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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的张副司令！”尔后整队返回西安。 张学良驱车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报告学生请愿情况。蒋怒斥张学良说：“你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 张学良同蒋介石争论到深夜，蒋拒纳忠言。蒋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蒋介石恼怒未消，提笔给邵力子写便函：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列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12月9日蒋介石对张学良已经绝望，以此刺激执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 张学良回到西安同杨虎城商量。杨虎城道：“民众和军队对老蒋的愤恨情绪，都是箭在弦上。扣蒋的时间不能再迟延了，万一你我错失良机，控制不住形势，发生骚动，那就更危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张学良说：“先礼后兵，仁至义尽，今天我们再劝他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他再不听，我们也算对得起他。” 杨虎城摇摇头：“依我看，凭嘴说是没用的。咱俩轮番去闹，万一他看出马脚，立即上车走了，反而不妙。” “这个人很傲，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目下还看不出他有提防的迹象。” 最后，杨虎城同意张学良明天再去试试，并设法把蒋稳往。 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潼，蒋介石一见他，就没好气地说：“我还要问你，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的机枪是打日本的，不打爱国学生！”张学良回道。 蒋吼道：“‘九？一八’，日本人在你鼻子底下，你为什么不打？” 张学良刹那间怒火万丈：“你下令不让打么，我怎么打？我那时患重病，躺在协和医院，我还打电报请示你，你又不是不知道！” 蒋介石双目怒睁，无言以对。 张学良又道：“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介行“啪”地拍案而起：“全国只有你一个敢这样诬蔑我！你，你太放肆了！” 至此，哭谏、委婉劝说都失败了，张、杨便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介石抗日。 12月11日夜，张、杨对捉蒋作了具体部署。由东北军张学良的警卫营和105师担任到华清池捉蒋和西安到临潼线的警戒；并电令兰州的东北军解除该地的朱绍良部武装，扣留其在兰州的飞机。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和宪兵、警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午夜11时，张学良、场虎城分别召集在西安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宣布实行捉蒋、逼蒋抗日的决定和计划。 12月12日清晨5时，东北军警卫营的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住所。不料被蒋的卫队发现，双方展开激战。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蒋介石闻听枪声，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吓得发抖，披着睡衣，拖着鞋就向外跑。在翻越围墙时跌进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脊骨摔伤了，脚也碰破了，并丢了一只鞋。他顾不得疼痛，跌跌撞撞地往山上爬，后由他的贴身侍卫、族侄蒋孝镇背到骊山山腰，在虎畔石后的中岩洞里躲藏起来。 孙铭九等闯进蒋的住所五间厅，不见蒋的踪影，但见衣帽、斗蓬仍在床边，假牙、皮包放在桌上，被窝还有余温，估计未逃太远，便分头搜索。一个战士发现后墙边有一只鞋，孙铭九率队搜索骊山。 张学良得到报告蒋介石下落不明，焦躁不安，深恐蒋介石身遭不测。他对杨虎城说：“如果发生意外，将贻害大局。我张学良便成为千古罪人。我割下自己的头，请你送到南京请罪，绝不能因此而打内战。” 8时许，警卫营战士捉住了蒋孝镇。孙铭九问他：“委员长在哪里？” 蒋孝镇颤抖着回头向山上一看，示意蒋介石在山洞里。警卫营班长陈思孝向孙铭九报告说：“委员长在这里！” 蒋介石抖抖索索地喊道：“我是委员长，不要开枪，你们不要开枪！”蒋走出洞口见十几枝枪口对着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孙铭九答道：“张副司令让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 因蒋介石腰部摔伤，由警卫营连长王协一背着下山。兵士把蒋介石抬进小汽车，护送他到西安。 警卫营在袭击华清池战斗中，活捉了蒋孝先，因蒋作恶多端，被警卫营就地枪毙。 在东北军去临潼捉蒋的同时，十七路军也按预定计划行动。由城防司令孔从周率警备第1旅、炮兵团和宪兵营解除了宪兵第2团、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和西安城内外中央系统的武装。十七路军还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银行、邮电局等；扣留了停在西安飞机场上的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军人员。 十七路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记军政大员。邵元冲听到枪声，跳窗逃跑，被流弹击成重伤，送医院不治而亡。搜捕军政大员集中点名，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蒋鼎文、第六军总指挥朱绍良、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还有卫立煌、蒋百里、蒋作宾、李基鸿、万耀煌、陈继承等，就是不见陈诚。士兵立即搜查，在大厅后一间烧火室里发现一个空啤酒箱子微微动弹，踢开箱子，见一个人曲身趴在地下，抓住衣领揪起来一看，果然是陈诚。原来陈诚身带处分张学良、杨虎城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他即撕毁文件投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下，然后逃到那里躲藏。 