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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地点，这比较少见，但认真说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的，是他们为什么而死。
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下午四点到五点，离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彻底灭亡不到一千天，他们在慕尼黑斯塔德海姆（Ｓｔａｄｅｌｈｅｉｍ）的盖世太保监狱被处决，因为他们在慕尼黑大学散发反纳粹传单。与德国传统的严谨拖拉相反，纳粹法庭的效率惊人，２月１８日他们被捕，２２日审判，当天就执行了。
舒和兄妹如此年轻，他们并不想死，可奇怪的是他们却不怕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死。妹妹索菲在笑赴刑场时说：
“多么美丽的艳阳天啊！而我必须离开。可今天在战场上又有多少人要死去，那么多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如果我们的行动能唤醒千百万人民，那我们虽死何憾？”
在他们被处死之前，为了提高这次死刑的警示意义，纳粹“人道”地让父亲罗伯特、母亲玛格达莱娜和其他兄妹与他们见最后一面，妹妹英格·爱茜·舒和因此而有幸亲历这对英雄兄妹的最后一刻：
“先带过来的是汉斯。他身着囚服，但步履轻快，步容庄正，毫无惧色。他的面孔消瘦，好像刚刚经过一场大战。他亲切地弯腰越过隔离线和每个人握手。他说：‘我没有仇恨。我已经超越了一切仇恨。’
爸爸拥他入怀，说：‘你们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上天自有公理在。’
他嘱咐问候所有的朋友。当他最后说到一个姑娘的名字时，一滴眼泪出现在他的脸上。他隔着隔离线弯下腰来，不想让任何人看见自己的眼泪。然后他就走了，像来时一样镇静。
之后，一个女看守带来索菲。她穿着自己的衣服，镇静悠闲地走过来，腰杆像标枪一样笔直。没有任何地方能像监狱一样让你那么快地学会挺直腰板走路。她满脸洒满阳光微笑品尝着家里带来的甜食：‘谢谢。我还真没吃午饭呢。’
这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生命的非常肯定。
她也瘦多了，可妈妈注意到她皮肤娇嫩，容光焕发。
‘你再也回不了家了。’妈妈说。‘不过几十年而已，’她轻描淡写地说。然后她像汉斯一样加重了语气：‘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妈妈无法承受同时失去两个孩子之痛。可今天妈妈的勇敢和镇静让我们的担心显得多余。索菲明显放下了心。妈妈再次对她说：‘索菲，耶稣与你同在。’索菲坚定地、有点像下命令似地说：‘还有你，妈妈。’然后她也面带微笑，无畏无惧地走了。”
正式行刑之前，狱卒把索菲、汉斯和他们的同志克里斯蒂安·普罗普斯特（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ｒｏｂ…ｓｔ）安排到一起，他们共同抽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根烟。只不过几分钟而已，可这几分钟对他们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我从来没想到死有这么容易。”克里斯蒂安说，“再过一会儿咱们就能在永恒中再见了。”
然后他们便分赴刑场，索菲是第一个。她连眼皮都没眨。我们从来没想到这个姐姐这么勇敢。刽子手也说他从来没见过这样视死如归的死刑犯。
在行刑的一刹那，汉斯高喊一声：
“自由万岁！”
科学研究证明，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物种，其个体最大的恐惧就是死亡，因为个体死尽即意味着该物种的灭绝，所以人怕死，跟咱们肚子里的胆的大小其实毫无关系。关系在基因那儿。那么，要有怎样坚定的信念，才能让舒和兄妹超越这种植根于基因中的恐惧？
那是信仰。
舒和兄妹的信仰是：纳粹这样的暴政没有理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
他们对纳粹的憎恨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相反，他们都曾狂热地信仰过纳粹。汉斯１５岁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索菲１２岁时也加入了德意志少女联盟，他们热切地参加纳粹组织的一切活动，并因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而先后成为这两个组织的佼佼者。
