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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接着向大会传达了临时中央的指示，并表示支持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并说中央认为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厉批评，给予无情打击。
关向应发言之后，潘家辰当场气得昏倒在地。这样一来，更加助长了夏曦等人的恶劣作风，杨光华也作了一个支持夏曦的报告。许多人慑于中央的压力，从批评夏曦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等人，夏曦等人站稳了脚跟，更毫无顾忌地对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2年夏，夏曦、杨光华在第一次“肃反”中就杀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有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创建人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3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
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肃反委员杨成林，对夏曦乱捕滥杀政策起了疑心，质问夏曦道：“这些老党员为革命奋斗多年，逮捕和杀害他们缺乏证据。”
夏曦认定杨成林有意包庇反革命。杨成林知自己性命难保，便给夏曦写了一封信，谓：“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今后也绝对不当反革命。”尔后化装成渔夫，连夜出逃，以后一直下落不明。
“左”祸使洪湖革命区在几个月内被捕杀的达数千人。
一大批有丰富指挥经验的红军指挥员被诬杀，部队战斗力减弱。此时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左路军10万余人大举进攻湘鄂西苏区。在严重的形势下，夏曦便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围剿”，命令红3军主力在襄河以北活动，计划在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寻敌作战，开辟鄂中根据地。7月2日，红3军第8师围攻京山县城，主力部队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敌左路军第四纵队阻止红3军南渡襄河，第一、二、三纵队则收缩靠拢，企图围歼红3军。贺龙率红3军撤围京山，向西转移。夏曦由“进攻战略”一变为消极防御，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要求红3军构筑工事，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进攻。夏曦多次召开会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在会上力主红3军开赴外线，寻机歼敌有生力量，打破敌人“围剿”。夏曦根本不听，他命令红3军不得离开洪湖，要红军用“两个拳头”打退敌人进攻。8月11日，蒋军向湘鄂西苏区中心地区进攻。夏曦命令红3军攻打沙市、草市。红8师袭入草市，歼敌500余人；红7师攻打沙市失利，被迫撤出战斗。
红8师攻打草市取胜，夏曦得意忘形，遂作出决定，将红3军分为两路，一路由他自己率红7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构筑碉堡，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另一路由贺龙、关向应指挥深入敌后，转入襄北打击敌人。贺龙等不同意夏曦的决定，再次提出集中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夏曦固执己见，决不收回成命，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向贺龙、关向应下达命令。贺龙说：“命令可以执行，但要将两种作战方案电报党中央。”
贺、向率红军主力北出后，蒋军对洪湖地区进行“围剿”，红7师付出了血的代价，部队遭受空前惨重的损失。夏曦仍对红7师指挥员说：“谁放弃阵地，就杀谁的头。”夏曦明知机关重地瞿家湾不保，便同杨光华等人商量撤退。红7师指战员正在浴血苦战，战士们喊着“誓死保卫苏区”、“誓死保卫瞿家湾”的悲壮口号，同敌人作最后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甚至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咬着敌人的耳朵死也不放。此时，夏曦、杨光华考虑的是在撤退时如何处置被关押在瞿家湾地区的一大批“肃反”中逮捕的“犯人”。他们命令政治保卫局将1000多“犯人”押向洪湖，半数被枪决，半数被装入麻袋推进湖中。这些革命者没有死在沙场，却死在自己人手中。
夏曦、杨光华等已成惊弓之鸟，扔下后方机关和大批干部、群众不管，他们在红军战士保护下撤往江陵。蒋军惨无人道的血洗洪湖，一时间，血染湖水，尸横遍野，红军伤病员3000余人被敌人杀害，洪湖苏区几成无人区。退入江陵后，夏曦命杨光华随第7师行动，一方面筹军饷，一方面相机处理江陵、监利“肃反”中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光华在白露湖畔的陈张台亲自布置杀害100余名被诬陷的干部、党员。
红7师退入白露湖、三湖、菱角湖地区后，敌人紧逼而来。身为省委书记的杨光华临阵脱逃。他找到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声言需要治病，索取了一批银元、衣物后，化装后逃往上海。杨在上海向临时中央写了篇洋洋数万言的奇文，粉饰夏曦，污蔑周逸群、万涛等一大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率红8师、红9师从浩子口进入荆门地区，在川军侧后牵动敌军。9月中旬，红8师、红9师渡过襄河，向鄂军侧后活动。不久又转到京山地区。
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夏曦将红3军兵分两路，命红8师、红9师出击襄北，他自己率红7师等部构筑堡垒、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时，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去电报，谓：“红3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歼灭它的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
夏曦对挫败敌人的“围剿”完全失去信心，对中央局的电报秘而不宣，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的作战方针。9月7日，敌军占领朱河。夏曦指挥红军向张金河转移，进入监利时，又同敌军遭遇，他命令红军突围，但又不能沉着镇静地组织撤退，以致人拥马踏，许多战士落入滔滔的河水。夏曦又将一大批地方党政干部强行遣散，许多人落入敌人魔掌，惨遭杀害。电台和报务人员也在混乱中丢失，从此通讯联络中断。
10月上旬，敌军各路“围剿”部队向根据地最后一块地盘江陵县沙岗地区合围。夏曦命王炳南、卢冬生率独立师掩护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向西北突围。夏曦这时到处寻找杨光华，后来才听李家芬说，杨光华要了一些银元和衣物走了，不知去向。夏曦大怒，但又无可奈何。便命李家芬代理省委书记，要他留在鄂西坚持斗争。红军独立师突围出去后，在浩子口地区又被敌人包围。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才突围出去，渡东荆河，向襄北转移而去，在大洪山区同贺龙、关向应部会合。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后，便在枣阳王店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少人提出红3军开到豫西地区，甩掉敌人追堵，然后转移到陕南活动，再向汉中发展，待经过休整后，择机打回洪湖苏区。夏曦坚决反对，他说：“红四方面军可以放弃恢复鄂豫皖根据地，我们也可以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湘鄂边去。”会议争论了一天，夏曦拍板定案：全军转移到湘鄂边去。他主张走近路，强渡襄河、长江，直插湘鄂边。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计划。长江号称天堑，襄河、长江这一段敌军已经设重兵扼守，从这里穿过，凶多吉少，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主张红3军应寻找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先进入豫西，然后取道川东，再向湘鄂边开进。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夏曦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11月初，贺龙率红3军1．4万人，从随县以北出发，开始了7000里远途大转移。夏曦在艰苦的远途转移中，仍然一意孤行，进行所谓“火线肃反”，又诬杀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等。夏曦此时信任姜琦，让他担任政务处长。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红军边走边打仗，有时逮捕的人多了，就将这些人编成一队。在翻越秦岭南脉时，姜琦将100余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枝枪和其它东西。这些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即使如此，夏曦还是下令，将100余人在一个夜间枪杀，只有一位卫生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幸存。贺龙对夏曦捕杀十分不满，质问夏曦：“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
