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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设置上，都能很好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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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云大师：我不喜欢佛教分门别派，又是分南传、北传，又是分藏传、汉传，又是分比丘、比丘尼，又是出家、在家，把佛教分割成这许多派别，力量就减少了。所以我最初到台湾宜兰弘法的时候，就立下“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的原则。
多年来，我在佛光山倡导融合，显密要融合，禅净要融合，南北传佛教要融合，在家出家要融合，由此，佛光山便成了八宗兼弘的道场。
长乐先生：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就是把道教、佛教和儒教的偶像供奉在一起，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释迦牟尼佛、孔子还有老子，他们先是共存于一个县，后来共存于一个山，最后被供奉在一个殿里面。我们将此称为“儒释道”的和谐统一。
星云大师：这就是中国文化伟大的地方。我童年是在寺庙的佛教学院受教育的，那个时候还没有道观学校，所以同学里就有来求学的小道士。他们先接受佛法的教育，然后再回去做道士。所以我童年时就知道，“儒释道”是不分的，同中有异，异中求同。
每一个宗教都有教主、教义、教徒。教义可以不同，你是有宗，他是空宗，你主张这个，他主张那个，但大家可以互相往来，彼此和谐包容。这就像大学里很多的科系共存，科系里面各个学生可以互相来往、互相学习。
长乐先生：即使是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科系，也会有不同风格的老师，不同的理论体系。应该说，任何一个精神领域的知识，都是需要反复熏陶，反复讲解，反复思考和印证的。佛教是如此，中国的哲学思想也是如此。
星云大师：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今，给我们的启示是：要用智慧去庄严一切，不要用我执、我见去分裂。
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长乐先生：当今世界如火如荼的信息整合，早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语世界中便已出现。当时，美国《时代周刊》设立了“朝着一个大英语世界媒体进发”的目标。它逐渐建立全球发行网，各地派驻特派员、记者，快速分享了全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美国的信息大网，为美国网住了全球“英语人”的心，也建立了一个媒体王国，为战后的“美国世纪”奠下重要的基础。
进入“信息就是财富，新闻就是权力”的时代，媒体的整合更是风起云涌。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统计：世界媒体的前5名——时代华纳、迪斯尼、索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年营业额最多的为（时代华纳）447。88亿美元，最少的（新闻集团）为238。59亿美元，其业务范围涉及电视、电影、有线电视、因特网、期刊、出版、报纸、体育、娱乐、电子游戏等14个大项。相比之下，华人媒体的规模、财力和人才都处在弱势地位，许多传媒人都意识到了整合扩大的必要。同时我们作为媒体人也应反思，怎样对国家人民的发展结果更好。正如大陆传媒学者展江所说：中国的媒体是喜鹊叫，外国的媒体是乌鸦嘴。
禅者眼中，万物皆美（2）
星云大师：
华人媒体的弱势，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弱势，大家经过反思，团结才能有力量。
长乐先生：《亚洲周刊》总编邱立本先生认为，目前全球华人紧密互动的暖流，也是信息传递的暖流。全球华人社会不再是割裂的信息板块，不再是彼此鸡犬不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的，由于亲情的密集交流以及商情的紧密联系，全球华人社会也是一个全球的信息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华商张先生参与收购了香港、北美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星洲日报》、《光明日报》、《明报》、《亚洲周刊》、《南洋商报》等中文媒体。张先生是这么说的：“在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没有强大的集团力量，中文传媒根本就无法跟其他同行竞争……”华人加大传媒的发声分贝，显示出不甘示弱的企图心。
整合、做大并不是垄断。垄断不仅限制了自身的活力，也会使全体华人媒体的活力受到影响。例如，香港只有香港无线、香港亚视两个电视台，其中香港无线是一家独大，通吃，跟“四大天王”等许多艺员都签了约，不允许他们在其他媒体上出现。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香港电视的发展。现在香港立法会提出，如果这种电视管理方法持续下去，所谓“东方好莱坞”的地位想都不要想。
美国的电视业为什么发展那么迅速？因为美国很早就有规定，任何一个电视台自制的节目量不能超过12％，其他的88％要从社会上采集。这就扶持了媒体制作业，保证了鲜活、变化和多种观点并存。
意识形态是一道墙，佛教则是门窗
长乐先生：
《亚洲周刊》近期发表文章称：“当下，中国大陆经济学界、理论界关于反思改革的争论如火如荼。不过，从地方执政的高官到中央领导人，始终没有对这场争论直接表态。他们摒弃争论，绕过语言漩涡，超越政治标签，摆脱意识形态之争，着力解决具体民生问题。”文章认为，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表现出更大灵活性的具体表现。
超越意识形态是中国走向科学和成熟的标志。对于华人传媒，如果说意识形态是一道墙，那么墙上一定要有可以互相来往的门，有可以透气的窗。佛教可以是门，是窗。