在兰州，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电报，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蒋介石被孙铭九等押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的一个房间内。张学良让他稍微休息一下，便去见他。蒋见他进来，神色突变，端坐在椅子上。张学良谦和地说： “委员长，您受惊了！” 蒋介石不理睬。张学良问第二遍，蒋介石突然站起，怒喝道：“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 张学良变色道：“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以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 “我问你，这件事是你的部下干的，还是你干的？” “是我让部下干的。”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我是拥护你领导抗日，完全是为了国家，对你并无恶意。” “既然是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回洛阳，问题在洛阳谈。”“说得轻巧！抗日之事，岂容搪塞！你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坚持从前那一套，那只有让群众公裁。” 两人争吵起来。 张、杨在扣蒋同时，撤销了内战指挥机关“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杨虎城为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公安局长；通令释放政治犯；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张、杨交议的问题或提出政治建议；又组织了抗日援绥军，以孙蔚如为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还接管了西安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特请史沫特莱主持对外英语广播。 政治设计委员会根据张、杨两将军的指示，很快拟出8项救国主张，即：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带着8项救国主张文稿去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的蒋记军政大员宣读，要他们在文稿下签名。陈诚签名后，还特地说了几句话：“汉卿，我有一句最当紧的话：就是咱们自己人什么事都好办，什么话都好商量，但是你千万别让戴红帽子的来。他们一插手，我们都得完蛋。”
张学良哈哈大笑：“共产党也是爱国的，爱国家者都是讲道理的。天下为公，用不着怕他们。”
签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廖澄流等。张学良、杨虎城将此8项救国主张连同签名，通电全国。
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张学良还分别致电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说明只要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绝对保证蒋的安全。12月12日（双十二）下午，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争争吵吵，各执己见，何应钦，戴季陶、居正、吴雅晖等主张讨伐西安；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主张和平解决。一直闹到13日凌晨3时，通过剿抚兼施决定；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准备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同时以于右任、张钫为陕甘宣抚使，前往西安。
野心勃勃的何应钦见蒋介石被扣，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便以军政部长的身份就势揽住军事大权，命20个师的中央大军，沿河南、陕西边境向前推进，命集中在洛阳的轰炸机，飞往西安上空示威。何应钦的锦囊妙计是：经过“讨伐”救出委员长，他是救蒋第一功，倘或因为轰炸西安而葬送了委员长，他是继蒋第一人。原来何应钦在1927年12月参与“逼宫”事件，使蒋介石第一次狼狈下野后，丧失了蒋对他的信任，他伴君如伴虎，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近10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兴奋到了极点，同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吴雅晖、叶楚伧等主张不惜玉石俱焚，明令“讨伐”。何应钦3昼夜未合眼，进行军事部署。戴季陶、居正等急电正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要他克日返国。蒋“不幸”时，由汪精卫出掌行政大权，何应钦执掌军权。
冯玉祥同蒋介石、何应钦面和心不和。他眼见着何趁机捞去军有大权，对何耿耿于怀，却也无可奈何。张学良，杨虎城给冯玉祥发来了一封电报：“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何应钦大作文章，说冯玉祥与张、杨勾结，寻机把他逮捕干掉。冯宅前前后后，出现了暗探特务。
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亲英、美派，在上海得到“西安事变”消息，如遇晴天霹雳，震骇莫名。他们带着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连忙飞抵南京。
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的活动，激怒了宋氏兄妹。他们与英、美大使馆紧急磋商，并请与张学良有厚交的端纳飞往西安探明真相。孔祥熙还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说：“现弟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等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电，而免延误。”
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何应钦同宋美龄激烈争吵，宋美龄说：“你这样做，玉石俱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在西安，中央政府由谁来主持？”
何应钦怒冲冲地说：“你女人家懂得什么？无见识，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之事，不要你管。”
