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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元洪上台后，局势不稳，内阁屡变。黎元洪一直是想请南方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阁，以便促成南北统一。他先准备恢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因曹锟、吴佩孚反对，又改为任颜惠庆组阁。由于许多阁员不肯出任，又请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1922年7月下旬，黎想让南方名流唐绍仪组阁，便派人去保定、洛阳分别征求曹锟、吴佩孚的意见。曹、吴分别提出要自己的亲信高凌霨、汪士元、张绍曾、高恩洪为阁员，内阁总理由总统选派。8月15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唐绍仪组阁令。
唐绍仪答允出任内阁总理，但他深知北京政府为直系军阀所左右，各种矛盾相当复杂，他不急于就任，先让亲信卢信入阁，自己北上天津，以探听信息。唐绍仪欲走马上任。不料，曹、吴提出异议，说唐虽北洋出身，但投向革命党，出卖北洋，唐组阁对北洋不利，公开表示反对。唐绍仪面对直系军阀的干涉，束手无策，只好放弃内阁总理一职，自天津匆匆南返。王宠惠自觉长期代理内阁总理名不正言不顺，遂于9月14日提出辞职。黎元洪不得不正式任命王宠惠为内阁总理。直系内部，曹锟与吴佩孚的想法不同。前面说过，吴佩孚与陈炯明携手，计划以黎元洪作为过渡，北倒曹锟，南倒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为正副总统。曹锟的想法，也是让黎元洪为过渡阶梯，然后自己担任总统。曹、吴的出发点不同，分歧也就越来越明显，发生利害冲突。吴反对曹过早地做总统，曹则怕吴威望过高，势力太大，抢了他的总统位子。曹、吴各拉山头，形成两派。因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其弟曹锐以直隶省长驻天津，故称为“津保”派；而吴以副巡阅使驻洛阳，故称“洛阳”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内阁问题，黎元洪在两派之间受夹板气。
王宠惠内阁被人称为“洛派内阁”，因为内阁中的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和忠实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总理王宠惠和财政总长罗文干明显地站在吴佩孚方面。曹锟大怒，认为吴佩孚在发展个人势力，于是暗使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反对“洛派内阁”，王宠惠于11月25日提出辞职。黎元洪面对洛派与津保派的争斗，一时被弄得晕头转向，无所措手足，赶忙派人分头去约请靳云鹏、顾维钧、周树模等人暂时代理内阁总理。但这几个，谁也不肯代理，一时间，北京政府成了无政府状态。11月29日，黎元洪提出由汪大燮组阁。汪声明维持10日，10日期满去职。黎元洪又提出张绍曾组阁，黎以为张倾向津保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让他组阁也许可以两边都不得罪，可是津保派对张绍曾并不放心，曹锟也希望无人组阁，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以便逼黎元洪下台。于是，张绍曾内阁一时难产。黎元洪只好托外交总长王正廷代理总理，王提出代理期限为10日。
1923年1月4日，黎元洪总算正式任命了张绍曾内阁。张绍曾一上台，即标榜南北和平统一，这与黎元洪的政治夙愿暗合，但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相冲突。曹锟、吴佩孚要求内阁任命沈鸿英、孙传芳为南方政府控制地盘的广东、福建省督理，张绍曾认为此举有背于和平统一，严加拒绝，并愤然提出辞职，黎元洪极力挽留。
第三十章 贿选大总统
曹锟急于谋选总统，他计划推倒张阁，以其私党高凌霨组阁，以便进行大选，若黎元洪不允，则迫其退位。为此，1923年5月，津保派先发动倒阁，张绍曾内阁只好被迫辞职。6月8日，曹锟利用流氓组成的“公民团”，到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接着，又唆使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组织军警联合会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冯玉祥也带兵入京驱赶黎元洪。黎元洪一向以暗弱著称，这次却表现得十分强硬。大抵人在经过一次忧患之后，再遇到同类困境，总要比前次胆大，以为事情不过如此。他致电曹、吴说：“本日又有军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二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弟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喙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此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而军警、公民团仍包围黎元洪住宅不散。黎元洪知大势已去，无可恋栈，便同幕僚策划辞职赴津。此时，黎元洪又接到报告，谓王怀庆和冯玉祥下午2时将率兵到东厂胡同，强使总统下台，否则将发生莫大危险。黎元洪听罢，决定立即出京去天津。
6月13日13时20分，黎元洪身着青色西服，在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以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等10余人的陪同下，由荷枪实弹的总统府亲信卫队保护，从东厂胡同坐自用汽车开往东车站。政界要人、社会名流顾维钧、颜惠庆等人闻讯后赴车站而上学对立的焦点。，为黎送行。 曹锟得报黎元洪携印去天津，即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留黎所乘专车，索取印信。王立即率天津警务处长杨以德等人，派出全副武装军警数千人，将黎的专车截拦在天津北站，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黎元洪预定将火车开到天津东站，以便就近下车回宅邸。王承斌登上黎元洪的专车，道：“总统既出京，印信已无用处，何以携来天津？” 黎答：“印在在北京，并未携来。”王承斌不信，与之争辩良久。黎元洪怒气冲冲地对王说：“看尔等将我怎么处置，我决不能将印信交给尔等。”王承斌回敬道：“总统既不交印，请仍回北京！”
黎之长子绍基急忙赶赴北站探视其父，但被军警阻止，不让会见，黎元洪得此信息，一时愤极，欲举枪自杀，而为其左右劝止。黎元洪被逼无奈，乃据实说明总统印玺由秘书随眷属携往北京法国医院，并挂电话通知其夫人危文绣将印信交与国会。曹锟的津保派爪牙将大小15颗总统印玺索回，又逼令黎元洪签名发表辞职通电。
