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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徽ㄌ吕矗ǔ荡�4号到7号炸成粉碎，张作霖受重伤未死，同车的吴俊升则登时气绝毙命，吴俊升被炸得腹破肠出，脑浆迸流。血肉模糊的张作霖被人从破轮碎铁中抬出来，又被抱上汽车开回沈阳，已经昏迷不醒，当日16时身死。
事件发生后，日方采取一切措施掩盖炸车案真相。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于当日夜晚将溥仪严密保护，携他由天津潜往大连，准备用他代替奉系军阀，使东三省脱离中国版图，而另建傀儡王国。蒋介石背着冯玉祥、李宗仁等于5月30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与阎秘密达成政治交易，即蒋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以换取阎对蒋的统一领导的支持。6月2日，蒋又返回新乡与冯会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永恒运动的。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借口列强各国对冯无好感对阎有好感，宜由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上同意蒋的安排，但内心颇不愉快。虽然蒋已任命阎接收北京、天津，但冯却以为，自古以来攻城掠地总以“先入关者为王”。因此，冯令急先锋韩复榘自彰德率2万余人，兼程追击敌军，仅3昼夜，徒步行程800里，真乃急行如飞。当韩复榘部到达南苑时，阎锡山的先锋部队徐永昌部尚未抵卢沟桥。韩复榘不失时机地选拔300余精干人员，乘汽车抢先入北京。但是，王士珍却以蒋介石已指令阎部接收北京为由，拒绝韩部接收北京，韩部300余人只得撤回南苑。韩愤愤不平。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已向北京上层社会和洋人打通了关节。阎锡山与日本驻屯军进行勾结，日军驻屯军司令新井担保阎军进北京、天津不用再外一枪，垂手可得。
6月8日，阎锡山部商震、张阴梧军开进北京城。北京改为北平。同一天，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职，阎命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张阴梧为北平卫戍司令，赴戴文为察哈尔都统，徐永昌为绥远都统。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扩张为晋、冀、察、绥4个省区及平、津两大城市。在蒋、冯、阎、桂4派联合打败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冯军最强，付出的代价也最大，起了主力军作用。阎部最弱，而桂系投入战场较迟，投入的军队数量也少。若论功行赏，冯部应得到最多的奖赏。但是，蒋介石却把接收北京、天津的任务给了阎锡山。冯部经五原誓师，转战万里，历尽艰苦，才打到北京城下，却被拒之北京城外，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制止冯部力量的增长，而采取以阎抑冯的手法，即将北方大权都交给阎，以制止冯部实力的发展。
冯玉祥仅分得北京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20万元，但这个数目对于拥有40多万军队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冯不能不耿耿于怀，表示沉默反抗。阎锡山一时得意洋洋，在封官晋级的同时，连日大宴宾客，并登报宣扬。而蒋介石的门徒们则大肆鼓吹这位蒋总司令的功勋，为其独裁造舆论。白崇禧率部进至京津后，本也打着足足捞一把的主意，不料冯阎为争地盘已起争执，蒋又只给白在新设立的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中一个委员的空名，京津肥缺一无所得，甚至连个正当立脚的地盘也没有，不免使白心生怨愤。而蒋则乘冯、阎桂之间不睦加深，不失时机地开始推行其蓄谋已久的“强于弱枝”政策。
蒋介石为了以退为进，当北平、天津接收工作就绪后，于6月9日，自导自唱了好几天辞职表演，表示要把军权奉还政府，请辞北伐总司令职、军委主席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随之，国民党和政府中的一批人也纷纷要求辞职，在一股辞职风席卷而来的时候，冯玉祥首先出来对蒋表示挽留。冯在挽留的电报中，要蒋效法先贤，以诸葛亮为样子：“昔武侯鞠躬尽瘁，江陵任劳任怨，绝不闻其中道求去。我弟此时，应法先贤。”随后挽留蒋的电文由四面八方纷飞而来。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纷纷通电挽留蒋介石。挽留呼声愈高，蒋的辞意似乎愈坚。终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看火候已到，于6月17日声言，他已打消辞意，仍将军事负责到底。
蒋介石便开始进攻，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决定由何成浚接收北平军事机关，由易培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以李石曾为北平政治分会主席。这就大大限制了阎锡山的实权，因此引起阎的不满。阎提出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之职，以示反抗。蒋介石准备在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冯玉祥托病复电不来参加。蒋请李宗仁居中调处。李宗仁派人劝冯“顾全大局，扶病北上”。蒋又绕道武汉同李宗仁一起经郑州，邀冯一起去北平参加善后会议，冯仍婉拒。
蒋到北平后又派张群等人迎接冯玉祥，冯才于7月6日抵北平。蒋介石决定玩弄祭灵花招，举行4总司令祭灵盛典，一方面想利用祭典，树立起自身作为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形象，一方面想借此将冯、阎、李邀集一起，以会商善后为名，讨论裁兵。蒋、冯、阎、李以及南京政府的一批党政要员前往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介石主祭，李宗仁、冯玉详、阎锡山任襄祭。当瞻仰孙总理遣容时，蒋介石抚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2襄祭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蒋一直哭个不停，当冯走上去劝慰时，越劝，他越哭得悲痛。大家等得不耐烦了，有人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蒋介石听到此话，才连忙止住哭，盖棺散会。当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烈钧、戴季陶等人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开谈话会，又称汤山军事善后会议。
