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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沿大苗山脉北上，仍然准备和红2、6军团会合。但摆在红军面前的敌情越来越严重了，蒋介石看准红军的意图，集结重兵，张开网口，妄图将红军歼灭。 中央三人团的情绪极为低落。年轻的博古面临湘江战役的惨败，面临军内发出的对他和李德的一片怨恨声，十分惊慌和苦恼。他哭丧着脸，从设在隐蔽棚里的司令部内钻出来，面对困难的处境，一筹莫展。他知道自己作为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责任重大，不自觉地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朝着自己的脑门上左右比划着。 1军团政委聂荣臻恰巧走过来，惊奇地看到博古那种反常的举动，立即上前劝阻说： “你冷静一些，别开玩笑，这不是闹着玩的，谨防走火！” 博古苦笑着收起手枪。 与博古相比，李德则是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到客观条件上，继续保持那种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的作风，坚持硬打硬拚的战略，要求红军按照原计划西征，不自觉地投向蒋介石设置的网袋。 周恩来既不像博古那样沮丧，又不像李德那样鲁莽，他小心翼翼地坚守在岗位上，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倾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考虑着改变原来计划，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行军路线。 红军出发长征前，毛泽东来到瑞金，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讲了战局，并把主力红军准备西征的计划告诉他。毛泽东回到住所，心情郁闷不乐。 红军出发时，毛泽东被编在中央纵队里。博古、李德清楚知道，如果再不让毛泽东这位有极高威望的红军创始人出来，他们就有带不出红军部队的可能。让毛泽东出来，他们又不愿把他和其他领导人编在一个队里，于是就把毛泽东和他的十几位警卫员以及马夫、挑夫、担架员等，编成一队。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被编在卫生部休养连里。 毛泽东每次到了宿营他，立即让警卫员用门板搭起办公桌。他在马灯下打开地图工作。毛泽东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同党、同革命事业分开。这一辈革命家大都有这样的品格。 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发现贵州省的敌人防御力量单薄，他又找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核实了这种情况，于是便向中央提出了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转向贵州，摆脱敌人的战略计划。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于是，毛泽东便找政治局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谈心。王稼祥在红军长征后，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他开始考虑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毛泽东觉察到王稼祥思想的变化，主动做他的工作。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负重伤，躺在担架上行军。毛泽东向他详细地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王稼祥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毛泽东接着向王稼祥说明了自己对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计划。王稼祥不仅赞成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认为有必要改变中央的领导状况，产生了由毛泽东出山担任军队最高领导职务的思想。王、毛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他们两人统一思想后，决定去作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工作，争取张闻天的支持。 王稼祥先找张闻天交换了意见，接着，毛泽东去找张闻天。 张闻天原来极力为王明“左”倾路线张目。但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红军惨遭失败后，他批评了博古，和博古大吵一通，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而张闻天因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逐渐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两人的意见日趋一致。 毛泽东主动要求在宿营时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便于彼此谈心，交换意见。在通道县的县溪镇南的一个住宅里，毛泽东向张闻天分析了军事形势，指出博古、李德有时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左”倾错误，批评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采纳他的正确意见。 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同意改变红军长征路线，并表示立即去找博古，提出立即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部队转向贵州的问题。 张闻天的转变举足轻重，因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和周恩来，曾是博古最亲密的伙伴。 毛泽东再一次找到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在进军通道县的途中，已间接听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酝酿改变红军行军路线的问题，要求在通道县开会研究。他同时听到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的不少意见，于是便和博古商定，在通道县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即“飞行会议”）。 12月12日，周恩来在通道县的“恭城书院”主持召开了飞行会议。会上，毛泽东用大量的材料分析了敌情，说明部队去与2、6军团会合，必将折楫沉舟，唯一的生路是转向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坚决反对，他用粗暴的态度和毛泽东、周恩来争吵，甚至借口“有病”而退出会场。博古开始坚持红军去湘西的路线，但他因军事失利，灰心丧气，最后只得同意先去贵州的建议。会议决定到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是否去湘西的问题。 红军在12月15日攻克了贵州的黎平。在这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找人谈话，做了许多说服工作。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黎平会议。博古在会上提出，军队来到贵州，已避开追击的国民党部队，可以沿6军团旧路入黔东转湘西，然后一直向北，实现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因疟疾发作，没能参加会议，博古的意见代表了李德的观点。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的意图，将部队拉到黔北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在黔川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部队还可以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与川陕之交的红军协同作战。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上还提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问题，认为部队到了遵义，再召集政治局会议，对军事路线好好地进行总结。 黎平会议后，朱德、周恩来立即执行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因8军团在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且战斗力弱，不但不能独当一面地作战，反而要主力军团掩护他们。长征出发时部队有1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因此军委决定将8军团与5军团合编为5军团，由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为政委。