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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仲鸣却被击中数十枪，其妻亦中3枪，等被送往医院，一命呜呼，当了替死鬼。 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等回住所，立即给重庆的戴笠发去电报：“任务执行完毕。”戴笠急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总算把汪精卫除掉了。 蒋介石只高兴了一天，河内电台播出新闻：被杀的是曾仲鸣夫妻。 曾仲鸣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副秘书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铁道部、交通部次长，是汪精卫最亲近的心腹。他一死，顿时断了汪氏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使汪感到万分悲痛。于是，他亲笔写了《曾仲鸣先生行状》，来纪念曾仲鸣。同时决定对蒋进行反击，办法是写一篇文章。是时，汪已成惊弓之鸟，偶尔间他俯瞰高朗街面，发现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徘徊，还不断抬头向楼中窥察，为了保住生命，找来一身越南土布衣服穿上，整日困坐在地下室里，不敢与外人接触。日后，他悲叹道： “在河内之孤独，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汪精卫写了《举一个例子》的文章，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汪精卫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天举一个例吧！” 汪精卫接下来便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最高军政长官的主和细节，全部揭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的情况，更披露无遗。汪精卫又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质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 汪精卫的文章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打得蒋介石暴跳如雷。蒋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但在一片叫骂声中，吴雅晖却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题为《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的文章中，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以泄漏秘密，处刑更严。”这就说明，汪文所据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 蒋介石无奈，命戴笠又组织3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 汪精卫在地下室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连续两次向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求救，日本领事馆答应马上与日本政府联系，并让汪精卫耐心地等待。 4月6日，日本政府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和日本前总理大臣犬养毅之子、众议院议员、近卫智囊团人物犬养健，以及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等人，乘“北光丸”货船，专程前往越南，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河内，同汪精卫密商，研究逃离河内、前往上海的时间、路线和方法。影佐道：“汪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500吨‘北光丸’号货船，以供先生使用。” 汪精卫道：“北光丸号目标太大。重庆方面有新的袭击计划，二三日前，邻居的3楼突然有人租去，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由远处监视。越南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有好感，但对我的政治行动则采取禁止态度，深恐卷入政治漩涡。就目前形势来说，我坐日轮去上海尚不适宜。我已经租了一艘法国小船。” 影佐问：“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重庆政府对先生已下通缉令，在中国沿海航行时，需要特别小心。” 汪精卫告诉影佐，这条法国船是760吨。3个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条小船，怎么可能将汪精卫一行载到上海？但汪执意表示：“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我主和后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 4月25日夜晚，汪精卫收拾细软，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慌慌张张登上“冯？福林哈芳”号法轮。离开了越南。行至北部湾时，突然海风骤起，恶浪盈丈。“冯？福林哈芳”船身太小，在浪峰涛谷里驶行，几次出现倾覆的险情。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搅得晕头晕脑，呕吐不止。周隆庠认为这样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此船，汪精卫也顾不得什么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28日，“冯？福林哈芳”号与“北光丸”号终于在汕头海面靠拢，汪精卫由人扶着爬上日船，与日本帝国主义“同舟共济”了。 他不禁“万感俱集”，写下七律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汪精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在“北光丸”轮上进行多次会谈。汪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像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影佐回道，待他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 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方，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评。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 5月6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汪精卫深知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列强手里，这租界被人称为“孤岛”，而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们大多以“孤岛”作掩护，活动频繁。汪精卫一想起曾仲鸣的死，便心有余悸，所以日轮“北光丸”号到达上海后，汪精卫一伙迟迟不敢上岸，直到5月8日，今井武夫再次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汪精卫一伙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下船住进“重光堂”。
第四章 汪记“驿站”
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弄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 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 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具有方法论意义。，赴日谈判。 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50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
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 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盾双方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无条件，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便迎合板垣说：“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 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板垣警告汪精卫世后由考茨基整理成3册，分别于1904年、1905年和1910，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 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 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 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 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 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 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再想办法。 汪精卫在6月18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 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 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 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 6月24日，汪精卫一行秘密地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策划：汪、吴在该总司令官住宅会面，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 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的正副关系。 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 后来，汪精卫又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1）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2）汪不得干涉军事；（3）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4）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到了10月19日，汪又给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7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