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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民国春秋+刘凤舞-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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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党议员则主张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无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对于内阁，国民党议员主张组织纯粹政党内阁，只有众议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阁员；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阁员应当由总统亲自举任，不限众议院议员和政党；在大借款问题上，国民党议员认为，政府与五国银行团自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前参议院通过，是为违法，当然无效；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那彦图、汤化龙、籍忠寅、张伯烈、郑万瞻、李国珍等44人，则通电说： 此项借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惟议决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 在宋案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以宋案证据发表，主使竟是政府，国会当根据约法提出弹劾，使袁、赵解职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由国民党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的审判；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召开3党议员会议，议决“对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当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围，如设特别法庭之类，则不能不反对。” 由于两党议员（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成立进步党）的尖锐对立，在国会的两院会议上，不是一党议员有意中途退席，进步党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决议，就是两党议员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议会：“中国议会有三特例：一曰叫骂，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殴人掷物未闻焉。今已开其例，日后必有以杀人掳人闻者，是亦可谓捣乱之极轨矣。” 袁世凯见国民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恐正式总统不能到手，焦思苦虑，便有计划大规模收买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从向五国银行借款中拿出300万元，来收买议员。被收买的议员，可得到5000至8000元赃款，必需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拥护袁世凯。 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主要是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去昼夜奔走。那国民党人、众议院议员邹鲁，从广州来到北京后，便被陆建章所派之人刘某、陈某纠缠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本书批判了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他们对邹鲁说： “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40万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们来致意先生。” 遭邹鲁严词拒绝后，陆建章仍不死心，他亲自请邹鲁吃饭，并对邹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 邹鲁再次拒绝收买。但已有不少国民党议员被收买，脱离国民党另入进步党，或另组新党。孙中山、黄兴对此十分焦急，力图加以挽救，但却无济于事。 孙中山、黄兴得知国民党籍议员郭人漳将脱党另组大公俱乐部时，致电劝阻说：“闻公欲脱离本党，自组政团，文等以党派愈多，相争愈烈，国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犹不足以尽维持之责。我公顾全大局，尽力本党，素所羡佩，他人出此，公尤当急止之，万不可发自公致兆分裂之势。十年肝胆，万里心期，风雨晦明，思急弥切，希即复交，以慰远怀。” 郭人漳不理。湖南国民党人便采取行动，查抄郭人漳的家。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将共和、民主、统一3党合并为进步党。为尽快实现合并，袁世凯在宣布暂不入党的同时，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经费，由袁派统一党出面策划3党联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启超入京，商讨合党事宜。 梁启超进京后，便积极活动，他同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大体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3党党员恳亲会。梁启超还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名义，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并以《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为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阐释了共和党成立以来，为什么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凯政府而反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立场。 梁启超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在3党恳亲会上发表演讲说：“3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为3党计，为敌党计，皆宜3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轨道。” 汤化龙、孙武、王赓等在会上，一致认为3党的精神本来一致，他们强调为取得议院中的多数，彼此务必相互谅解，容忍与牺牲各方面的小意见与小问题，以取得合并的成功。会后，3党正式签订合并为进步党的协议书。3党又联合发出通电，通告各党决定合并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并事宜。 5月11日，3党职员及议员400余人召开会议，讨论党章和召开成立大会等诸问题。梁启超主持会议，丁世峄、孙洪伊逐条宣读党章。新党定名为进步党，采取理事制，设理事长1人，理事10人，下设政务、党务2部，政务部专主调查政况，进行研究，下分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等8科。党务部专主执行党中一切事务，下分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5科。每部各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各科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干事若干人。 党章讨论完毕后，梁启超提议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全体赞成，其他理事等到召开成立大会时再行推举。 梁启超再次发表演说，他说道：“以时事之需要，议会之现状，国家之存亡，其不能不仰赖进步党之出现。进步党之成否即在诸君，国家之存亡亦即在诸君，千钧一发，慎勿功败垂成也。” 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在京全体党员大会，1000余人到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孙武担任会议主席，丁世峄报告筹备情况，刘崇佑报告党章及宣言书，陈国祥报告所选定的理事长和理事名单。随后孙武代表理事长黎元洪讲话，梁启超、汤化龙、王印川等相继在会上讲话。 进步党的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另外，由理事长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阿穆尔灵圭、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辏А⒊痰氯⒅烊稹⒆炭怼⒊抡殉！⑵胍铡⒊戮济鳌⒊鹿椤⑼舸筵啤⑿烨诘�20余人，参议100余人。政务部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党务部部长丁世峄、副部长孙洪伊、胡汝麟。 进步党包含着袁世凯实力派、从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宪派3种力量。黎元洪虽挂名为理事长，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孙武在3党合并过程中虽代表黎元洪出面活动，但是进步党成立后并未主持党务。那彦图、伍廷芳并未参预党事；代表袁派势力的统一党党魁王揖唐、王印川，在并入进步党后，势力单薄，事事消极，不预党事。在理事中实际控制党权的是原立宪派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蒲殿俊。在政务、党务2部成员中，骨干力量都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因此进步党名为3党合并而成，实际上领导和骨干力量是原立宪派人。进步党成立的目的，是组成大党，以便在国会中战败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 黎元洪为进步党理事长，他早已踏上袁世凯的反革命战车。黎元洪虽未参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密谋，但黎似有预闻。当时曾有人以湖北为首义之区，进言黎元洪对宋案应有严正表示，而黎似预知此事为袁世凯所指使，暗中自然称意，为了应付湖北革命党人，才去电上海陈其美探询情形。为敷衍一番，又去电袁世凯，口是心非地要求“严拿正犯，务得主名”。 程德全发出通电公布宋案证据后，黎元洪当即致电袁世凯及各省，委婉地敬诫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要其“老成谋国”，劝其“勿狃于成见，掉以轻心”，“勿激意气以相残”；又意语双关地劝慰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强调“承办宋案尤应法庭详求真状” 袁世凯接读黎元洪此电，颇感欣慰，复电说：“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无拟。” 