宋美龄潸然泪下：“你这样绝情，太辜负蒋先生了！”
在宋美龄的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长名义召开会议，作出先进行和平试探，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停。
日本政府公开声明，要求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共防共”，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张、杨，并唆使汉奸、特务潜入西安，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对蒋介石的义愤，煽动杀蒋。德、意帝国主义与日本相勾结，积极支持汪精卫回国。
第三十四章 天日为证
毛泽东收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已是12日夜间了，他在灯下反复看着电报，然后来回踱步思考。他要人通知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秦邦宪、张国焘等来开会。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他们决定第二天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认为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应该拥护。周恩来、张闻天等都发了言。毛泽东最后总结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
会后，毛泽东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2月17日，周恩来、李克农、邓发、李涛、罗瑞卿、张子华、童小鹏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西安，受到张学良、杨虎城的热烈欢迎。张、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扣押蒋介石之后，西安的形势十分复杂，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面对正在向西安压来的数十万重兵，西安的政治前途将会如何发展，事变应如何解决，张、杨及其幕僚们，并没有明确的方针和统一的认识，陷入一筹莫展的苦闷之中。许多重大问题，都等中共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到达后研究解决，张学良一再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周恩来来到西安的当天晚上，便同张学良作了彻夜畅谈。周恩来首先充分地肯定了张、杨的爱国热忱，说西安事变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实力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对蒋的处置需慎重。他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能导致的两种截然不同结果，主张和平解决。周、张商定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5项条件，即：
（1）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2）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3）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4）成立抗日联军。
（5）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他们商定，为了迎击蒋军的进攻，红军兼程南下，主力先开往庆阳、环县击退胡宗南部，然后出渭水下游侧击从潼关西进的刘峙部队。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到九府街杨公馆会见杨虎城。周恩来向杨虎城说明了同张学良谈话的经过和主要内容，杨虎城听后大惊，他说：“蒋介石这个人，真真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军阀包括我在内，谁都拧不过他，斗不过他。贵党和他敌对，长期分庭抗礼，地位上是平等的，可以和他平起平坐，要打就打，不打就罢。可我和张副司令是他的部下，轻易把他放了，他一旦失信，一旦翻脸，我们的处境就很危险，很不妙。”
周恩来很体谅地说：“我要是处在杨先生这个位置，也会这样想的，不过，说到蒋介石守不守信用，我以为信义问题在目前关系着蒋介石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倘若失信，更便于我们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他在道义上必然是一败涂地。至于会不会报复，也不完全取决于蒋介石个人，只要我们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与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团体，老蒋他纵有报复之心，也是难以施展的。”“蒋介石这个人，心如刀刃，毫无信义，诡诈阴险，睚眦必报，什么瞎瞎事他都干得出来。文人反对他，他还勉强睁只眼闭只眼；我们武人反对他，他便恨之入骨。话又说回来，贵党比我胆量大，看得远。现在，你们置血海深仇于不计，以国家民族为重，我还有什么顾虑的！我只是说，放蒋是有条件的，决不能轻而易举放他走。”杨虎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端纳带着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西安，在张学良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将宋美龄的亲笔信递给他。蒋介石如获至宝，转过身去连看两遍：
夫君爱鉴：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样情形，我一直是很担心的。因此，你每次外出，我总是常常陪同你一起去。这次航空协会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能同你一起到陕西来，想不到就在这一次出了事情！
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同情抗日，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抗日的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