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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春秋+刘凤舞-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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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派他到湖南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  林伯渠带着妻子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把妻子、女儿安顿好,便前往常德。  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林伯渠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林伯渠原来在常德西路师范的同学,多在新军25混成协50标三营中任职,因此,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三营上。  在武昌首义前,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  10月23日,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余昭常为总参谋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余昭常等抵常德时,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遂告光复。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  焦达峰被杀,谭延?任都督,潭密令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捕杀杨任等人。在湘西一带活动的林伯渠,惊闻两路招抚使杨任等人被杀惨案,异常愤慨,决定偕数位同志立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  林伯渠来到上海,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他和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一起,热烈欢迎孙中山归来,并参加同盟会的活动。  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湖南宣布独立,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要塞司令是他的堂兄林修梅。  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林修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祖国,亡命日本。  林伯渠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去追求新的知识,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外,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他坚信“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一刻不肯虚度时光。  林伯渠在读书期间,不忘革命,他在一首诗中说:  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  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  欺人发鬓垂垂白,列眼河山故故非。  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林伯渠和林修梅准时来到会场。会上革命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他站起身来说道:  “诸位,我来讲几句!”  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微微吃了一惊,都静听着他用湘西北口音说话:  “当然,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作为革命党,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要么是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要么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成为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人,后来竟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竟和立宪党人流瀣一气,反对孙先生,支持袁世凯。我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打手印宣誓,总比乌合之众好。我愿跟孙先生革命!”  说罢,在誓约上签名,打手印。  林修梅紧接着说:“我宣誓服从孙总理,共图拯救中华大业!”  同样在誓约上签字、打手印。  孙中山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斗争。他赶回上海,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活动。  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他还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  孙中山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  黄兴、李烈钧、张继、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革命得逞,其势力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被称为缓进派。其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是抱反对态度的。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曾指令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区慎刚等南洋同志,向李烈钧、陈炯明等进行规劝,但李烈钧仍发出布告各埠同志书,陈炯明则亲往南洋各埠联络,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为了贯彻反袁缓进主张,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以救济广东水灾为名,于1914年创办了水利公司,派员赴各埠筹款,声言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  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声言:他们只是不赞成以中华革命党来取代国民党。现在惟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目的达到,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他们还说:他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欧事研究会”,假借世运,掩饰内讧,另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抗。1915年1月,林虎、熊克武等欧事研究会部分成员通电,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判二十一条辟谣。2月,黄兴、陈炯明领衔通电,再次辟谣,该电以停止讨袁、一致对外为基调,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示:“癸丑7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尚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死,又何足惜?”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他们声明:“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  二十一条签订后,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黄兴等17人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外交失败,丧权蹙国”,“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此后,欧事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革命党。孙、黄趋于一致。  
孙中山于1915年2月委任陈其美、居正、许崇清、胡汉民、张静江分别担任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各部部长,廖仲恺、邓铿、杨庶堪分别为财政、军务、政治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执信、苏曼殊、邹鲁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辛亥、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勿视北方,覆辙孙中山听从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进行“培养根基”的工作,他们的直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  
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党人的机关、团体几乎被破坏殆尽,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业以自给,或任教授以糊口,或为谋生活计,于国事竟不闻问。  
陈其美、戴季陶到大连后,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向他们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坚持斗争的情况,鼓起他们的勇气。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很快恢复了旧时的机关、团体。随后,又继续发展,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30个革命团体。  
