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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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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张国焘气急败坏，威胁刘伯承说： “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坦然回答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 黄超立即掏出手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了。张国焘不敢伤害朱德和刘伯承，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5、9军团还在朱、刘身边。这两个军团都是英勇善战的部队。且五军团官兵激愤地说： “我们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如果张国焘阻挠我们执行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 红四方面军也有不少人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若真动起武来，张国焘要考虑他是否是朱德的对手。朱德要求拥护他的同志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这就避免了红军发生火并的危险。 张国焘十分害怕朱德和刘伯承，先是唆使一些伤病员去朱德那里闹事，后把朱、刘软禁起来，最后又把他俩调到前线司令部去。 1935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歼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部3000余人。中下旬，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在半个多月内共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造成了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此时，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军趁势推向川西平原。张国焘仍主张进取康定、沪定，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经徐向前、陈昌浩力争，张国焘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徐、陈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11月19日，红军同敌军在百丈地区激战，十几个旅的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烈进攻。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一片火海。红军与敌人肉博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的泥浆。敌人后续部队越增越多，像蝗虫似的，一群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7昼夜，毙伤敌人1．5万余人。红军伤亡近万。徐、陈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九顶山、天品山、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 红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方面军的多数指战员开始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产生怀疑和不满。朱德又多次劝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并说张国焘的“中央”不是中央。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已回到陕北，他打电报给张国焘，令其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表示：如果张国焘愿意放弃“第二党”，则其他事情可以从容商量。徐向前支持张浩、张闻天的来电；陈昌浩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林育英因母亲姓张，取化名张浩。他是老资格共产党人。1922年2月入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同张国焘一起搞过工人运动的工作，是张国焘的患难朋友。1924年他到莫斯科学习，翌年回国，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同毛泽东关系密切。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林育英去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1930年12月在抚顺被捕，遭受百般折磨，因多病获释。出狱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名义去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工作。 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并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林育英打扮成小商人，于1935年12月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林育英得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消息，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等，并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服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 1936年2月下旬，张国焘、朱德、徐向前等率领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退却转移，第三次翻过夹金山，由丹巴到道孚，又翻越高达海拔5000米的大雪山——折多山。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秦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南下前有8万余人，加上原一方面军的5、9军团，总数达近10万人，现减少到4万余人。部队大量减员，不得不进行整编，由48个团、1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 严酷的战争实践，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彻底失败。朱德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2、6军团。徐向前、陈昌浩派出罗炳辉率领32军（原9军团）和4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迎接2、6军团。 蒋介石在1935年夏秋之际，调动湘军何键、鄂军徐源泉、中央军樊崧甫、汤恩伯以及孙连仲部，共130个团，采取碉堡推进，逐渐压缩，企图聚歼红2、6军团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 贺龙、任弼时等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离开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湘黔边转移。当时，红2、6军团已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红军总部却被张国焘把持。1935年9月，红2、6军团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给任弼时发来的电报，询问军团情况。任弼时用密码给周恩来发了回电。不料，这份回电却被张国焘截获。 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电示红2、6军团：在小地区内，固守固然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易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 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已不宜在根据地内继续固守，决定向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2、6军团1．7万余人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从桑植出发，采取声东击西、逐步转移的方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了长征。 11月下旬，红2、6军团占领了湘中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急进东南，摆出东渡资水的姿态。待把敌人吸引过来后，红2、6军团突然转头西进，把追击和迂回之敌全部抛在后面。1936年1月上旬，占取了贵州的晃县、玉屏。就地休整后，在便水地区同尾追的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歼敌近1000人。