会上讨论了地盘分配问题，既承认各集团军原有地盘，又根据北伐胜利所取得的原北洋军阀的地盘，作了新的分配，决定蒋之第一集团军占有华东、东南等地区；冯之第二集团军占有鲁、豫、陕、宁、青、甘；阎之第三集团军占有晋、冀、察、绥、及平、津；李之第四集团军占有桂、湘、鄂及武汉市。第一集团军显然所占地区是中国最为富饶，交通也最便利。而桂系感到地盘太小，又无海口，甚不满意。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河北地盘，也不满意，但因北伐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开争夺，暂时隐忍相安。蒋介石又抛出筹谋已久的《军事善后案》。冯、李、阎等已看透了蒋的把戏，想好了应付办法，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会议开了4天，毫无结果。蒋见一时意见难统一，又让吴稚晖出面，力主各军事领袖另择一僻静地点作长时间商讨，以决军事善后大计。
7月10日晚的会议谓“交换意见”，仍无新的气氛，连吴稚晖也感到不耐烦，讥之“国民党好开会，开会又好议而不决”。李宗仁则干脆直言告蒋：“当此军事结束，建设开始，若不开诚布公，协调内部，刷新政治，以慰全国人民望治之殷切，则恐中华民国，将为本党所牺牲，而我辈亦将为千秋万世的罪人。”蒋介石听了面露不愉之色，但也情知一时难使这几位集团军司令就范，只得把“裁兵”之议暂且收起。
蒋介石自北平南返后，每晚必与其亲信、谋士聚会共商对付方略。桂、冯、阎各霸一方，桂系在第2次北伐后，从两广、两湖伸展到平津。李宗仁坐镇武汉，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之衔驻节津、沽，广西黄绍竑雄踞八桂，另有广东李济深为之呼应，华南、华中、华北南北伸张，成一字长蛇排开，直接威胁华东蒋的统治腹地，气焰更在冯、阎之上，有“势力半天”之称。蒋之谋士、政学系政客杨永秦引用唐朝柳宗元、王叔文向唐顺宗献策削藩的典故，要蒋效法。其办法是：将各实力派领袖调到中央做官，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路“诸侯”赖以活动的资本。蒋欣然接受，视为“安邦治国”的妙策。准备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照计行事。
8月8日至15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在会上抛出两个方案：一是《政治分会存废案》，一是《军事整理案》。然而冯、李、阎均政坛高手，决不会轻易入彀。两个方案抛出后，即刻受到他们齐声反对。对于第一个方案，冯玉祥、李济深搬出两条和蒋对抗的理由：（1）现在取消政治分会，违反四中全会决议；（2）取消政治分会，就会削弱“剿共”力量。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则搬出总理遗教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均权，主张暂时保留政治分会，蒋介石无言以对，政治分会只好延期裁撤。至于第二个方案，更为众人反对，蒋只好收回提议，表示将另开编遣会议以贯彻裁兵。蒋会前精心准备的“削藩策”不仅未能收效，反而惹得各实力派领袖怒气冲天，蒋不免大失所望。
五中全会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
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
五院院长为：
行政院院长 谭延竑 副院长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 副院长林 森
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 副院长张 继
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 副院长孙 科
监察院院长 蔡元培 副院长陈果夫
参谋总长 李济深
军政部长 冯玉祥
军事参议院院长 李宗仁
训练总监 何应钦
行政院（相当于国务院）下设十部：
内政部长 阎锡山
外交部长 王正廷
军政部长 冯玉祥
财政部长 宋子文
农矿部长 易培基
工商部长 孔祥熙
教育部长 蒋梦麟
交通部长 王伯群
铁道部长 孙 科
卫生部长 薛笃弼
五中全会之后，冯、李、阎对蒋的“削藩”已深具戒心，不甘俯首听命，只派个代表到京畿塞职。本人却都返回到自己的基地，蹲在那里作军事备战。蒋介石知道冯玉祥喜欢受人吹捧，于是就投其所好地说：“希望大哥首创入京供职，以后中央的事务，我当一切听大哥的。只有大哥先到了南京，接受了中央的职务，阎、李他们便不敢不来，大一统的新中国等于是大哥造成了……大哥只要到了中央，绝对办到一律平等待遇，第一集团军吃什么，第二集团军也吃什么！”蒋介石随即补助冯部一部分军饷。所以冯部从7月份起，每月将官可领到60元、校官40元、尉官20元。蒋的甜言密语加上补助军饷，使冯就范了。他一面要属下将领不要只重视地盘，一面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的职务，并到南京供职。蒋把冯骗到南京后，却不肯实现军队待遇“一律平等”的诺言。冯为军政部长，却连查看军需署帐目的权力也没有。冯玉祥既要防范蒋介石消灭异己，又幻想能够和蒋合作共事。但是，尽管他采取捧、拉蒋的办法，结果都无济无事。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军阀一直封锁这一死讯。这一天，张学良化装成士兵从邯郸前线秘密回到沈阳。
第七章 东北易帜
