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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这种植物继续发育的话，它又会直立地生长的。人的习性也是如此。只要人还处在同样的境地，他就能保持由习惯产生的习性，虽然这些习性对我们来说是最不自然的；但是，只要情况一有改变，习惯就消失了，天性又回复过来。
教育确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而已。不是有一些人忘掉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另外一些人则保持了他们所受的教育吗？这种差别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如果是必须把自然这个名词只限用于适合天性的习惯，那么，我们就可以省得说这一番多余的话了。
我们生来是有感觉的，而且我们一出生就通过各种方式受到我们周围的事物的影响。可以说，当我们一意识到我们的感觉，我们便希望去追求或者逃避产生这些感觉的事物，我们首先要看这些事物使我们感到愉快还是不愉快，其次要看它们对我们是不是方便适宜，最后则看它们是不是符合理性赋予我们的幸福和美满的观念。
随着我们的感觉愈来愈敏锐，眼界愈来愈开阔，这些倾向就愈来愈明显；但是，由于受到了我们的习惯的遏制，所以它们也就或多或少地因为我们的见解不同而有所变化。在产生这种变化以前，它们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内在的自然。
因此，必须把一切都归因于这些原始的倾向；如果我们所受的三种教育只不过是有所不同的话，这是可以的；但是，当三种教育彼此冲突的时候，当我们培养一个人，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的时候，又怎样办呢？这样，要配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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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卷１１
致，就不可能了。
由于不得不同自然或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所以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
凡是一个小小的社会，当它的范围很窄，而内部又好好团结的时候，便同大的社会相疏远。凡是爱国者对外国人都是冷酷的：在他们心目中，外国人只不过是人，同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①。这种缺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是很微小的。
重要的是，要对那些同他们一块儿生活的人都很好。
在国外，斯巴达人是野心勃勃的，是很贪婪的，是不讲仁义的；然而在他们国内，却处处洋溢着公正无私、和睦无间的精神。不要相信那些世界主义者了，因为在他们的著作中，他们到遥远的地方去探求他们不屑在他们周围履行的义务。这样的哲学家之所以爱鞑靼人，为的是免得去爱他们的邻居。
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才有关系。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它的价值在于他同总体，即同社会的关系。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
罗马的一个公民，既不是凯尤斯，也
①同样，共和国之间的战争也是比君主国之间的战争更加残酷的。
但是，尽管君王之间的战争比较缓和，然而可怕的却是他们的和平：与其做他们的臣民，倒不如做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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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鲁修斯，他就是一个罗马人，他爱他那所独有的国家。
由于变成了他的主人的财产，雷居鲁斯〔１〕便自称为迦太基人。
作为外国人，他拒绝接受罗马元老院的席位；这要一个迦太基人给他下命令，他才能接受。
他对别人想挽救他的生命，感到愤慨。他胜利了，于是就昂然回去，受酷刑而死。这在我看来，对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的。
斯巴达人佩达勒特，提出他自己要参加三百人会议，他遭到拒绝；然而，鉴于斯巴达有三百个胜过他的人，他也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我认为，这种表现是真诚的，我们有B理由相信它是真诚的：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有一个斯巴达妇女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里，她等待着战事的消息。一个奴隶来了，她战栗地问他：“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
“贱奴，谁问你这个？”
“我们已经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便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这样的人就是公民。
B凡是想在社会秩序中把自然的感情保持在第一位的人，是不知道他有什么需要的。
如果经常是处在自相矛盾的境地，经常在他的倾向和应尽的本分之间徘徊犹豫，则他既不能成
〔１〕雷居鲁斯（？——公元前２５０）
，古罗马将军，以守信著称。在第一次罗马和迦太基战争中，雷居鲁斯被迦太基人俘虏；后来，迦太基人派他回罗马去商议同罗马交换战俘，但雷居鲁斯回国后，极力说服元老院拒绝迦太基人的要求。
事毕，元老院劝他留在罗马，但雷居鲁斯仍旧实践自己对迦太基人的诺言，回去被迦太基人处死。
普卢塔克：《拉西第蒙人嘉言录》第６０节。
B《拉西第蒙人嘉言录》第５节。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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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卷３１