将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并，改称中央军委纵队，由重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兼总司令部4局局长。王稼祥因伤，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由李富春代理。黎平会议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取消。 部队在黎平休整了3天，12月20日，中央红军便分两路迅速西进，继续向贵州深入，直向遵义进发。这一行动，大出蒋介石的意外，何键在湘西的4道碉堡封锁线置于无用，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成泡影。 红军从黎平出发后，接二连三地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余庆等地，一路缴获和购买很多布匹，使全军的服装焕然一新。部队的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沮丧、疲劳状态全部消失。 红军前卫部队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跨越天险乌江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与2、6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决了李德、博古的意见。 会后立即组织强渡乌江。乌江古称天险，南岸要下10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在两岸峡壁间流过，江面虽不宽，只有250米，可流速却达每秒1．8米，是一条奔腾的急流。红军先强渡过去1个营，打垮了黔军副军长侯之担1个旅的守江部队，架起浮桥，分3路分别从回龙、江界、茶山关顺利渡过乌江，守敌一部被歼灭，残敌向遵义仓皇逃窜，红军乘胜追击，顺利地占领了湄潭，随即经瓮安向遵义进逼。 部队渡过乌江之后，毛泽东发现警卫班的一名战士的鞋子行军跑掉了，另一名战士的鞋子夹在石逢中，拖出时撕破了，他便把自己的床单撕成两半交给那两位战士，用它打草鞋。两位战士不肯，毛泽东笑着说： “没床单铺床是小事，你们没有鞋怎么能走到遵义呢？快拿去打草鞋吧。” 战士眼含热泪呆呆地站着，在毛泽东再三催促下，才把床单撕成条条打草鞋。 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先后找了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以及其他红军领导同志谈了话。这些同志很了解毛泽东，他们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同他们交换了意见，开始思考和总结失败的教训。 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2师第6团于1935年1月6日逼近遵义，并以迅雷之势，奇袭了遵义城外敌人的一个据点，全歼敌人。红6团侦察排全部穿上俘虏的服装，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来到遵义城门前，诈开城门，红6团全部人马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守敌措手不及，黔军3个团由北门仓皇遁走。红2师派出部队追击，攻占了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占领了松坎、绥阳等地。 1月8日，红军总司令部进驻遵义。次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进入遵义南门时，群众在路两旁敲锣打鼓，手举三角彩纸小旗，高呼：“欢迎朱德、毛泽东总司令！”“欢迎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幢独立的楼房里，毛泽东安顿下来后，立即找张闻天，然后找王稼祥，3人议定，由张闻天执笔3人共同起草一份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提醒张闻天认真研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各种材料，并将自己搜集的材料交给张闻天。 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他们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 政治局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 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 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5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 周恩来 政治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长征时的“三人团”成员。 张闻天 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常委、中央局领导者，长征时“三人团”成员。 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8军团中央代表。 凯 丰（何克全） 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9军团中央代表。 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 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 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 彪 1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 1军团政委。 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3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3军团政委。 李卓然 5军团政委。 邓小平 中共中央秘书长。 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9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在遵义东北湄谭、兴隆一带担任警戒，未能出席会议。5军团长董振堂在党内没有担任负责职务，也未出席会议。
第二十六章 历史的转折
博古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正报告；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军事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 博古在报告中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与博古相反，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战略战术原则：分散使用红军兵力，用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军事上不利用国民党19路军军事政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去湘西同2、6军团会合等等。 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批评了博古的报告不实事求是，借用客观情况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犯的军事路线错误可以归纳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把反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和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敌我兵力的情况等作了对比分析，有很强的说服力。 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人发言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改换领导的问题。除邓发、凯丰为博古辩护外，其他人都对博古、李德提出不同程度的指责。周恩来在讨论时发言，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请求中央撤换他的领导职务，提议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 会议作出4项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2）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同时决定红军今后的去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