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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耀如是孙中山的挚友，孙中山被袁氏政府悬赏通缉，宋耀如怕受株连，只好全家出走东瀛。宋耀如长女宋霭龄在国内时，就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父亲来到日本后，仍然任孙中山的秘书。 8月29日，宋庆龄在日本横滨登陆，父亲宋耀如、姐姐宋霭龄等亲人到码头迎接，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人，她多么高兴。 9月，宋霭龄与孔子75代旁系裔孙出身山西富豪门第的孔祥熙结婚。宋耀如从8月中旬起，带病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他几乎每隔几天即到孙中山住处，有时待的时间很长。 宋庆龄的到来，正好接替抱病工作的父亲，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9月16日，宋庆龄与孙中山会面，在短短的10天内，宋庆龄去看望孙中山八次。随后，宋庆龄便留下作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助手，从而使她多年来想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她在给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读书的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的快乐，我唯一的快乐是与孙先生在一起。”“我对他大有帮助——使全世界甚至全中国的人民了解革命。” 孙中山与宋庆龄对祖国命运的共同关注，在伟大理想下互相吸引，战斗的考验，思想的交流，使他们在革命工作的朝夕相处中，默默地相爱了。 渐渐地宋庆龄产生和孙中山一起生活的强烈愿望，真切地感到：我可以帮助他，他是需要我的。她从对孙中山的崇敬中萌生爱意，坦率地向孙中山表达爱慕之情： “孙先生，我已仔细地想了好久，我知道没有别的比为你和为革命服务能使我更加快乐，我能帮助你做那种我已着手做过的工作，我能关心你，我喜欢这样从事于革命。如果我没有为这个伟大事业而生活，那么人生是要无意义而无中心的。我不求什么，但愿委身革命，别的什么都不能满足我，只要我于你有用，便在你这里……” 在孙中山看来，宋庆龄是这样的年轻、美丽、迷人，洋溢着永无休止的革命热情。她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精神上的莫大慰藉，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伴侣，娶她做妻子对他事业是莫大的帮助，有她的温柔体贴，对他流亡的孤寂生活是多么大的幸福！但是他想到自己的年龄只比宋庆龄的父亲小3岁，且宋庆龄的父亲又是自己的挚友，他迟疑了。 宋庆龄勇敢地表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孙中山觉得这样大的事，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坚定地说：“你必须得到你父母的同意才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 宋庆龄却反问道：“我们目前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下么？难道这种爱情我们还不能自己作主吗？” 但是，宋庆龄为了顺从孙中山的意见，并取得父母谅解，她决定启程回上海。她的父母早已回到上海去了。 孙中山不拒绝宋庆龄向他求爱，是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表示要他另娶一个妻妾。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曾给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来了一封信，信中向何香凝倾吐了她对丈夫的思念，诉说了自己的苦衷，还希望香凝为她的丈夫在日本物色一位贤女。 对于妻子写给何香凝的信，孙中山思虑万千：“慕贞啊，你不该给香凝写这么一封信。你说，我们婚后你一直未能守在我身边照顾我，反而让我牵心挂肠，让我孤独一人在异国他乡四处奔波。你说，你常为自己没能力帮助我，而感到万分痛苦。是啊，我听乡亲们说过，说你常在日出或日落时，领着孩子们站在后山上，眺望经过后沙海面的军舰和轮船，期待着我返里归家；我也看见了，就在你到南京小住的时候，就在你同我一起游览沪杭和上北京的时候，你也因为过不惯政界的生活而感到十分苦恼，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在房里哭泣。我明白你的心，你和我母亲一样，不满我的职业，你们是希望我从医行善，救死扶伤，积善积德，可是，你们不理解我的信念和志趣，我立志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现三民主义。在南京的时候，在北上的时候，你曾两次对我提出，要我在外面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子，要我纳妾娶小，我当时就对你说，这是办不到的！我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怎能自食其言！