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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发表演讲，反对鲍罗廷，他说：“蒋介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蔡和森接着发言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咒骂民众运动的人，这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接下是瞿秋白发言，他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其实老鲍与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两个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分别对他们提出批评，但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对两个外国人进行调和，并反驳蔡和森。陈独秀再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廷回答陈独秀说“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而陈独秀并没说退出国民党以后，该怎么办，会议以沉默态度答复了他的发言。中共中央已陷入了政治危机。
共产国际于5月下旬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历史上称为“5月紧急指示”。6月1日，罗易收到这份电报。《指示》要求中共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等。但是，这个要中共建立军队的《指示》来得太晚，6月6日，本来以左派面孔出现的朱培德在江西宣布了“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这一天，陈独秀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他提出许多疑问：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建立军队之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陈独秀认为，国际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政治局经过讨论，作出对国际“5月紧急指示”的答复：“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把《指示》交给汪精卫，并以“开诚”相见的态度，劝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汪精卫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6月13日，汪召集国民党将领，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要求军队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
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幻想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东征讨蒋，不惜作出最大让步，于6月28日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把部分枪支交给国民党，部分枪支转移和隐藏起来。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问陈独秀：“报上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这件事你晓得吧？”陈独秀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陈独秀虽是这么说，他心里也很难受，常一个人在房里自言自语：“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他陷入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6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11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当然的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是个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把共产党仅有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交给了国民党。7月中旬，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精神，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同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不愿去苏联，并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说辞职的主要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第二章 “八一”战旗红
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逐条地宣读《5月紧急指示》，并大肆渲染、歪曲、盅惑。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宣布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背叛革命。武汉政府便以血腥屠杀对付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
在反共的大合唱中，阎锡山、冯玉祥采取了一致行动。阎锡山在山西“清党”反共，先后有共产党人王瀛、朱志翰、张勋、王世益、赵秉彝、郭骤才、郭惠卿、王达成、王德茂、袁致和、侯丰利、聂馨远、李卓然、郝耀宗等人被逮捕或杀害。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击败奉军张学良部，6月1日同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历史上称为“中原会师”。北伐军贺龙部于6月2日进占开封。武汉政府决定和冯举行郑州会议。
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电请武汉党政负责人赴前方“指导军事政治”，于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廷辏А⑺锟频�5人赴郑州，冯玉祥也由洛阳抵郑州。冯到郑州时，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欢迎他的政府成员、军事将领、铁路员工和闲逛的人群。冯检阅了仪仗队，以谭延辏椎恼稍毕胱呓烁卟闪业奶饭と税颜稍奔返搅艘槐撸逊胩鹄矗徒私纬怠�
6月10日，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举会了郑州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汪精卫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拉冯”、“讨蒋、分共”。何键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30个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冯对陕、甘地区工农运动本原就有不满情绪，农民抗完粮、抗纳税、抗差役等等，因而影响到国民军的军用征收，他又得知农民协会抗征兵、抗征粮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西安《新秦日报》社长、共产党员蒋听松又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冯气愤地说：“我和你们合作，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现在又听了何键的话，对工农运动更加反感，因而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武汉方面“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会议决定在开封设立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3省党务，以冯玉祥任政治分会主席，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刘伯承、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并聘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冯虽然同意分共，但在政治分会成员中仍要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参加。会议还决定在河南的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归由冯严行编组，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负责肃清，而所有在河南的武汉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则一律撤回武汉整顿，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既是为了镇压工农运动，也是为了东征讨蒋，原定打到北京的计划，半途而废。冯之第二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其总指挥分别是：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北伐军以1．4万人的代价换取的“中原会师”的胜利果实，都落到了冯的手中。冯玉祥还准备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但汪精卫收到陈某拍给他的电报：“冯已与蒋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你们。”汪便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其实，冯、蒋当时还未有那样密切的关系。