驱逐黎元洪后，曹锟要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京，选举无法进行。津保派政客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但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他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的意见。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即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折衷磋商，采取3项措施：
（1）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
（2）充实内阁阵容。
（3）设法吸引议员回京。
对于第1项，曹锟通过孙洪伊拉拢孙中山。孙中山不但不上钩，反而历举直系军阀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事实。一些国民党大骂孙洪伊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曾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向曹锟建议迎孙北上主政。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通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 曹锟诱惑奉皖的阴谋，也未得逞。
对于第2项，津保派决定由高凌霨主持摄政内阁。这一做法虽然遭到不少人反对，但终于组织了个残缺不全的内阁。
对于第3项，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以转移目标，骗诱离京议员回京。曹锟急于要上台过总统的瘾，对此大为不满，经吴解释，才同意。
吴景濂摆的“先宪后选”的迷魂阵，不少离京议员将信将疑，有的根本反对。为了加强欺骗作用，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为曹锟拟好了一份电报，但曹锟拒绝签发，经吴景濂一再解释，并将“本人无意竞选总统”一句，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争”，曹才勉强同意。吴景濂的另一“锦囊妙计”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可是曹锟是个著名的吝啬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钞，这笔款必须另筹。于是，津保派责成各省摊派，但也所筹无几。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了个“捉财神”的办法；逮捕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令其余人等缴纳数千到数万元予以释放。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170个县，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
筹足贿选经费后，曹锟便设立竞选班子，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大选的机关，规定在京议员有出席费，每月有600元油水，而在沪议员每月只有300元。这种收买议员的政策却有效果，回京的议员络绎不绝。 曹的竞选班子在讨论大选问题时，规定每张票价5000元，但他们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不付款。 王承斌最后提出解决办法；在选举前发给每票5000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支票兑现。
9月中旬，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总统选举预备会召开，出席者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436人，会议才达到法定人数。9月23日，在京议员已600余人，至此，大选问题人款两足。此时，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以及奉、皖和西南各省军阀，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10月1日，甘石桥大选机关发出支票573张，除普通票每张5000元外，还有1万元及1万元以上的特殊票。直系公开贿选总统，铜臭熏天，通国皆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霨、吴景濂等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直系在铁证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不得不往上海避难。
大选定在10月5日。4日晚，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门前停放汽车几百辆。拆台派在六国饭店设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8000元，共收买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失败。在这40人中，还发现有人两边都拿了钱。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到宣外大街，布置了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逡巡。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准通过。无论国会议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搜身，女宾由女侦探搜查。原规定10时开选，但到了11时40分签到者不过400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遂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甘石桥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曹锟以480票当选。 10月10日，曹锟到北京就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奉皖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各城市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曹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之后，一方面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为了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有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在劳动组合书记处工作的还有包惠僧、李启汉等人，机关设在上海。