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其时,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自动回粤,与邓铿通力合作,共策讨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韶州、增城、龙门四路,加上江门、香山,由邓铿负责;西南方面,分为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思平、开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在朱执信、邓铿的周密策划下,广东反龙力量呈迅速聚合之势,为大规模的反袁讨龙的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  
1915年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命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分别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总司令,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建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司令部。孙中山还陆续委派了各省的司令长官。大批革命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陆续回国。
居正在回国之前,孙中山找他秘密面谈,孙中山建议东北军总司令部设在青岛八幡町的一座坚固的大楼内,那里原是德国驻青岛总督的住宅,现在是日本人的战利品。萱野长知通过他的军队内的朋友,把这座大楼让给中华革命党使用。  
孙中山说:“我们必须火速将革命军组织好,发展壮大起来。中华革命军讨袁,你们东北军应做讨袁先锋。东北军现在实力较为雄厚,基础不错,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壮大,虽有困难,也可取胜。你到山东后,一定要设法会见刘廷汉,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如果他能率团起义,那对敌人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居正提出:“东北军在武器补充方面,还有困难。”  
孙中山说:“我与萱野长知研究过,他同意担任东北军顾问。他答应在日本给你们买几门大炮和一些炮弹。萱野长知还有一个好办法解决武器问题:在山东有一批会制造武器的日本人,那是1897年日本为了和德国争夺胶东半岛的控制权,有计划地组织了许多日本浪人改换姓名,留起辫子,化装成中国老百姓,潜伏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以便待机乘隙而出。这些浪人都是军工人员,萱野长知准备去动员这帮人为革命军制造武器。”
孙中山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几十名留学生随居正回国,参加组建中华革命军。又命许崇清为东北军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
居正、许崇清等人回国后,在胶东半岛建立了革命军东北军2师1旅的正规军,是革命军中力量较强的一支武装队伍,占据墨县、寿光、高密、潍县、青岛等地,司令部设在潍县。孙中山命令东北军攻占济南。孙中山把一批革命党人派回国之后,他和廖仲恺等人在东京为革命军筹集资金,购买军械、药品,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们多次购置大批枪械子弹等物资,运回国内。  
黄兴在美国也积极发动讨袁斗争,他派儿子黄一欧到东京与孙中山联络。
孙中山见到黄一欧,喜出望外。黄一欧向孙中山交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和一些礼物。孙中山双手捧着信,慢慢地念着,那苍劲有力的字,流露出真挚炽烈的感情,孙中山顿时觉得全身热血沸腾,热泪涌出眼眶。  
黄兴的信,向孙中山报告了他在美国的生活,表示了他反对丧权辱国之祸首袁世凯的决心:“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他告诉孙中山,他与云南蔡锷有密电往来,并已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协助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另外,他在美国正继续为讨袁之“三次革命”募集经费。  1915年9月,陈炯明由消极反袁转到积极倒袁,派马育航等人到香港与邹鲁密商,在香港成立了工作机构,随后又亲自前往香港,召开会议。陈决定返回广东,发动讨袁战争,根据与会者各自的籍贯和地位,作了分工:陈炯明负责东江地区,苏慎初负责高、廉、雷、钦地区,姚雨平负责广惠地区,邹鲁负责潮梅地区。  
部署既定,陈炯明于1915年冬潜回惠阳、博罗一带招集旧部,组织讨逆共和军,计划10路同时起兵。  1916年1月6日,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并以“广东都督兼讨逆共和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宣称要“征讨逆贼,传檄中原,饮马沅湘,会师吴楚,直捣燕蓟,擒治元凶,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  
朱执信、陆领等领导南海、顺德的绿林揭竿而起,向佛山进军,迎头痛击前来的龙军。  
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马队起义;湖南革命党人杨玉鹏等率讨袁军在长沙袭击将军署;陈其美等人率革命军进攻制造局。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秘密离开东京,“直挂云帆济苍海”,返回上海,指导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  
孙中山约黄兴在沪相见。黄兴于4月22日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达东京,7月8日由日本启程回国。他和孙中山在上海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


第十四章 蔡锷反袁
在反对复辟帝制的大联合阵线内,有两个小联合:一个是以进步党、西南实力派为主的联合,称护国军;一个是以中华革命党和原国民党为主的联合,称中华革命军、讨逆共和军。两者在反袁大目标上是一致的。  南方各省都督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两种结局,一是被袁世凯取消都督职,通电缉拿,如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二是继续留都督职,袁世凯待他的势力能够控制这些地区后,便把他们撤职调离、监视或逮捕。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称为安徽都督胡万泰、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恺、云南都督蔡锷、浙江都督朱瑞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些都督自动取消独立后,袁世凯开始表示宽大为怀,只要他们能够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是可以不加任何处分的。但当北洋军或其附属军的力量达到这些省区的时候,袁世凯就违反了诺言,把这些风吹两边倒的角色逐出了政治舞台。  
程德全始终不敢回南京。胡万泰被调任一个不重要的位子,不久就被打入冷宫。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第4师第7旅旅长李厚基的部队,由海道开到福州,以编遣为名解散了湘军,随即在旧藩台衙放了一把火,把孙道仁吓跑了。  
袁世凯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楚有等舰开到岳州,袁的虎将曹锟的第3师也奉命开到岳州,湖南已成瓮中之鳖。袁又用“借刀杀人”和“调虎离山”老计策,请黎元洪兼领湖南都督。黎“敬谢不敏”,袁又送他一个顺水人情篇是摘录外,大部分是全文。每卷卷末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请他“荐贤自代”。
黎元洪知道汤芗铭是袁身边的一个红人。这个加入同盟会最早,而后来又出卖过同盟会,与国民党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的“中将汤”,就是湖北名流汤化龙的亲兄弟。黎元洪要迎合袁的意旨,就推荐汤芗铭任湖南都督。袁世凯发布了汤乡铭为湖南都督、王瑚为湖南民政长的命令,并令谭延恺“入京待罪”,又将湘军师长赵恒惕押解到北京问罪。  
谭到北京后,陆军部判处他四年有期徒刑。黎与谭有相当的历史渊源,又揣想袁对谭没有很深的恶感,因此便为谭说项,袁世凯便下令特赦。赵恒惕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由于蔡锷等具保,不久也得到特赦。  袁世凯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个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同时打电报要浙江都督朱瑞到北京接洽要公。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被承启官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衣镜照了一下,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像是量着他的身材裁剪一样。  
朱瑞在承启官的引导下来到居仁堂,见到春风满面的袁世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袁世凯像熟人一样,请他坐下,海阔天空地同他谈话。  
袁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意思?”  
朱瑞曾担任过新军标统和江浙联军司令,他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  “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朱瑞隔了几天仍穿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辞行。总统府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他走进居仁堂,见袁世凯身穿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未等朱瑞开口,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口气非常严厉,吓得朱瑞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淌着大汗。  
这就是袁世凯惯用的“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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