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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公说：“从前太平的时候，诸侯有两支军队，方伯有三军，天子有六军。世道混乱就会发生叛逆，王恩枯竭后诸侯就结盟、立誓，相互征伐。当政治力量势均力敌，无法一决高下的时候，争霸的双方才会招揽天下的英雄。所以说，得到人才国家就会兴盛，失去人才国家就会衰亡。那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下面我们看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例。
从前，齐桓公去见一个叫稷的小吏，一天去了三次也没有见到，侍从阻止他，桓公说：“有才能的人轻视爵位、俸禄，当然也要轻视他们的君王；君王如果轻视霸主，自然也会轻视有才能的人。即便稷敢轻视爵位和俸禄，我难道敢轻视霸主吗？”就这样，齐桓公去了五次才见到稷。
《尚书》上说：“能得到贤人并拜他为师的人，可以称王天下。”为什么这样说呢？齐宣王召见颜触时说：“颜触你到前面来。”不料颜触也针锋相对地说：“大王你到前面来。”颜触到前面去表明他是为权势，齐宣王到前面去则说明他礼贤下士。宣王一见颜触对自己持如此的态度，就变了脸，说：“是君王尊贵呢，还是士人尊贵？”颜触说：“从前秦国攻打齐国的时候，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有谁敢去柳下季的坟墓五十步之内打柴、采摘的，一律处死，不予赦免。并且还下过一道命令：有能得到齐王人头的，封他为万户侯，赏赐黄金二万两。由此看来，活着的大王的人头，还不如一个死士的坟墓。”宣王于是被说服，拜颜触为师。
当时，宣王身边的人说：“我们大王拥有千乘之地，千斤之钟，四面八方，没有敢不服从的。现在名声高的士人也只是普通百姓，每天步行到地里去干活；等而次之的则住在边远偏僻的地方，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士人的低贱，真是到了极点啦！你还傲慢什么？”
颜触说：“从前禹的时候，有诸侯万国。舜是从一个农民发展起来，成为天子的。到了汤的时候，诸侯只有三千。而到如今，南面称王的还传不到四代。这难道不是由于不重视士人造成的吗？诸侯渐渐地被杀戮，消灭，等到国破家亡之时，就是想做闾里、巷口的看门人，也不可能了。《易经》上不是说过，有些人‘身居高位而不具有相应的德才吗？’所以，帝王不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喜欢弄虚作假、标榜虚名的，国家会日益衰弱；没有德操却祈望享福的，必然会遭到穷困窘迫的下场；没有功劳却享受俸禄的人必然要受侮辱、遭受灾殃。所以说，好大喜功，必不能建功立业；夸夸其谈而无实际行动的人，终究不能实现其理想。这都是爱虚名、好浮夸而无治国爱民的实际行动的人必然会有的下场。所以尧有九个帮手，舜有七个诤友，禹有五个丞相，汤有三个辅佐。自古至今，得不到贤德之士的辅佐而能建功立业的人，从未有过。因此，君王不应以经常向人求教为耻辱，不应以向别人学习为惭愧，只有将自己的姿态放低，才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老子说：“纵然尊贵，必须以卑贱为根本；纵然高峻，必须以低下为基础。所以，君王、诸侯要自称‘孤’、‘寡’、‘不谷’。所谓‘孤、寡’，就是卑贱的意思，而君王们用以自称，难道这不是在表示他们谦居人下并尊重士人吗？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周成王任用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称他们为明主，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贤士的可贵啊！”
俗语说：“沐浴不一定要去江海中，只要能去污就行；马不一定非要骐骥，只是它善跑就行；用人无须他多么贤德，只要他懂得道就行；娶妻不必出身高贵，只要她贞节就行。”为什么这么说呢？淳于髡对齐宣王说：“从前的人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从前的人喜欢美味，大王也喜欢美味；从前的人喜欢美女，大王也喜欢美女；从前的人喜欢士人，大王却偏不喜欢。”
齐宣王说：“国家没有士人啊，如果有，我就会喜欢他们。”
淳于髡说：“从前有骅骝、骐骥，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的马中挑选好马，这说明大王是喜欢马的；从前的人好吃豹子、大象的胎盘，现在没有，大王从众多美味中挑选佳肴，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味的；从前有毛嫱、西施，现在没有，大王就从众多美女中挑选丽人，这说明大王是喜欢美女的。大王一定要等尧舜禹汤时的贤士出现，才去爱惜，那么尧舜禹汤的贤士也就不会喜欢大王了。”
鲁仲连对孟尝君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孟尝君说：“那是因为我没有得到人才的缘故。”鲁仲连说：“你马厩中有上百匹好马，没有一匹不是不身披绣衣、吃精料的，难道都是千里驹？后宫中的十个妃子，没有不身穿绫罗绸缎，吃美味佳肴的，难道其中有毛嫱、西施？美女、骏马要用现在的，而人才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代的呢？所以说，你说你重视人才，其实不是。”
张敞在《与朱邑书》中说：“对饥人来说，糟糠都是美味；对饱人来说，美味都让人厌食，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有’还是‘没有’。从前陈平虽然很贤德，有才能，但必须通过魏无知才能进入朝廷；韩信虽然有奇才，但必须在投靠萧何后才会被信任。所以，每个有才能的人想要发达，都有个时机问题。如果等有像伊尹、吕望一样的人来推荐你所需要的人才，那么这些人才就无须通过你进身了。”