为一个人，也不能成为一个公民，他对自己和别人都将一无好处。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法国人、英国人和中产阶级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将成为一无可取的人。
要有所成就，要成为独立自恃、始终如一的人，就必须言行一致，就必须坚持他应该采取的主张，毅然决然地坚持这个主张，并且一贯地实行这个主张。我等待着人们给我展现这样的奇迹，以便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公民，或者，他要同时成为这两种人，又是怎样做的。
从这两个必然是互相对立的目的中，产生了两种矛盾的教育制度：一种是公众的和共同的，另一种是特殊的和家庭的。
如果你想知道公众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就请你读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本著作，并不象那些仅凭书名判断的人所想象的是一本讲政治的书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象这样的教育论文，还从来没有人写过咧。
当人们谈到空想的国家的时候，他们就提出柏拉图的制度；然而，要是莱喀古士〔１〕只把他那套制度写在纸上而不付诸实施的话，我可能还以为它更空想得多。柏拉图只不过是要人纯洁他的心灵，而莱喀古士却改变了人的天性。
公共的机关已不再存在了，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因为在没有国家的地方，是不会有公民的。
“国家”和“公民”
这两个辞应该从现代的语言中取消。
其理由我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不愿意谈它，因为它同我阐述的问题没有什么关系。
〔１〕莱喀古士，传说是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的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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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可笑的机构，人们称之为学院①，然而我是不把它们当成一种公共的教育制度来加以研究的。我也不把世人的教育看作这种制度，因为这种教育想追求两个相反的目的，结果却两个目的都达不到。它只能训练出一些阴险的人来，这些人成天装着事事为别人，却处处为的是他们自己。
不过，这种表现既然是大家都有，所以也就骗不了任何人。这不过是枉费心机罢了。
我们本身不断感受到的矛盾，就是从这些矛盾中产生的。
由于被自然和人引到了相反的道路，由于在这些不同的推动力之间不得不形成分歧，所以，我们就从中采取一个混合的办法，然而这个办法使我们既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也不能达到那个目标。
我们在整个的一生中就是这样地斗争和犹豫，以致还不能达到我们的意愿，还不能对我们和别人有所贡献，就结束了我们的生命。
现在要谈一谈家庭教育或自然的教育了。如果一个人唯一无二地只是为了他自己而受教育，那么，他对别人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一个人所抱的两重目的能够结合为一个单独的目的，那么，由于消除了人的矛盾，他就消除了他的幸福生活中的一大障碍。要判断这个人，就必须看他成人以后是怎样的；必须在了解了他的倾向、观察了他的发展、注意了他
①在有几个学校里，尤其是在巴黎大学，有几位教师我是很喜欢的，我很尊敬他们；我相信，如果他们不是被迫地照成规做事的话，他们是能够很好地教育青年的。我鼓励其中的一位发表他所拟的改革计划。当人们看到并不是没有救药的时候，也许终于会想法纠正这种不良的状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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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走的道路之后，才能作出判断；一句话，必须了解自然的人。我相信，人们在看完这本书以后，在这个问题上就可能有几分收获。
要培养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我们必须要做些什么工作呢？
要做的工作很多，这是毫无疑问的；万万不要无所事事，一事无成。当我们只遇到逆风行舟的时候，我们调整航向迂回行驶就可以了；但是，当海面上波涛汹涌，而我们又想停在原地的时候，那就要抛锚。当心啊，年轻的舵手，别让你的缆绳松了，别让你的船锚动摇，不要在你还没有发觉以前，船就漂走了。
在社会秩序中，所有的地位都是有标记的，每个人就应该为取得他的地位而受教育。如果一个人是按照他命定的地位而培养的，则对其他的地位就不再适宜了。只有在命运同父母的职业一致的时候，教育才是有用的，而在其他的情况下，未尝不是由于教育给了学生的偏见，反而对他有害处。
在埃及，儿子是不能不依从他父亲的身分的，所以教育至少还有一个确实可以达到的目标；但是在我们这里，只有阶级始终是那个样子，而人则不断改变他的地位，谁也不知道，在培养他的儿子去取得他的地位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危害他哩。
在自然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的天职，是取得人品；不管是谁，只要在这方面受了很好的教育，就不至于欠缺同他相称的品格。别人要我的学生做军人，做教士，或者做律师，我没有什么意见。在从事他父母的职业以前，大自然就已经叫他认识人生了。生活，这就是我要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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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C。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他就知道怎样做人，他在紧急关头，而且不论对谁，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命运无法使他改变地位，他始终将处在他的地位上。
“命运啊，我对你早有防备，我已经把你俘虏，并且把所有一切你能够来到我身边的道路通通堵塞。”