你的所作所为就是你的命运。希特勒把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称为“叛徒”，并始终认为自己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背叛”。他到死都没有弄清楚，真正让这些早先的狂热追随者变成“叛徒”的并非别人，正是他自己。所以他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乃是他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命运。
１９４２年大学放假时，汉斯接到命令和同学一起去俄罗斯前线野战医院实习。出乎纳粹组织者意料的是，这三个月旨在坚定纳粹信念的实习却让汉斯有机会与战争零距离接触，前线横飞的血肉和冰冷的死亡让本来就对纳粹信念开始动摇的汉斯彻底认清了纳粹的实质。
回到德国，汉斯身边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抱着吉他弹唱俄罗斯与挪威民歌被禁；看史蒂芬·茨威格的小说《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Ｓｔｅｒｎｓｔｕｎｄｅｎ ｄｅｒ 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也被禁；一个敢于说真话的年轻老师莫名失踪；当然，还有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些事情像沼泽地的腐叶一层层堆积上来，让汉斯胸中块垒横陈，不吐不快。
１９４２年夏天，盟军大规模空袭科隆之后，亚历山大·施摩莱尔（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ｃｈｍｏｒｅｌｌ）和汉斯·舒和第一次散发了他们自己印刷的传单。传单的第二个主题是反抗纳粹暴政和争取个人自由。它的最后一个主题在纳粹统治的无边暗夜中弹响了振聋发聩的金属之音：沉默服从纳粹的德国人即是纳粹罪恶的胁从犯！
沉默的胁从犯。这是一个很重的罪名，然而在人类历史中却是一个常见而精当的罪名。
人类自从有社会那天起就有“主流民意”。猛人创造历史，少数服从多数。社会的主流是各色各样的猛人，代表多数的主流民意经常就是这些猛人的意识。主流民意的传染性超过非典，一旦降临必横扫千军如卷席。在铺天盖地的主流民意面前，真正能做到毛泽东所说的“反潮流！硬着头皮顶住！”的，屈指可数。
舒和兄妹，就是千百年来德国可屈的一个指头。１９４２年的德国，普通民众受戈培尔恬不知耻的法西斯宣传荼毒既深，很多人对纳粹教义奉若圭臬；剩下的虽然对纳粹教义未见得心仪，但德意志民族根深蒂固的“执行命令不是犯罪”的服从心理让他们宁愿在现实面前闭上眼睛。
舒和兄妹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敢于挑战这种怯懦的“主流民意”。在第二号传单中，他们向德国民众揭露了纳粹在波兰屠杀３０万波兰犹太人的暴行；在第四号传单中，他们写道：“我们不再沉默。你们不幸而有我们——你们的良心。白玫瑰定要教你们暗夜难眠！”
实际上汉斯和索菲既非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又非名满天下的博导，更非动动嘴皮子就来一百万的明星，他们不过是两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而已。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是理应铁肩担社会道义的民族精英，天下兴亡，干我甚事？努力念书，毕业弄个肥缺赶紧买车买房是正经，何必费心费力去反希特勒，功名利禄没指望不说，弄得不好盖世太保一来，肥美人生可就现场玩儿完了！以区区两个大学生与希特勒的纳粹战争机器对抗，不是以卵击石，又是什么？
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
正因为当时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希特勒才能横行天下，所以希特勒才能杀人如麻，所以希特勒才能先给犹太人，然后给德国人带来如此绝世灾难。
历史上所有的暴君都是被沉默胁从的人民惯出来的。所以对暴君的出现，每一个具体的“人民”都是有责任的。在总统搞个小蜜马上就要下台的国家，是没有暴君存在的社会基础的。有德国教授专门就此写过一篇文章，认为德国人连遭两次世界大战浩劫说到底是咎由自取，翻译成北京话，就是“活该！”翻译成四川话，就是“背时！”
舒和兄妹就不这么想。他们明知自己胜算寥寥，却依然奋勇出列，替天行道，做击石的那第一个鸡蛋。他们的精神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一位伟人息息相通，就是那个因皇帝临阵阳痿而改革失败、明明可以逃出生天却定要留下以头相祭的共和英雄：“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历来变法，必有流血。流血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这个在脑中如电光石火，出口即晴天霹雳的伟大名字！