张学良返沈后，并没有立即为其父举办丧事。为了掩人耳目，以张作霖名义发出“奉天省长公署令特派交涉员”电，电报发出后，使内外不知详情的人，都认为张作霖还没有死，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人员也都摸不清底细，满腹狐疑，如坠十里雾中。对于张作霖的继承人问题，奉系军阀的“老班底”和旧派军人都认为张学良过于年青，缺少统治经验，难以驾驭，因此，一致推让张作相为”东北王“；但是另外一派，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一些军官，都拥护野心早已锋芒毕露的杨宇霆接班。双方几争不下，最后还是素称稳健的张作相，看在过去同张作霖相处的面子上，认为继承张作霖的最合适人选是张学良。他说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这样做可以理服人，可以团结东北的各方面人士，以应付当前比较困难的内外局面。他坚决辞去了让他接任张作霖的请求，力推张学良承担重任，并表示愿意竭诚辅政。同时，他还主动说服了旧派军人同意自己的主张，使认为接替张作霖非自己莫属的杨宇霆，也只好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张学良在6月20日发出“张学良任奉天军务督办就职通电”后，于次日，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公布张作霖因伤重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并为张作霖发丧。7月2日，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当天，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
张学良于1901年生于辽宁台安县，是张作霖长子。自幼在家乡学习“四书五经”，受过封建伦理教育。其后，进入洋学堂学习历史、地理和英语等知识，开始接受一些资本主义思想。1915年，其父升任27师师长驻沈阳，他亦随之赴沈。不久便同于凤至女士结婚。1919年3月，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同年7月毕业，晋升炮兵上校。从此后，他一直活动于东北军中，经历和参与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张学良出身于绔绔，青年时也沾染上鸦片嗜好，但在长期戎马生涯中，特别是在与挚友郭松龄相处的日子里，深受其影响，改掉了吸鸦片的恶习，并振作起来。冯玉祥、李宗仁等在张作霖被炸死之际，曾主张即刻挥师出关，乘胜追击，彻底解决奉军，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日本人久欲侵入东北，一旦战事爆发，必不可收拾，济南事变可为前鉴。又认为张学良非张作霖，他早有厌恶战争、统一国家之思想，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东北问题。于是蒋介石便派方本仁、白崇禧派何千里去沈阳，一是代表国民革命军吊唁张作霖之丧，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表示无进军东北之意；二是谋求和平统一途经，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换旗，亦应使双方军队不致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并设法先行恢复平奉铁路交通；三是希望奉方让出热河地盘，由方振武去任该省主席。张学良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条件。
日本方面期望能在东北找出一个同他们合作的代理人，这个人可以是杨宇霆，也可以是溥仪。他们在沈阳制造暴乱事件，以此作为借口，实行武装占领东北，同时鼓动张学良在东北宣布独立。日本派前驻英大使林权助去奉天，会同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名为吊唁，实则设法对张学良施加压力，阻挠东北和南方谋合。
张学良同他们谈话时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为。”张学良把同日本谈话的情况及时告诉方本仁、何千里，并表示忿懑难堪之状。他激动地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吊总司令了。”随之以手支额，泪涔涔而下。
方、何亦为之动容，对张深表同情，并认为日本对东北的野心难测，易帜之事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张愤以拳击桌说：“我没可说的。你们相信我张学良不会甘当亡国奴的。”张宗昌、褚玉璞与日本人勾结，他们率领的直鲁军于津浦线溃退后，张宗昌向张学良提出班师回奉、整顿军队的要求，并要求为他划出永久驻防区，企图强占东北。同时，他还伪称，要将部队开出关外，为张作霖报仇。张学良对张宗昌、褚玉璞等人的蓄有贰志，早有察觉。当张宗昌、褚玉璞于8月3日率部向东北军发起进攻时，东北军立即奋起反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张、褚所部的直鲁联军。张宗昌狼狈地乘飞机逃往大连。
杨宇霆在滦州于8、10月间两次同白崇禧相见。2人密谋推翻张学良，以杨取而代之。事后白崇禧将此事密报蒋介石。不料，此时蒋正积极争取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便将此事转告张学良。此事当然引起张学良对杨宇霆不满，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日本政府拟拨款6000万元，借给张学良以整理奉票，试图以此为诱饵，拉拢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张学良很气愤，他在大元帅府中愤恨地说：“日方欺我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10月28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易帜和裁军问题。决定以先不在东北设国民党部为条件而易帜。张学良已把北伐战争中截获的客货列车200辆，车头10个交给国民政府。11月12日，平奉铁路开始通车。 东北人民对于易帜一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举行活动，强烈要求张学良早日实现易帜。
12月中旬，国民党政府派张群、吴铁城、李石曾，方本仁到沈阳，送来旗帜和任命状。12月29日，张学良举行易帜典礼，宣布易帜。东三省在29日夜改悬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向全国发出“易帜通电”，说：“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
1928年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