夏曦便起杀害贺龙之心，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大怒，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贺龙将自己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张口结舌，悻悻而去。他慑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威望，终于没敢动手。红3军转移到湘鄂边后，部队由1．4万人减少到9000人。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进行第三次“肃反”，杀害了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等236人，不久又进行第四次“肃反”，杀害了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7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172人。
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在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作诗一首：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被夏曦依重的杀人如麻的魔王姜琦，在第四次“肃反”中暴露了特务身份。
1933年初夏的一天，红3军侦察连长肖美成和军部张副官在鹤峰麻水附近捉到一个敌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的密信，经审讯，敌探承认是受四川军阀郭勋指派，已数次同姜琦秘密接头。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十分尴尬，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姜琦被击毙，红3军除去一大害，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肃反”扩大化使红军人员锐减，1934年4月，红3军只有3000余人，到了覆灭的边缘。
第二十章 卖命不讨好
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一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就命心腹大将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陈伯南为副司令。何应钦在南昌设立“剿匪”总司令部，并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3路，中路军总指挥为陈诚，左路军总指挥为蔡廷锴，右路总指挥为余汉谋。1932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命前敌总指挥陈诚率50万大军的主力中路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3路军分途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犯，置主力于中路。1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他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军事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青年。”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蒋又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不料，司令部外一声报告，张学良派来的特使要面见蒋介石，言边关事急，日军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危机加深，如热河再失，平津难保，如此如何向国人交待？蒋介石沉吟半晌，无奈，遂电告张学良同意抗日。
50万“剿匪”大军闻山海关失陷的消息，驻足不前，侵略者杀进来了，中国军人为何不驰往北方前线，还在这里中国人杀中国人？有数万国民党军人对天鸣枪，表示愤怒。高级将领也要求立即回军北上打击倭寇，并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允许。冯玉祥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说：“譬如一家弟兄3个在家打架，外面有10个土匪打上门来了，并已打开了门进来了，这3个弟兄，还不住手，还要杀掉1个再来对付10个土匪，这样削弱自己的力量是什么道理？”
蒋介石把电报撕得粉碎，怒斥道：“我不是讲过多次了吗？日本的外来侵略不过是皮肤上渐惭溃烂的痛毒，匪共的捣乱才如同内脏里的毛病，是先治心腹大患还是先治皮肤病毒，你们难道没有脑子吗？”蒋介石督促5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中央苏区推进。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因处境恶化，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到中央苏区，1933年二三月间，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人员先后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王明控制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立刻把党政军全部权力抓到手里，他们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左”祸来临之后，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打击。首先受害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罗明曾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巧遇毛泽东住院，两人谈论革命策略问题，罗明非常赞赏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罗明出院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谭震林、刘晓、张鼎丞、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并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认为党在杭、永、岩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
临时中央见到罗明的报告，十分不满，令杭、永、岩战区动员1000余人参加红军，组织一切力量同国民党军作斗争。罗明见敌人大举进攻和摧残前线地区的人民群众，民众恐慌不安，情绪悲观，他们愿意参加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保卫家乡，而不愿参加主力红军。罗明又根据这些情况写出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赣省委的报告》。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立即作出决定，撤销罗明的职务，并在福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职后，被软禁在瑞金，还召开了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大会。有少数无知的青年干部竟高呼“枪毙罗明”的口号。刘晓、谭震林、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也受到冲击。反“罗明路线”斗争一直到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下来，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都遭受打击。
接着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即邓小平，是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即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中共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即谢唯俊，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即古柏，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的。一大批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过、拥护毛泽东的观点的人，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撤去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毛泽东心里明白，博古等人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头头，就是他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率领下，于1933年1月2日从黎川出发，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5日和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和9日，又在浒湾同蒋军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不料博古头脑突然发热，命周、朱夺取中心城市，一日数电指令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南丰和南城、抚州。
周恩来、朱德抗命。1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攻城五不利：“一是暴露意图，二是易受夹击，三是损伤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
2月1日，周恩来、朱德并未按照中央的指示一味“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佯攻”战术，围点打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