这就是Ｚｉｖｉ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普通民众不畏威权反抗一切压迫的那种以卵击石、响遏行云的勇气。我把它翻译成“平民勇气”。
我在网上查到了索菲的照片。她是个娇小温柔的姑娘。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她，不是因为她的生日跟我一样都在５月９日，而是因为她如此典型地代表着Ｚｉｖｉ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那青春永不老的惊人美丽。
Ｚｉｖｉｌ Ｃｏｕｒａｇｅ虽然美丽，却十分弱小，所以像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并不重视他们。他重视的是那些手握军权、曾数次放置炸弹想炸死他的军内反对派。据说希特勒专门下令把绞死那些军内革命者的情况拍成电影，作为饭后甜食反复观看。而像舒和兄妹这样的大学生，可能他们被处死的事情希特勒都不知道。
希特勒重视错了。他不懂“千夫所指，不疾而亡”，他不懂“人心向背，所向披靡”，他甚至忘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舒和兄妹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他们的力量却正在于他们的微不足道。他们就是纳粹德国这座大山压在最底层的那一粒微不足道的种子，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没有沃土，甚至没有空间，然而他们顽强地发出稚嫩的新芽，顽强地伸出不屈不挠的根须，顽强地开出耀眼的花朵，顽强地结出不可抗拒的果实。是的，他们没有戈培尔覆盖整个德国社会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等宣传利器，他们只有薄薄的一页油印传单而已。然而，就是这薄薄的一纸，其杀伤力却令戈培尔所有的宣传机器都望尘莫及。他们不仅勇于以卵击石，而且他们甚至一定要撞在那块石头最硬的地方：“从希特勒的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谎言……那些今天仍然不相信纳粹邪恶存在的人，他们远远没有理解这场战争的形而上的背景……我们必须在邪恶最强有力的地方攻击它，这个最强有力的地方就是希特勒的权力！”（摘自第四号传单）
在他们被捕前两天，索菲曾向朋友说过：“已经有如此多的人为了这个暴政而死，现在应当有人为了反抗这个暴政而死了！”而就在这一天，汉斯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走过太多的弯路。我知道，深渊正在我面前张开大嘴，漆黑的暗夜包围了我求索的心灵——但我义无反顾地踏入深渊。想想克劳德尔（Ｃｌａｕｄｅｌ）的那句话吧：Ｌａ ｖｉｅ*9熏 ｃ｀ｅｓｔ ｕｎｅ ｇｒａｎｄｅ ａｖｅｎｔｕｒｅ ｖｅｒｓ ｌａ ｌｕ…ｍｉｅｒｅ！（生命就是导向光明的历险）。”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到处都有，但舒和兄妹却是因为有知所以无畏。
真正的痛苦是没有信仰。舒和兄妹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有真诚的信仰。牢狱之灾，甚至失去生命，都不是能让他们止步的痛苦。
汉斯甚至相信痛苦能给人力量。他在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４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坚信痛苦拥有无穷的力量。真正的痛苦就像一个浴缸，我们将从中浴后重生。”离开位于慕尼黑威特斯巴赫宫（Ｐａｌａｉｓ Ｗｉｔｔｅｌｓｂａｃｈ）的死牢时，他用铅笔在墙上写下了：“为反抗所有的暴力，善待自己！”对于自己再次入狱，汉斯早就预言过。在俄罗斯实习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也许我将再次入狱，也许还有第三次、第四次。监狱不是最可怕的，也许它甚至是最好的东西……在狱中我找到了爱，而伴随着爱的一定是死亡，因为爱从不要求回报，因为爱不需要代价。”
那么，是什么让舒和兄妹忘却了所有的恐惧和痛苦呢？是什么让他们如此轻松地超越痛苦、视死如归呢？好像宿命，这个答案就在由库特·胡伯教授（Ｋｕｒｔ Ｈｕｂｅｒ）执笔，由舒和兄妹散发的第六号，也是他们最后一期传单中：
“自由与尊严！
十年了，这两个美妙的德语词被希特勒及其同伙榨干了汁液、砍尽了枝叶、拧歪了脖子，让人一听就忍不住地恶心。只有希特勒这样拙劣的业余演员才能如此成功地把一个民族至高无上的价值扔进猪圈。十年来他们剥夺了德国人民所有物质和精神上的自由，毁灭了德国人民全部的道德基础，这充分证明了他们嘴里夸夸其谈的自由和尊严到底是什么……同学们！德国人民在看着我们！他们期待着我们！１８１３年我们战胜过拿破仑的暴政，现在我们要用同样的精神力量去摧毁纳粹的暴政！”
