随口念了他在源河工作时写过的一段顺口溜。漯河市有个省水利厅在那里办的水泥预制品厂，占了市里好几百亩地，建厂资金、材料有不少也是市里出的，可就是不归市里领导。从60年代开始，搞了十几年还没搞上去。建筑工地糟蹋得不成样子。市里想把这个厂接过来，省里又总是有人阻拦。他就写了这段顺口溜，在省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当众念了出来：
水利厅，预制厂，
一图大，二求洋，
工厂变成北大荒。
满院是杂草，
蒿子窜过墙。
兔子把窝抱，
乱窜乱跳黄鼠狼。
乌鸦更舒服，
塔吊顶上盖新房。
新修小铁路，
七年推两趟。
几百亩好地不能种，
为国家少打多少粮？！
这么一来，还真起了作用，在参加会议的人中引起了公愤。又经过一番交涉，总算把那个厂划给了市里。后来那个厂办得还很不错。
这段顺口溜的内容使我又气又想笑。老徐自己却先笑了：“你看，这就是我写的诗！”
我们俩谈得很融洽，本来还想再谈下去，有人来找他，谈话就中断了。我同张绍鼎约好要去他家看看的那天，老徐正好来向树成同志汇报工作。我把自己的想法同他说了。他一听就说：“好。我也正想去找他和他爱人聊聊呢。我陪你一道去。”
傍晚，他坐了辆北京吉普来。我说：“我们是私人访问，还用得着派车？”司机代他作了回答：“足有好几里路。老徐晚上回来还有工作，还是坐车去好。”
车上，我向他谈到张绍鼎的苦闷。他说：“我已经知道了。今晚就想同他谈这些问题。他的入党问题，也正在做工作。不久就会解决。这个同志早该入党了，可就是还有人在卡他。现在还有人觉得：知识分子入党，要更加严格些，怕他们入了党不好领导。也有人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算是正牌的领导阶级，是后娘带来的。当干部管管生产还凑合；要入党，可不能那么容易！”
这话从一个童工出身的领导干部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挺新鲜。就又问他：你自己什么时候入的党？什么时候当的干部？他回答说：“漯河解放没多久就入了党；当副市长是1954年。”
说话间，已经来到张绍鼎家外面。张绍鼎正站在马路旁等着我们。这是一个大杂院。进到张绍鼎家，还要穿过好几个曲曲弯弯的过道。过道两旁挤得房檐挨着房檐。天上没有星，过道没有灯，张绍鼎领着我们摸索着走进他家，一家人正围坐屋里吃晚饭，见我们去了，连忙收拾碗筷，把我们让进里间。
这是多年的老房子，虽然旧些，却很宽敞。面积也不算小，每间有十几平方米。可是，要在这两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安排下老少三代七口人，倒也还是要多少费点周折。两个小的喜欢跟着爷爷奶奶住，只好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女儿在他们夫妇的床边搭个小床。这么大的女儿，还要住在这对年纪不到四十的中年夫妇的床前，我觉得未免太不方便。我笑着将了老徐一军：“老徐！你这个书记，可得关心关心绍鼎这个知识分子的房子了，能给他解决半间也是好的。”老徐好像没听见，把话很快岔了开去。
这是我在认识老徐的短短几天里，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对他感到不快。我心想：“你也是个耍嘴皮的。知识分子长，知识分子短，一到来真格的，你连什么问题也不帮助解决！”
不料，我的话音先遭到张绍鼎爱人田德荣的反对。她说：“没啥，没啥。听说老徐家也是七口人，住的房子还抵不上俺家的宽敞。”
我正犹疑间，送老徐和我来的司机开腔了：“你不信？真的。老徐家还住在漯河，没搬来。上月我送他和绍鼎去漯河办事，到他家去过。两间扒扒屋，又矮又小，我怕进去转不过身，只在门外站着，等老徐出来后，就开车送他们回来了。”
难道真是这样？我转念一想：也有可能。这些年干部们受过的罪还少吗？说不定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人强占去了，到现在还没能退回来。我便又问：“老徐，你那房子住了几年了？”