星云大师：真正的佛教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因为所谓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为了方便分割而治所想出来的办法。梁启超说过，佛教的信仰，是正信而不是迷信，是兼善而不是独善，是住世而非厌世，是无量而非有限，是平等而非差别，是自力而非他力。
佛教因应时空背景变换与众生的不同需要，发展出各种不同内涵、形式、仪规的宗派。生活习俗、语言习惯完全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同的信仰和认知。在这个方面，国界不是问题，民族不是问题，意识形态更加不是问题。
长乐先生：这也是佛教“无我论”精神的现实验证吧。在中国历代文人看来，成佛即是成圣、即是做人的新境界。“不说过去未来，只说现在；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满街都是圣贤，处处无非佛地。”
对于华人媒体来说，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就标志着必须以华人利益为最高准则，对外，开展多边对话与合作；对内，则不能简单地以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相互尊重，不搞争论。台湾东森媒体集团主席王令麟曾表示：“有人说，华文媒体不可能成为主流媒体，我的理想是打破这个魔咒。”他的话让我感动，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念。
星云大师：华人媒体在传播正知正见的路上，艰辛、责任与辉煌都是一体的。
佛教有所谓的“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法不依人，就是行为处世不依靠那些无常生灭的人为现象，而是遵循永恒不变的真理；依义不依语，就是从本质的角度把握事物的内涵，而不是执著于矫情抬杠、文字游戏；依智不依识，就是以般若智慧作为人生行为的准则，而不用一般的俗知俗见障碍自己；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呢，就是秉持那些已经被生活、被历史证明了的真理，懂得辨别真伪，而不是盲目崇拜跟从。
佛陀当年定下如此“四依法”，现在看来，的确是用心良苦。只有依归正知正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才能探骊得珠，登堂入室。
长乐先生：在我们看来，超越意识形态，就是把新闻回归为新闻，坚守客观真实性，秉持中间立场，争取中间读者，树立起华人媒体的正面形象。
瞻礼佛指，让中国率先统一
星云大师：
2500多年前的佛陀，涅槃后化为舍利，直到现在，他慈悲智慧的生命一直在世间流传着。金银财宝，再大再多，你看了以后，顶多只是惊奇地“喔”一声；但是当你看到佛指舍利，可能就会跪下来顶礼，可能就会涕泪悲泣，或是充满法喜。这表示你不但看到了佛指的生命，也看到自己的本心。这时我们就会知道，佛陀的大威力一直都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长乐先生：当时您把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让其在台湾停留37天，大陆领导人做了很大的努力，也可以说是发了很大的佛心。佛指舍利请到台湾来以后，大师与之形影不离。“凤凰卫视”通过电视镜头将这个过程传播给了全球华人。人们赶到高雄来参加最后的送别，万人空巷。
星云大师：现场不下10万人。
长乐先生：大师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很多信众泪流满面。
星云大师：佛指舍利象征的是佛的总体，没有台湾、大陆之分。因此，我向大陆领导人要求恭请佛指舍利到台湾时，几乎台湾的政要、民间，一体恭敬。这个时候，海峡两岸虽是一海之隔，但是人民心意相通，血脉相连，可见中国人的亲情是分不开，割不断的。佛教最初从印度传播出来，传到中南半岛地区的，称为“南传佛教”；传到西藏地区的，名为“藏传佛教”；传至中国、韩国、日本等地的，则为“北传佛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又相继有各宗各派的成立，举凡禅宗、净土宗等。之后禅宗走进了寺庙，而净土宗则盛行于民间。但我觉得，这样的分类太偏颇了，人们所需要的应该是综合性的佛教。
我一向倡导融合，可以说佛光山就是佛教的一个大同世界。在佛光山男众学部里，有来自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26个国家的人；有黑人，也有白人；有藏传，也有南传的学僧。女众的佛学院里，有初中毕业的初级班，也有大学的硕士、博士班，我们都给予培育。我知道你们“凤凰”也是包容四海。
长乐先生：如同一个缩影。“凤凰”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来自两岸三地、五湖四海，有的是大陆背景，有的是台湾毕业，有的是香港本地员工，我们的主持人曾被称为“一群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人”。社会背景不同，甚至世界观都有差异。其中三十多位台湾籍主持人和记者，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本台并不一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同心协力维护华人的话语权，我们的职业道德高于个人的政治立场。融和的氛围使大家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凤凰”的管理层也是中西合璧，就像“凤凰”的名字和台标，借喻凤与凰的阴阳交融，宣示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整合。
星云大师：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是华人的世纪，所以华人应该首先宽大心胸，更加包容。用包容的方式敞开心胸，心胸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包容有多少，拥有就有多少。中国地大物博，心量要大，心大才能和大国的形象匹配起来。