①
我们要真正研究的是人的地位。在我们中间，谁最能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我认为就是受了最好教育的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训而在于实行。我们一开始生活，我们就开始教育我们自己了；我们的教育是同我们的生命一起开始的，我们的第一个教师便是我们的保姆。
“教育”这个辞，古人用时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养育”
，不过，这个意思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用它了。
瓦罗〔３〕说：“助产妇接生，乳母哺育，塾师启蒙，教师教导。”
②因此，教育、教训和教导，是三样事情，它们的目的也象保姆、塾师和教师的一样，是各不相同的。然而，这些区别没有被人们弄清楚；为了要受到良好的教育，儿童是不应该只跟从一个
“一生讲求品德的人，不需要知道琐事；他诸事明达，他考虑的不是如何同C自己的妻儿生活，而是如何有意义地生活。”见塞涅卡［１］：《道德书简》９４。
①西塞罗［２］：《土斯库兰辩论集》第５篇，第９章。
［１］ 塞涅卡：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罗马皇帝尼禄的教师。
［２］ 西塞罗（公元前１０６—４３）
，古罗马的演说家和政治家。
〔３〕瓦罗（公元前１１６—２７）
，罗马学者，他的著作留传下来的有《农村经济》三卷。
②见《诺尼乌斯。马塞勒斯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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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卷７１
向导的。
所以，我们必须一般地观察问题，必须把我们的学生看做抽象的人，看做无时不受人生的偶然事件影响的人。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固定在一个地方的土地上，如果一年四季都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每一个人都听天由命，以致永远也不能有所改变，则现行的办法在某些方面还是很好的；一个儿童受了为取得其地位的教育，由于永远不能脱离这种地位，所以也就不至遇到他种地位的种种麻烦。但是，鉴于人生的变化无常，鉴于这个世纪使我们整个一代人为之茫然失措的动荡不安的精神，我们想一想，还有什么方法比把儿童当作永远不出房门、时时刻刻都有人左右侍候的人来培养更荒谬的呢？
只要这个可怜的人在地上行动一步，只要他走一步下坡路，他就遭到毁灭了。这并不是说要教他去受这种痛苦，而是要使他知道这种痛苦。
人们只想到怎样保护他们的孩子，这是不够的。应该教他成人后怎样保护他自己，教他经受得住命运的打击，教他不要把豪华和贫困看在眼里，教他在必要的时候，在冰岛的冰天雪地里或者马耳他岛的灼热的岩石上也能够生活。你劳心费力地想使他不致于死去，那是枉然的，他终归是要死的。
那时候，虽说他的死不是由于你的操心照料而造成，但是你所费的这一番苦心是可能被误解的。所以，问题不在于防他死去，而在于教他如何生活。生活，并不就是呼吸，而是活动，那就是要使用我们的器官，使用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才能，以及一切使我们感到我们的存在的本身的各部分。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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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感受的人。虽然年满百岁才寿终而死，也等于他一生下来就丧了命，如果他一直到临死的那一刻都过的是最没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他还不如在年轻的时候就走进坟墓好哩C。我们的种种智慧都是奴隶的偏见，我们的一切习惯都在奴役、折磨和遏制我们。文明人在奴隶状态中生，在奴隶状态中活，在奴隶状态中死：他一生下来就被人捆在襁褓里；他一死就被人钉在棺材里；只要他还保持着人的样子，他就要受到我们的制度的束缚。
听说，有些助产妇按摩新生婴儿的头，企图使他有一个更合适的脑袋样子，而人们也容许她们这样做！也许是造人的上帝把我们的头做得不好，所以，外貌要由助产妇来定它的样子，里面要由哲学家来定它的内容。加利比人倒比我们要幸运得多。
“儿童刚出娘胎，刚一享受活动和伸展肢体的自由时，人们又重新把他束缚起来。人们用襁褓把他包着，把他放在床上这样睡着：头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两腿伸直，两臂放在身子旁边；还用各式各样的衣服和带子把他捆扎起来，连位置也不能挪动。如果不把他捆得有碍呼吸，如果人们细心地让他侧躺着，让他应该吐掉的口涎能够吐出来，那他就算是幸
“生命如果是很充实的话，它是长久的。当精神把生命应有的美给与了它，C使它本身具有能力，则生命就是很充实的了。
死气沉沉地活八十年是为了什么呢？
这不是在生活，而是苟延残喘……应当以事业而不应当以寿数来衡量人的一生。“
见塞涅卡：《道德书简》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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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了！因为他不可能自由地侧过头来使口涎容易吐出来。“
①
新生的婴儿需要伸展和活动他的四肢，以便使它们不再感到麻木，因为它们成一团，已经麻木很久了。不错，人们是让他的四肢伸展着的，但是人们却不让它们自由活动，甚至还用头巾把他的头包起来，似乎人们害怕他有活命的样子。
这样一来，促进身体内部发育的动力便在它要给孩子以运动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孩子继续不断地枉自挣扎一阵，以致耗尽了他的体力，或者延迟了他的发育。他在衣胞里还没有他扎着尿布那样感到局促、痛苦和拘束。我看不出他生出来有什么好处。
人们把孩子的手足束缚起来，以致不能活动，感到十分的拘束，这样只有阻碍血液和体液的流通，妨害孩子增强体力和成长，损伤他的体质。在不采用这些过分小心的办法的地方，人人都长得高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