当然，如此的家庭生活也给我带来痛苦，但我绝无责怪你之意，……” 卢慕贞见丈夫不同意她的要求，便独自一人来到东京，当面和孙中山谈谈。 卢慕贞慢慢地对孙中山说道：“打从我18岁那年来到你们孙家后，你一直在外面奔波。今年二月，孙眉哥哥病逝，我只好带着女儿去澳门，帮助料理后事。在家我尽到了做媳妇的责任，可就是没有能尽到一份妻子的心，让你只身在外，受尽苦难。你快50的人啦，还是孤身一人在海外四处奔走，没过上一天安然的日子，我想让你找一个合适的女子。” 孙中山打断妻子的话说：“我明白了，我已经对你说了，这件事我是万万不会同意的。” 卢氏噙着泪水说道：“是的，当时你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应该可以娶妾了，自大哥去世后，家里的事更多了，我实在离不开家，不能久在你身边，再说我也没有能力帮你分担忧虑和辛劳，你又不肯去干别的事，何况现在你亡命日本，想做别的事也不容你了。你就依我的心意去办，也好了结我这桩心事。” “你就别再说这些了，我是不会依你的。30年都这么过来了，还说这些干什么。” 卢慕贞原以为，现在丈夫不当总统了，娶妾纳小不再会有人指责他了，况且，他又身处逆境，亡命异国他乡，他的党人中也有人娶了日本女子。现在宋二小姐在他身边当英文秘书，又是一个好女子，便向丈夫提出，要他娶宋二小姐为妾，但她没有料到，一提到这事，丈夫又是一百个不同意。她也曾想过，为了不拖累丈夫，为了让他安心地再娶，她情愿早早离开人世。但她又想，如果说出这些想法，他一定会责备她，其实她又何曾忍心去走那样的路呢！就连公开与丈夫离婚，她都难下决心，不忍开口。她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低声地对丈夫说： “家里事多，眉哥去世后，澳门嫂子那边的事还要我分担一份心，我决定在这里住两天就回去。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想跟宋二小姐谈谈，既然她已经回国了，也不是三五天就能来东京的，我就不等她了。” 卢氏说到这里，从手提箱内拿出红绸小包，递给丈夫，接着说道：“等宋二小姐回东京来，请你把这送给她，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是我一份心意。” 孙中山接过红绸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广东人结婚时用的绣着一对鸳鸯在荷花池嬉游的大红缎子被面，被面上放着一个精美的首饰匣子。这个匣子是孙中山同卢氏结婚时，哥哥孙眉送给卢氏的礼物，匣子内装有一条金项链和两个镶有蓝宝石的金戒指。孙中山把手上的东西慢慢地放在桌子上，径直走到窗前，背着双手，默默倚窗而立。他的思绪纷乱，沉默了好一阵后，才转过身来，对妻子说道： “慕贞，你怎么还是这样想呢？你真不应该这样想。你要知道，宋小姐少年时就立志献身于改造中国，变革社会的事业。她大学毕业后，只身从美国来到日本，来到我身边工作，正是为了实现她为中国几百万民众效力的远大抱负。再说，宋庆龄年纪还轻，而我已年近半百，膝下有儿有女，更何况如今我是亡命之中，袁世凯拿着50万元赏金四处缉捕我，买我的头，她怎么会委身于我呢！” “不不，宋二小姐不同一般女子的见识，她是非常希望在你身边工作的。在南京时，我没敢叫你休我，只是劝你娶个小的，那一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二是因为那时你母亲和眉哥健在，我怕他们为此事想不开，怕伤他们的心。我这次来东京，就是想让你另娶一房。不过，你一再表示不愿娶二房，我也不强迫你。我想，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咱们分手吧！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都是非常需要像宋二小姐这样贤慧、能干的女子，在你身边帮助你。宋二小姐也十分乐意在你身边工作，如果我们不离婚，你和宋二小姐长期在一起也多有不便，外边人也会有许多闲言碎语，这对你、对宋二小姐都不好，就是对我也不好啊！我想过了，为了你的生活和事业，为了宋二小姐，也是为了我，我必须这样做，你答应我吧！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也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里过日子，把家维持好。” 孙中山呆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宋庆龄回到上海，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遭到父亲，特别是母亲的坚决反对。 由于宋庆龄聪明、美丽、听话，母亲从宋庆龄小时就最疼爱她，没想到在终身大事问题上，这个最受疼爱的女儿出了这么个大难题。母亲非常生气，坚决地说： “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两倍于你的年龄，是你爸爸的同辈人，又是你爸爸的朋友，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 宋庆龄的态度也同样是坚定的，她一再说明她已倾向革命，与孙中山结合是为了革命事业，恳求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倪桂珍脸色阴沉，语气坚定地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谈话陷于僵局。父亲为了缓和一下，就说：“庆龄，此事得等待一下，让我们再考虑考虑。” 宋庆龄只好等待，一等就是三个月。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写信给孙中山说： “你看！