尔后，红军撤出战斗，继续向黔东转移，经石阡地区，向贵州西南方向进发。 1月下旬，红2、6军团入余庆，克瓮安，占平越、下龙里，直逼贵阳。贵阳地区敌人兵力十分空虚，敌人忙向贵阳收缩。红军乘贵阳以西敌人防务空虚之际，迅速向西北急进，经扎佐、修文，赶到乌江上游的渡口鸭池河。2月2日，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天险，取得了向黔西地区进军的重要胜利。 2月上旬，红2、6军团相继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等地，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休整，在大定成立了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2月下旬，红2、6军团自毕节地区兵分两路出发，向西前进，跨越乌蒙山区，引敌向西，然后再准备转向东南去安顺地区。红军指战员在强敌尾追拦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再接再厉，攀重峦，行小道，忽上忽下，或东或西，行踪飘忽不定，使敌人难以捉摸。 在转移途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不幸溺水牺牲。 3月28日，红军进占贵州盘县，到达南北盘江之间，终于胜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将敌人远远甩在后面。 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南北盘江之间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利于红军活动，准备在这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将这个意见电示红军总部，朱德为了实现红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主张红2、6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张国焘企图乘机拉拢红2、6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也同意红2、6军团渡江北上，于是，红军总部电示红2、6军团设法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月31日，红2、6军团从贵州盘县迅速西进，突破敌人封锁线，向滇中前进。4月27日，红2、6军团从石鼓到巨甸间的100余里长的江面上，分别在木瓜寨、木秋地、格子、茨柯、巨甸等渡口，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尔后，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向北前进，在中甸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向甘孜前进。沿途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6月3日，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在理化的甲洼同罗炳辉率领的红32军会师。 肖克、王震在会师后，很快了解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立即向贺龙、任弼时报告。贺龙、任弼时等立即表示拥护党中央，反对分裂。这对张国焘来说，凶多吉少。 6月上旬，张国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下，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以“会合红2、6军团，准备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励全军指战员。 7月2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2、6军团集结在甘孜地区，受到朱德、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军热烈欢迎。红2、6军团奉中央命令，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下辖红2、6军团和32军（原红9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 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单独找王震谈话，恭维王震作战勇敢，还送给他几匹战马，王震不为所动，反在会上批评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提议召开联席会议。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看出张的意图是瓦解、吞并二方面军，便提出：“开会可以，但不能以少数压多数。” 张国焘的阴谋遂告吹。 7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 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2月率红一方面军之1、15军团、28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闻讯，立即召开河防会议，他决定将晋军集中于汾阳、离石、孝义、中阳山地，实行所谓“口袋阵”战术。阎氏说： “咱们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而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们作战可操胜券。” 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很快突破了阎锡山的碉堡封锁线，直捣三关镇，包围中阳，徐海东的15军团直逼汾阳、文水，整个山西为之震惊。阎锡山飞电正在陕北“剿共”的孙楚，立即撤回山西救援。 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截断同蒲路交通，直趋临汾，红15军团绕过汾阳，挺进文水、交城，其先头骑兵部队进袭到距太原仅50里之晋祠与河口一带。 阎锡山闻风丧胆，恐慌至极，整日惶惶，立命太原周围各县挖壕架网，严密戒备。就连绥靖公署大门周围都堆上了麻袋构筑了掩体，办公室灯火日夜不息。他感到红军的力量之大，绝非他一人所能抗拒，万一抵挡不住，让红军攻下太原，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死里求生，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求中央军入晋增援。 蒋介石接到阎的电报，立即命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率领汤恩伯、李仙洲、孔令恂等中央军以及空军轰炸机10余架，北上增援，又派商震部开赴晋中，担负守卫太原之责，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 刘志丹率红28军从兴县向南推进。晋军温玉如旅奉阎命堵击，在兴县南被红军痛击重创。温玉如丢弃战马，只身逃回临县。红15军团从文水、交城回师白文镇，与红28军会合。阎锡山获情报说，毛泽东、彭德怀在中阳附近，急电中央军派飞机狂轰滥炸，然而却一无所获。晋军跟随红军之后缓缓“追击”，不敢交战，只在沿途搜杀操外省口音的商人、游民，冒功请赏。 红15军团和红28军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关镇与敌激战，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红28军将士攻克三关镇以后，又重创敌人两个旅，而后向西撤去。红一军团由孝义南下。由于晋南一带空虚，红军先后攻占灵石县、襄陵、侯马，包围霍县、赵城、洪洞、浮山等地，直逼重镇临汾。 红军占领各地，宣传抗日，做群众工作，筹集款子，扩军7000余人。5月5日，毛、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而后率红军西渡黄河，返回陕北。 是时，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处于微妙之中。蒋介石极力向晋绥渗透。他派各路中央军入晋，“支援”阎锡山反共，趁机以各种方式拉拢阎系大员投蒋，瓦解阎的势力，而阎锡山则不遗余力地抗拒蒋的渗入，维护独立割据状态。 红军撤出晋境后，阎锡山于5月31日派人暗杀了晋军“剿匪”第四纵队司令、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李生达。 李生达是晋军中与傅作义、张荫梧齐名的“第一流大员”。但李生达为了继续升官，使通过同乡苗培成的关系，与蒋介石挂上了钩。1931年冬，李生达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召见了他，并赠与巨款。阎锡山发现后立即进行追查。自此，李表现消极，并进一步倾向南京。蒋、李之间还建立了秘密电台，互通情报。这一切均被阎侦知。 1934年8月，李生达应蒋之召，率领晋军72师去江西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在南昌，李生达受到蒋介石隆重款待，给予大批军饷、装备补给，阎锡山却借此扣发了李部的军费，李及部下对阎大为不满。 次年7月，阎令李率部回晋，李生达则到南京见蒋，接受了蒋的“特殊使命”。李部回晋后，阎的代表赴李部“慰问”，发现李部官兵训话时一提“蒋委员长”，便自动立正，而提到“阎主任”时则无动于衷，大为吃惊。阎闻之更是咬牙。不久，李生达被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阎锡山、赵戴文、傅作义并行，风传其将出任山西省主席。 1936年2月，红军东渡，阎命李生达、杨效欧坚守孝义阻击红军，李、杨见红军锐不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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