黎元洪又于5月4日、8日、14日、30日、6月1日连续发表通电，歪曲宋案真相，公然对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证表示怀疑，无端为袁世凯政府辩护，说什么“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桂馨、洪述祖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他颠倒黑白地指责揭露宋案真相的人们是：“前者宣布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犹窃律其非，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电，牵入政治，摇动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 黎元洪诬蔑各阶层人士对刺杀宋教仁的声讨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摇动，谣琢逢起”的混乱政治局面，别有用心地劝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说为“巩固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也就是说宁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 黎元洪对袁世凯为发动内战、武力统一全国而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债之“六大危害”说。 黎元洪唯恐袁世凯因宋案和大借款案而不能当选，又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他在电文中说：“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非举膺继任，不足以奠危局，拨逆乱。”他还向袁世凯发出效忠电说：“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以之。……俾元洪锋镝余生，获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总统之所赐也。披肝沥胆，以此为盟。” 黎元洪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袁世凯罪行之际，惟恐武汉出现反袁活动。他在5月14日发出布告：“谓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须由国会解决，毋庸平民聚讼。” 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罪行。各省各县纷纷成立分会或支会。武汉各界亦召开会议，拟成立公民大会支会，黎元洪侦悉后，立即派军警干涉，未得成立。 章太炎此时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章太炎于1912年底曾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暗杀后，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开始觉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凯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谬，于1913年4月17日弃官从长春赶回上海，就“宋案”发生后的形势，与孙中山、黄兴商讨反袁问题。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孙、黄等极表欢迎。对于宋案章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意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而主张“政治解决”，即通过充分揭露袁世凯的种种劣迹与罪行，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出大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袁世凯的统治。 章太炎不想依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异想天开地于5月上旬来到武昌，谒见黎元洪，企图动员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决心与袁左提右挈，他一见到章太炎，便知章要说服他反对袁世凯，即先表明极端拥护项城之意见，使章氏说词不得出。稍后，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等相继到鄂，他们拉上章太炎一起，劝黎元洪处处以国家人民为重，不要相信袁世凯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则抱定非袁则乱之宗旨，始终不为稍动，反而劝诸人助袁，以固国基。谈话间，章太炎与黎元洪激烈辩论，终无结果，章以三国中人物讥黎曰：“吾尝论慰亭为人似袁本初，今观公未免类刘表。” 由于岑、李、二章与黎晤谈时，于总统之位，极力劝进，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凯面前挑拨离间，连忙将与他们谈话的详细情形，电告袁世凯。“申明如选举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还公开接见新闻记者，更明确地将自己拥袁、反革命的态度公诸报端。他表示：“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 黎元洪为了送走章太炎，反过来要章去北京劝袁世凯，并说：“苟其人可谏，安用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对岑春煊等，黎则示意：“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去。 黎元洪如此频频地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一则说明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则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凯的淫威。袁世凯何等样人？连宋教仁都敢杀害，岂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驰！黎元洪知道，袁世凯对他不无怀疑，在5月12日，袁世凯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名为查察要事，实为侦察江西、安徽2省举动，监视黎元洪行止。黎元洪处处赔尽小心，一再表白心迹。 黎元洪所占地盘，有举足轻重，操纵南北之势。湖北军队虽多次裁减，但仍有4个师，约6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6万余人的军队如果能同南方国民党控制的几省兵力联合起来，对抗北洋军，其结果便殊难逆料了。再者，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汉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应假道，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 黎元洪完全投向袁世凯，他不但答应袁世凯假道武汉，而且“披肝沥血”，赌咒发愿，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在致袁的电报中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撑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 袁世凯见电大喜，立即回电：“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 这两封电报，稳定了武昌和北京的关系，给袁世凯放胆去打内战的决心。 要打内战，关键是北兵南进。北兵早在1912年秋天应黎元洪之邀，已开始陆续进入湖北，但数量尚小。1913年4月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鄂省不靖，请饬李钝派步兵1团到汉，以资镇慑。”5月中旬以后，北洋军大批南下，至5月下旬，驻鄂北军已达2万余人。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此为基地进击江西、湖南，又可协助黎元洪镇慑湖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里处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长江下游之咽喉，为武昌之门户，由陆军部及鄂省合建；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部办，其库存枪炮弹药除鄂省必须用者留备外，其余均运北方，供北洋军使用。 有人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黎元洪严词驳斥。此刻派人请见者皆行谢绝。 北军驻鄂后，无恶不作，霸占房屋，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骚扰阎闾，欺行霸市等罪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军虽在黎元洪严密控制之下，然亦有南北观念，不少军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愤。甚至连黎元洪的心腹大将、第1师师长黎本唐也气愤不过，晋谒黎元洪，反对北兵南进，以致言语冲突、触黎之怒，报告袁世凯，免去黎本唐师长职务。 袁世凯出资促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为进步党。担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被推举为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凯肯于出资促3党联合之用心，所以被选为理事长后，立即复电接受，并表示：“执鞭相从，实所深愿。”3党合并过程中，屡起纷争，黎元洪千方百计调和党务，目的是保住袁世凯的御用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 袁世凯收买分裂了国民党，对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又来个杀人灭口，矢口否认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胆对付不屈服的国民党人。 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近阅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各运兵赴宁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观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回殊。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听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 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此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 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秘密南下，第一军左司令李纯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师和第2师的1个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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