《淮南子》说：“等有腰袅、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那世上就没车可乘；等有西施、洛神这样的美女才纳妃，那终身别想成家。只有不等古时的英才出现而能获取的人，才会凭借现有的人才去使用他们。”俗语说：“美玉做的船和桨，没有渡江的功用；金玉成的弓弦，没有发射箭矢的功能。因此，光是清高而不干实事的人，不是拨乱匡时的人才。温文尔雅而无治理才能的人，不是诚信、聪慧的辅佐。”何以见得？魏无知把陈平推荐给汉王刘邦，汉王任用了陈平。周勃和灌婴说：“陈平和他嫂子私通，还接受过贿赂。”汉王责备魏无知，魏无知回答说：“我所说的是才能；陛下你听说的是品行。现在即便有如尾生一样坚守信约的好人，却对胜负的命运一无所益，陛下能靠这样的人打江山吗？现在楚汉相争，我举荐人，只考虑到他的计谋是否确实对国家有好处而已。陈平与嫂子私通，接受贿赂，这是事实，但我们又何必因此而怀疑他的才能呢？”汉王说：“说得好。”
黄石公说：“品行高洁的人，不能用爵位、俸禄打动；坚守节操的人，不能用刑罚逼迫。招引品行高洁的人，要以礼相待；招引坚守节操的人，要能有助于实现他的理想。”为什么呢？郭隗劝燕昭王纳贤的例子就是明证。
郭隗说：“为帝王者与老师相处，为君主者与朋友相处，称霸者与臣子相处，亡国者与仆役相处。曲意顺从，虚心求教，才能百倍于自己的人才都会前来；求贤不持久，求教没恒心，就只会得到才能十倍于自己的人才；人家主动前来，自己才去迎接，那只能得到才能与自己相仿的人；颐指气使，只能得到奴仆，而暴戾恣睢，怒吼喝叫，那就只能得到奴才了。”
黄石公说：“士人所依附的是礼义，为之而死的是赏赐。把礼义和赏赐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你所需要的人才就会到来。”为什么这样说呢？魏文侯的太子向田子方行礼，田子方不还礼，太子很不高兴，对田子方说：“不知道是贫贱的人傲慢呢，还是高贵的人傲慢？”田子方说：“当然是贫贱的人傲慢啦！高贵的人怎敢傲慢？在高位者傲慢就会失去国家，大夫傲慢就会葬送封地，贫贱的人却没什么可丢失的。不顺心了穿上鞋就走，没什么可留恋的，到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贫贱？”
《论语》中说：“眼力一样的人才能看见同样的东西，听力一样的人才能听见同样的声音。同心同德的人才会相亲相爱。声音的频率相同，即使在不同的地方也会互相呼应。”韩非子说：“志趣相同才会彼此欣赏，志趣不同就会互相排斥。”怎么才能证明这一点呢？
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你莫非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吗？为什么大家都不钦佩你呢？”
宋玉回答说：“鸟中有凤凰，鱼中有巨鲸。凤凰一飞，冲上九万里云霄，翱翔于清空之中，那笼中的鹌鹑怎能知道天有多高？鲸鱼早发昆仑，晚宿孟津，水沟里的小鱼，怎能知道海有多大？所以不单是鸟中有凤，鱼中有鲸，士人中也有与凤和鲸一样的人啊。圣人心志瑰伟，超然独处，世俗之人，又怎会了解我的所作所为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讨论这一问题：世间的善恶，是不容易了解的。如果不是聪慧之人，是分辨不出善与恶的界限的。为什么呢？文章被军人武夫耻笑，不一定就不好，但如果被扬雄、司马迁所耻笑，那才是真的不好呢！大臣被桀、纣否定，不一定真的愚蠢，必须要是被尧、舜否定，那样才算是真的愚蠢。世俗的毁谤与赞誉不值得相信。人们常说：夜里不出门，怎知有夜行人？姜太公说：“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人的老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能做一流的匠人。”
老子说：“凡夫俗子听到‘大道’时，就会哈哈大笑，如果他不大笑，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常人所嘲笑的，正是圣人所重视的。根据我们对古往今来的历史故事的考察，这是千真万确的。
《论语》中说：“拥有国家的君王，不能说全国没有深谋远虑的臣子，整个朝廷没有计策高明的士人，而完全在于君王能不能精明、审慎地发现人才。”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的汉高祖是英明的君主，他采纳陈恢的计谋，就攻下了南阳；不采用娄敬的计策，就被困于平城。广武君，是足智多谋的人，韩信采纳他的计策，就把燕、齐攻下了；陈余不用他的计策，泜水之战就失败了。由此看来，不能说事情成功的有出谋划策之士，失败的就没有深谋远虑之臣。虞公不采用宫之奇的意见，被晋所灭；仇由不听赤章的话，被智氏所灭。秦国老臣蹇叔的哭泣，不能挽救崤之战秦国的失败；赵括母亲的苦劝，也不能挽回长平之战赵国的惨败。这都是由于当权者听取意见时不明慎造成的。因此说，只要在高位者善听善察，天下的忠臣谋士遍地皆是。
从另一方面来看，天下如果没有灾难发生，有贤德的人也无处施展才能。老子说：“大道败坏，然后才有仁义产生；国家昏乱，然后才有忠臣出现。”《淮南子》说：“一个人在没有业绩的时候就想了解他的才能，只有尧对舜才能做到；功业建立之后才了解他的才能，这是市井之人了解舜的途径。”
由此可以推断，如果商朝没有鸣条打败夏桀一事，伊尹就只能是作为陪臣陪嫁到有莘国；如果周朝没有牧野之战的胜利，太公就只能是一个在渭水河畔钓鱼的人，那样他们怎么能在碑刻和史籍中留下名字，将其功勋记载在国家档案中呢？所以说，贤能与不贤能，是人的才能；能不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则是机遇。
黄石公说：“网罗英雄豪杰，敌国就会势穷力竭。英雄豪杰是国家的栋梁；有教养的国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得到栋梁之材和民众的拥载，国家的政策才会得以贯彻执行，人民群众也不会有怨言。”由此可知，知人然后才会明哲。对于帝王来说，这是最困难的事情。