四年之后，１９４６年７月１１日，在遥远的东方，国民党特务悍然暗杀了民主斗士李公朴。在四天以后的李公朴追悼会上，另一位民主斗士闻一多发表了他流芳百世的《最后一次演讲》：“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我们都会像李公朴先生那样，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演讲完毕，闻一多先生旋出会场即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真的没能再回到他刚刚离开的家。
果然，就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了，就有千万个闻一多站起来了，当时的爱国青年，都直奔延安而去了。国民党就这么倒了。那时的国民党不明白，杀死闻一多就等于自杀。
就是这个闻一多，写下了伟大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在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９９年，在澳门回归祖国的光荣时刻，再次打动了无数的中国青年。他和李公朴一样，都是足以与舒和兄妹并肩而立的当之无愧的自由斗士。
自由是一个怎么看都美丽动人的字眼。１７８９年，刚刚穿越资产阶级大革命惊涛骇浪的法国议会通过了由拉法叶起草的《人权宣言》，开宗明义就石破天惊地宣布“人人生而自由”。要知道当时的法国是世界上等级最森严的国家之一，拉法叶说出这句话，需要何等的勇气！《人权宣言》还规定人民生而拥有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而国家和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就在于保障人民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１９４８年通过、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共同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同样认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并且强调：“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
那么什么是“自由”？《联合国人权宣言》说得很清楚：“自由是人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条件下从事任何事情的权利。”
可见，“自由”是普世公认的人人生而具有的权利。
这是对自由的抽象定义。然后“自由”具体是什么？具体到舒和兄妹身上，纳粹对他们的起诉书就是他们踏上自由航船的那张船票；纳粹对他们的死刑判决就是欢送他们飞向永恒的自由彼岸的二十一响礼炮；希特勒这个能让小儿停止夜哭的恶魔不过是助他们登上人类思想自由的奥林匹斯山的最后的那块顽石。自由就是他们在１９４３年２月２２日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用自己滚烫的青春和鲜血织就的英雄花；自由就是他们从那一刹那开始的永垂不朽的生命。
索菲就义之后，有人在她的监号里发现了对她的起诉书，在起诉书的背后，赫然写着两个字：“自由”。
在他们的传单中，他们甚至预言了当今欧洲统一的基本原则：“新欧洲的基础是：言论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保护国民不受国家暴力的任意欺凌。”整整六十年之后，在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主持起草的《欧洲宪章》中，我们差不多可以一字不差地找到这些话。两次被世界大战摧毁得只剩下废墟的德国今天再现繁荣富强，难道能说与舒和兄妹的慷慨就义毫无关系吗？
什么叫慷慨就义？“慷慨”就是意气风发，“就”就是闲庭信步而去。
“义”呢？
听说过这段话吧：“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就是成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来源。
这话是孟子说的。可孟子说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引出下面的话：“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你知道“义”是什么了吧？
舍生取义！舒和兄妹的思想，相当于我们的“亚圣”。
我们中国人讲究家庭观念，传统上说死去的亲人变成鬼后是要回家看看的，所以才会有老人不愿意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