你叫我先告诉父母，后加以决定的办法，是得到了怎样的结果，……我现在只是为了父亲，才留在这里，你是认识他的。同时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待，那是我不得不等的，但是等可是苦事，是非常苦的事，如果讲到我母亲的见解，那么等待完全是白费功夫。” 当宋庆龄得知父亲的态度已有一些弹性，特别是知道孙中山的态度变得坚定，已与卢慕贞办了离婚协议书之后，她采取了果断的态度，冲破父母的“软禁”，离家出走。她在离家出走前，给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 “在前几封信上，你大概已经知道，我早就希望回到日本去，而父母却表示反对的事了，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反对孙先生，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详细地考虑而要我得到相当的把握！我已经等了好久，可是母亲的意志，仍旧不会改变。而父亲的心，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后，早已同意了。……美龄！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到了日本，而和孙先生在一起。我走时是那样的迅速、秘密而又不会通知任何人。” 宋庆龄在上海的房子又大又好，拥有许多现代化设备，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她决定离开富贵、文明、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选择革命道路，以双十初度的芳龄，自愿嫁给年龄比自己大一倍多、已结过婚、正在过着艰苦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这绝不是美人一时冲动爱英雄，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共同革命信念思想基础上的纯真爱情。 性格倔强、作事果断的宋庆龄在朱卓文、慕菲雅的陪同下，偷偷离开了家门，离开上海，东渡扶桑，到东京的第二天便与孙中山结婚。
第八章 强任大总统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在1913年7至12月，先后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除了川、黔、滇、桂四省，他基本上占踞了中国南部，使自己走向了统治的顶峰。 袁世凯为了让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还暂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议员的年俸为5000元，于是，这批国民党员贪恋着议员的地位，仍然留在北京，与进步党合作议订宪法。国民党议员中虽然也有人主张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而有不少国民党议员，已被袁世凯收买。 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对那些有反袁情绪和反袁嫌疑的国民党议员，开始了血腥镇压。他授意军政执法处，以“串通乱党”为词，逮捕8名国民党议员，即参议院议员朱念祖、丁象谦、张我华、高荫藻、赵世钰，众议院议员刘恩格、褚辅成、常恒芳。这8名议员多半是皖籍议员，而且都与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相识，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兼宪革会委员。国民党不仅少了8名记员、宪革会4席，而且在大捉大捕压力下，一夜之间，袁世凯又用重金拉走了10余名国民党参议院议员，为他竞选大总统，铲平道路。 军政执法处直接受袁世凯领导，由袁的心腹陆建章任处长、霍占一任侦探长。军政执法处设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附近，为北京著名“四大山宅”之一。 军政执法处的职权没有限制，也不受法律约束，捉多少人，杀多少人，捉谁，杀谁，均不呈报，将人秘密处死，也不通知死者家属。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议员监视、逮捕、禁闭、杀戮，无所不干。所以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一提起军政执法处，一提起处长陆建章，就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国会议员们视军政执法处为罗刹鬼国。 一日，陆建章饮酒正酣，监狱看守忽来报告：天热牢窄，囚徒很挤，怎么办？陆建章听了，命令把花名册拿来，然后用红笔圈了几页，交给执法处进行枪决。 有一个叫王剑魂的人，自南方来到北京，遭到逮捕，由陆建章亲自审讯，照例先问人犯姓名、年龄、籍贯。王答名“剑魂”，陆建章听了，立即拍案大喝道：“不用再问了，拉出去枪毙，凭你这个名字，就该枪毙！” 在袁世凯的淫威下，众议院提议先选总统，后制宪法，以213票对126票通过这项法案，参议院也照样通过了。于是，宪革会便先制出大总统选举法，作为将来宪法内容之一部分，提前公布，以便大选之进行。 袁世凯仍然不放心，特用金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