老徐笑笑：“住了二十几年。嘿，提那干啥？那旁边有好多都是烟厂工人，我是从烟厂出来的，人家能住，我有啥不能住？那房子我住惯了，还舍不得同人换咧！倒是绍鼎的房子，是得想办法解决。他是个工程师，晚上总得看点、画点什么。这屋里，就一张大桌，到晚上他还得同妮和小子抢桌子！”
他说得那么坦然、俏皮，把我们都弄笑了。我又一想，他住在那房子里的二十几年，正是他在漂河从副市长做到市委工业书记的二十几年。漯河是十几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有个市长、市委书记，竟在那种房子里住了二十几年！
这时，老徐已经同田德荣拉起家常来：“德荣，我听说有人来给你和绍鼎施加了点压力？”
田德荣长得挺秀气，挺文静，说起话来却很厉害：“啊，你也听说了。老徐，我正想找你给绍鼎换个工作呢。他害过肝炎病，最怕生气！再说，他也受不住这么个累法。天天都是黑更半夜才回家。我也同绍鼎说了，要他在家休息休息，可他就是不听。他再这样下去，将来挂牌子游街，我可不跟着他去陪罪！”
老徐说：“中！他挂牌子游街，我去陪着。我在这方面有经验。这些年，挂过牌子游过街的，不一定全是好人好干部；可是，好干部却很少没游过街挂过牌子。绍鼎年轻，没捞住这机会，真能试试，倒也不错，威风着哩！”
空气渐渐活跃起来。老徐大谈起妇女在“四化”中的作用来。他说：“前些时候，我常对一些同志讲：开劳模会，要把劳模的爱人也请来，发戏票要发两张，出去疗养，也应该请他爱人陪着去。当一个劳模和一个好干部的爱人，实在不容易。又受累，又受气，劳模挨斗她还要陪着挨斗。吃黄连有她，吃白糖时不能忘了她。劳模们自己也得有点自觉性，工作忙回家少，到家时就得多陪点小心。见不到你这个人，总得听到你几句顺心话呀。我是直到前几年被关起来时，才算有点良心发现。我对孩子们说：‘我谁都对得起，就是对不起你妈。我和她结婚三十多年，没陪她看过电影、逛过马路。她要工作，又要生儿育女，不比我少累。我忙时，她见不着我，这会我闲了，关起来没人找了，她还要来给我送‘官饭’。你们可都得对她好一点！’这些话，我没给老伴说。可是，没多久她就全知道了。她对我可好了！”
老徐还在说着，看来和他挺要好的司机，偏偏揭了他的底：“老徐，我看你爱人王群，现在还少不了对你有意见。上次你回家，只把工资交给她，在屋里坐了还不到十分钟，就跟我们一道走了。我还听说：你来许昌一年多，她来看你两次，你都没好好待承她！”
老徐解释道：“那是没法子。她第一次来，我不知道。等我开完会，已经是夜里一点了，她第二天一早就得走。第二次，我可是下决心要好好陪陪她的。半夜里发生一件大事，电厂负荷太大，要停几路电，停哪路不停哪路，配电所不敢当家，因为大家都向他们伸手要电呀！我只好亲自上阵，坐在那里指挥。等到想起王群还在宿舍等我，连忙赶回去，天已经大亮了。一进屋，她掂起东西正要走。我就帮她拿东西，送她上车站。一路上，王群不理我。我向她说：‘王群，我们这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可是有人比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少。’王群嘟着嘴说：‘还有谁？谁也没有你这么忙！’我说：‘有，年年有个七月六，天上牛郎会织女。一年只见一回面，也没闹过啥情绪！’王群被我逗得哭笑不得，气全消了。”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声，小屋里充满了欢乐。很难想象：这是市委书记在做家庭访问。田德荣也越来越开心，可还在埋怨张绍鼎：“绍鼎能像你这样就好了。往后，我也得让他跟你学着点，他当了厂长，愁得不轻，只知道埋头傻干生闷气！”
老徐顺着她的话头说：“我哪能和绍鼎比！绍鼎是个研究生。我呢，解放前一个大字不识。想偷着学点文化，挨了老板一巴掌，‘哼，你还想当博士？’解放后，我当工会主席，第一次主持会议，总共才四句话，我请人家写在纸上，背了五六遍，到时候还没念好，气得回家哭了一场。这才狠下心来进夜校学文化。我当了副市长，有次上夜校迟到三分钟，站在门口立正喊：‘报告老师！’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