有好制度才有优秀的人才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体制，才会有政治的清明。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
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天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与中原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所以说，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
周武王问鬻子（音yù，名熊，西周时有熊家族首领，其曾孙熊绎楚国始祖）：“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鬻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苛是基本方法。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苛，严苛不能像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的方法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苛的方法不如像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就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老子的学生尹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地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又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废除，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明朝的一些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制度的力量。
终明一朝，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在皇帝手中，设立内阁的作用只是作为皇帝的个人顾问，并且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明太祖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是想要做到集国家所有权力于一身，大到国家政事，小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要纳入皇帝的操控范围内。我们需要了解，在洪武和永乐两朝，这个严酷的制度对于整饬国家事务，是颇有效果的。但是，那样的高压政治毕竟不是国家统治的常态。
但是，到了仁宗、宣宗统治的时候，因为当时明朝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开始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那事必躬亲的无上权力开始逐渐萎缩。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而是符合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稳定之后的官员们的诉求，并不是因为皇帝昏庸、懒惰才导致的。在这一时期，明朝的文官体制开始逐渐成型。
在这种体制下，首先，明朝的官员敢于犯颜直谏，敢于用礼仪道德的大义束缚皇帝，以近代学者辜鸿铭所说的“道德宪法”来约束皇帝，对皇权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大的权力。至于皇帝，他不可能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执行政治决定，皇帝也确实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
到了弘治年间，文官体制更趋成熟，这种情况就已经是皇帝没有办法控制的了。皇帝虽然是国家统治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作主张了。比如说，明武宗正德皇帝想要南巡（其实就是想去富庶的江南玩一次），权力意识大增的大臣们全体表示反对，说那样太浪费了，而且会扰民。任性的正德皇帝也无可奈何。至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和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则更是明朝中后期历史的两大事件，对整个王朝统治的走势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制度的力量在官员们前仆后继的苦谏下显得巨大无比。此时，明朝的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行政权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大臣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苦于要不回自己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行政权力，只能逐渐退居深宫，避开大臣们来做最高的决议人。当然，这两个皇帝动辄十数年不上朝，则不是大臣们希望看到的事。不过，在这样的时期，整个国家名臣辈出，学术思想也空前繁荣。君王无能或者懒惰的时候，国家往往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