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故意把蒋拉拢他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并骂蒋是“狼心狗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郑州会议刚过，蒋急于了解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冯回电要蒋另约地点相会。经过来往电函多次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此时，蒋介石的北伐军已占领徐州多时。蒋介石邀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专车来徐，共商一切。
冯玉祥从郑州赴徐州的行动十分秘密，火车先由郑州向西开了两三站，再回头向东开。当冯的列车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介石专车前来迎接。当冯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蒋介石率领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然而出人意料，“花车”车厢内并没有冯玉祥，而在“花车”后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门口，站着一位衣敝履的关东大汉，向欢迎者招手，众人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冯身着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那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冯、蒋相见互相拥抱，还落了眼泪。当晚蒋便设宴招待，在徐州各将领作陪。6月20日，在花园饭店召开“徐州会议”，吴稚晖担任会议主席。双方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蒋介石企图拉冯“反汪”和“反共”。但是，冯力主调解宁汉争端，并说明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还说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要求冯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为冯婉言拒绝。蒋介石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吴稚晖代冯拟了《劝汪谭诸氏速决大计电》，经冯再三修改后署名发出。电报的内容是：反对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加速“分共”；宁汉合作；继续北伐。6月21日，冯向蒋辞行，乘火车前往开封。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清党”。他将军队中的共产党200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承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240余人一下子拖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又到西北去了。
冯玉祥又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指示其关于“清党”的措施。但是，苏联驻华总顾问鲍罗廷被迫离开武汉回国，途经郑州时，汪精卫秘电冯玉祥，要冯将鲍罗廷杀害。冯不仅对鲍不加杀害，反而仍以礼待之。当鲍罗廷乘火车离郑州西去时，冯率高级官员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鲍罗廷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送上大红绉纱一匹，算是冯的“薄礼”。军乐大作，各人一一同鲍罗廷握手道别。冯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同鲍罗廷一起回国。冯玉祥派了高级官员2人一直把鲍罗廷一行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们平平安安地返回苏联。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在1926年7月以前，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军火有：苏联步枪5万支以上，日本步枪近2万支，德国子弹2000多万发以上，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近5000万发，大炮50门以上，山炮12门，迫击炮18门，炮弹1万发，机枪300挺以上，掷弹筒1万枚，手榴弹1万枚以上等等，总援助费用达八九百万卢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对广东政府还没有投入那么大的军事援助，而对中国共产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援助。
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他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部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屈武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汪精卫把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调往江西，作为江南东征讨蒋的部队。张发奎此时对东征、北伐毫无兴趣，他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去，盘据在广州的是李济深的部队。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掌握的力量较强。第二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二十军，叶剑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25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叶挺担任第十一军24师师长；当时还未加入共产党的贺龙担任第20军军长。另外，朱德担任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云集在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达2万人以上。这是共产党能够控制的仅有的革命武装力量。汪精卫集团“分共”后，调动第三、六、九军对这些革命力量取包围之势，张发奎已有让第二方面军的C．P．高级军官退出或脱离的表示。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指挥。周恩来派聂荣臻赶到九江，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7月20日，聂荣臻同转移到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李立三、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以及叶挺等举行谈话会，商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提出建立新的政府的口号，并将这个意见报向中央。
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此时共产国际又派罗米那兹来到武汉。7月24日，罗米那兹、加伦、周恩来、张国焘开会，会议根据周恩来和加伦的提议，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后，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召集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会商，又决定起义后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贺龙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他早在6月即向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当谭平山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他，他立刻热情拥护。周恩来等从九江秘密来到国民党控制的南昌，于7月27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并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不久，谭平山、张国焘也参加了前委的会议。28日，周恩来到20军指挥部去看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样干。”贺龙、叶挺当日接到张发奎从庐山拍来的电报，请他们上庐山，实际上是汪精卫强迫张发奎要解决贺、叶的部队。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其时也在庐山，他立即连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烟水亭20军司令部，建议贺龙、叶挺不要上山，将部队开往南昌城内。
30日早晨，张国焘来到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说：“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李立三一听大怒：“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周恩来接着说：“还是干！”其他前委成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亮出底牌，说道：“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拍着桌子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会议不能用举手表决办法进行。谭平山十分气愤，会后建议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31日早晨再开会，又辩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屈服了，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决定在次日晨行动。下午，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