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方组织是分部。在北京设立的北方分部，负责人是罗章龙、王尽美等。北方分部向各条铁路、重要厂矿和城市派遣了特派员；武汉分部的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项英以及陈潭秋等。武汉分部的工作重点是京汉路的两岸车站，先后派到那里的有项英、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施洋等；湖南分部的负责人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也曾在湖南分部工作过，后到安源路矿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广东分部负责人是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2个城市的173人，他们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京汉铁路工会代表邓中夏，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陈炳生、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代表朱宝庭，广东机器工会代表黄焕庭等。大会通过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以及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即刻联合起来，组成强固的紧密的阵线，与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之后，劳动书记部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并拟定了劳动立法4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作为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全国各地普遍掀起罢工运动。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便公开地领导着工人运动。李大钊除了领导北方党的活动外，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党中央决定让他多进行公开的活动。为此，李大钊辞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职，改任校长室秘书。这样，他便有了空闲时间到处讲演、发表文章，在许多高等学校兼课，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名声大振。
一日，李大钊旧时天津同窗好友白坚武手持吴佩孚的亲笔信，直奔李大钊的住宅。白坚武已成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腹谋士，吴佩孚想借用李大钊的声望，达到他位居洛阳遥控中央政权的目的。白坚武见到李大钊，便追述同窗之谊，畅谈别后的经历。李大钊从白坚武的谈吐中，感到和这位同窗好友已没有共同语言了，从而内心生起厌恶的感情。白坚武取出吴佩孚的亲笔信，笑着道：“守常兄，弟此次进京，专为迎候兄南下洛阳。”
白坚武走后，李大钊独自一人在室内缓缓踱步，思考是否去洛阳的问题。吴佩孚曾利用五四运动，摧毁了亲日的皖系军阀。吴佩孚伪装同情劳工，蒙蔽了不少工人、农民。在直奉战争中，他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把奉军赶出关外，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吴的御用内阁。目前吴佩孚在洛阳手握兵权，遥控北京，以华北为基地，称雄平原，进而武力统一全国。李大钊分析了吴佩孚邀他去洛阳的真实目的，认为吴佩孚企图借助革命潮流，达到他统一全国的目的。吴既然伪装进步，必然做出进步姿态，不如将计就计，去洛阳与他会谈，为劳工争得一些福利。他决定去洛阳。
李大钊去洛阳之前，召集北京党组织会议，征求党内对他去洛阳与吴佩孚会谈问题的意见，邓中夏、何孟雄赞同李大钊去洛阳；张国焘反对说： “我们党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打倒军阀。像大钊同志这样有威望的共产党人，去洛阳见吴佩孚，必然会有毁于党的声誉！”
李大钊解释说：“我去洛阳，一是利用吴佩孚拥护劳工的假象，达到保护劳工、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的目的；二是利用直系军阀和亲日派交通系的矛盾，把我们的同志派到铁路上去，以铁路工人运动为先导，更加广泛地开展全国的工人运动。”
张国焘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决定南下洛阳。白坚武喜出望外，立即把李大钊请进了高级包厢，急驰洛阳。在洛阳火车站，吴佩孚已派专用汽车迎候，把李大钊迎送到迎宾馆，住进豪华的下榻处。当天晚上，吴佩孚在白坚武的陪同下来见李大钊。李大钊以不变应万变的决心，和吴佩孚会谈，终于达成了一项包括保护劳工的4大政治主张的联合声明。吴佩孚深知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雄厚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是铁路上的新兴势力，他想利用共产党，打着“保护劳工”的招牌，要清除交通系，把铁路的大权稳操在自己手里。他希望李大钊同他合作，要李大钊派出密查员，赴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铁路干线，调查亲日派交通系贪赃枉法的罪行。吴佩孚通过白坚武同李大钊具体商谈派密查员的问题。
李大钊考虑到派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即交通部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主要铁路干线上，对工人运动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但是，交通系苦心经营数十年，在铁路上的关系盘根错节，派出的同志一旦和交通系人物发生纠葛，安全便成了问题。白坚武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包在我的身上！”于是，李大钊便介绍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包惠僧、袁子贞等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