长乐先生：大师这个开示非常精辟，我们有一句话叫“和谐世界，从心开始”。
文化冲突走向文化融合
长乐先生：
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叫“人对人是狼”。冲突论者说，同行、同事，都是你的对手。而文化与文化、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从本质上说，都是竞争关系。世界上只有黑白两种颜色，各自都在千方百计地想吃掉对方，并已下定了“不是鱼死，便是网破”的决心。
星云大师：我们在社会上，有朋友，也有敌人。不一定是战场上两军对阵，杀得你死我活，才叫敌人。商场有商场的敌人，同行有同行的冤家，利益有利益的对手。敌人，不是以消灭他为最高手段。在战场上，最高的战术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甚至对于凶狠顽固的敌人，能感化至对方认错，也就不必再置他于死地了。诸葛亮“七擒孟获”，一次又一次地释放，为的是“化敌为友”；齐桓公把敌对的管仲待如上宾，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还有，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病痛是自己的敌人，烦恼是自己的敌人。疾病虽是敌人，也要治疗它，甚至“与病为友”；烦恼虽是敌人，也要面对它，更要“转烦恼为菩提”。
长乐先生：现在西方文化在世界上所占据的阵地越来越大。有见地的西方学者也意识到这不利于人类的均衡发展。东方人也应看到这种差距的内因还在我们自身，要从制度上和方法上增加东方智慧及力量的比例。此外，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化虽有地域属性，受益者却是全人类。
星云大师：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偷袭珍珠港，虽然枪火大炮摧毁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但征服不了美国人。反而是现在，日本的TOYOTA汽车出口到美国，占领了几乎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征服了美国的交通、经济。不过美国人并不认为这样不好，因为商品总是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全世界的国家彼此都在互相观摩，互相吸收对方的文化。
长乐先生：其实美国的强势文化也有消解、共融的趋势，比如奥斯卡评出华语电影《卧虎藏龙》为最佳影片；姚明已成为NBA的主力，被中美两国民众所津津乐道。尊重、体谅与包容，是文化继续传承与交流的三弦琴，用这琴才能弹奏出全新的乐章。
星云大师：俗语说“有容乃大”，愈伟大的国家，愈有“泰山不辞土壤，大海不弃细流”的胸襟。我云游世界弘法多年，既希望推动佛教发展“国际化”，又一直倡导“本土化”，但是我说的“本土化”是奉献的、友好的、增加的，不是排斥的、否决的。我在五大洲建立寺庙，就是希望通过佛教，给当地人带来更充实的精神生活。
长乐先生：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多元化走势，正像各个大陆板块上孕育不同文明的水系：密西西比河、尼罗河、多瑙河、恒河、黄河，最终是百川归海，九九归一。同样，东西方文化终将融会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西方社会进步的路径，也将是殊途同归，长安罗马，大道相通。
七、管理
柔性管理 自觉管理 感动管理（1）
星云大师：
谈到世界和平，放眼当前社会，所以有诸多的纷争，不能和谐，都是由于人们不善于管理自己，尤其不懂得如何管理好自己的“心”；如果人人都能把“心”管理好，则促进社会和谐，不为难也。我以为，针对“和谐社会”这个主题，有几个管理的要点。
一是柔性的管理。过去西方一谈到“管理”，都是讲究“制度管理”，强调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有目标的企业管理；然而在佛教里，除了重视组织、制度，佛教尤其有一套另类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以慈悲、赞美、鼓励来代替制度与规矩的“柔性管理”。世间上刚硬的东西不一定坚固有力，有时柔软的东西反而有意想不到的穿透力。例如，滴水可以穿石、温火可以融冰；乃至人体上坚硬的牙齿易断，但柔软的舌头不死不烂。可见“刚”虽然不是绝对的不好，为人“刚直”有时也有其必要，但刚而锐的东西容易斫伤，所以佛教讲“从来硬弩弦先断，每见刚刀口易伤”，柔性反而能够持久。佛教指导人坐禅，目的就是要培养柔软心，心地柔软的人才容易跟人融和相处，心性慈悲柔和的人，往往能制服顽强于无形。
“以柔克刚”的原理不仅可以应用在人事管理上，其实现在海峡两岸虽因政治因素造成隔阂，但事实上两岸都是同文同种，有着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两岸一衣带水，国土实不容分裂。因此，两岸统一是时代的潮流，也是必然的趋势；未来在“一个中国”的统一大道上，应该立足在“爱”与“平等”的前提下，如胡锦涛主席说：“和平统一，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也就是彼此尊重、包容，透过柔性的沟通，如此才能化解僵局，才能和平统一。所以，和谐社会要讲究“管理”，但不是“强势”的管理，有时以“柔性”的攻势，更能发挥力用。
二是自觉的管理。自觉的管理，就是“心”的管理，也就是佛教的“自觉”与“自悟”。所谓“自觉”，就是自我要求、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发觉问题，继而要懂得自己解决问题。例如自觉自己说话不圆融、做事不周全；自觉自己经常对人过分要求，乃至对自己无法信守承诺等。因此，“自觉管理”就是举凡说话、做事，都要事先设想周全，不要事后懊悔，要时时觉得自己的形象重要，自己的品牌重要，所以要自我改进；尤其要“自觉”自己一生承受各种因缘的成就，故要感恩、发心，要懂得先“舍”才能“有”。
当初佛陀也是透过自觉才能成道，所以人生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需要父母的教导、老师的训诫、社会大众的帮助、长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