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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就是指以“有礼貌”的市民的生活方式来改造“野蛮”的乡下人，是西欧国家城市化的产物。选择“融入文明”，就是要通过城市化的道路迈向“社会的时代”，从“差序共同体”向个人与社团相对、多元一体的“社会”转型，从“头目们”可以自由解释的“默认一致”转变为“契约必须遵守”的法治社会与“学者共和国”为主体的公众舆论。胡适一贯反对赶时髦，诸如“迎头赶上”之类，而主张踏踏实实地前进。他在1930年代曾说：“我们此时还没有法子寻得一个‘形成之现代’做我们现代化的目标。我们至多只能指着一个‘正在萌芽的社会化’做我们的理想境界。”
在滕尼斯所谓“社会的时代”，世界城市是社会的最高形态，世界主义的生活是生活方式的最高层次。世界城市本身不仅包含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精粹，而且也包含着一种各民族的整体即“世界”的精粹。世界城市能够为整个地球生产商品和科学，为一切民族制订适用的法律和制造公众舆论，它就是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世界城市就是世界文明，也就是全球社会。前联邦德国总理、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在其主持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研究的报告中指出：国际社会已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的苗头，即认为人类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因此，“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实现一个建立在契约而不是地位、协商一致而不是强制基础上的全球社会。”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也说：“我们别无选择，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如果新加坡未来要想在新经济、新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欣然接受世界文明。我们欢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我们知道，它们带来的机遇要高于使我们付出的代价。”这一论断也完全适用于中国及其文化。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民主与专制的百年迷途·邵 建
自《新青年》声张民主与科学，“民主”一词业已形成国人的世纪情结。此一情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至今依然有增无减。但《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导向是有问题的，它把专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却忽略了民主自身亦有走向专制的可能。此一可能对于20世纪来说，业已成为历史。问题是，由此导致的历史苦果，至今并未使得参与这一历史构成的人所明白，当然也包括长期以来的我们。
1999年，比五四还年长两岁的李锐先生为纪念五四80周年，著文《又谈德先生》。该文的立论是：“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是的，把民主和专制对立起来，乃是当年《新青年》的作业；以民主反专制，更是由《新青年》发变而成的历史走向。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无数的知识青年走上了以反专制为诉求的民主革命的道路。结果，一个世纪下来，当五四90周年时，我们依然没有走出《新青年》的历史格局，依然在这一格局中千呼万唤“德先生”，依然希图借五四之力，还民主之魂，驱专制之鬼。既如此，这个“德先生”就不仅是一种世纪情结了，更是一种我们到今天也未化解开的“世纪症结”。
解开这一症结，我以为，当把历史推到《新青年》之前，回到梁启超那个时代的公民常识和政治常识。1915年6月，亦即《新青年》诞生的前三个月，商务印书馆为中学生推出了一本类似公民教科书的《法制概要》。在介绍“国家”问题时，教材紧扣“国体”与“政体”而展开。这样的介绍框架、思路和内容，主要来自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亦即包括他在内的立宪派。梁氏的思想作为法制常识普及给中学生，但它显然不如后起的《新青年》那样喧嚣夺人。在《新青年》看来，推翻专制，靠的是民主。因此它呼唤“直接行动”的国民运动乃至国民革命。但梁启超至少在辛亥前就指出，民主本身即有走向专制的可能，尤其是它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时。
根据梁氏的立宪派，国家政治权力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表述，如果国体用以表述“权力属于谁”，政体表述的则是“权力如何用（或：权力运用的表现形式）”。就国体而言，当时世界上的国家一般来说有两种，一是“主权在君”的君主国，如俄国、中国；一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如美国、法国。转就政体言，也有两种形式，即专制与立宪。专制政体在权力运用上是权力者对于政权的全部垄断，立宪不然，它是打破垄断，把政权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它们俱受宪法制约。如果以这样的政治构成来看，《新青年》的“民主与专制”就不是对立的概念，它们不在一个范畴。真正和“民主”对立的是“君主”而不是“专制”；正如和“专制”对立的是“立宪”而不是君主。这就意味着作为国体概念的民主除了与君主对立外，它和政体范畴中的“专制与立宪”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也没有必然的对立，亦即它同时具有立宪和专制的两种可能。至于“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它直到今天还让我们认为：民主与专制势不两立，只要实现民主，专制就不复存在。
这不妨是一个逻辑矩阵，它上面两只角是国体中的“君主”与“民主”，下面两只角是政体中的“专制”与“立宪”。这四只角可以构成国体与政体间的逻辑交叉有四种。君主国体既可以是专制政体，即君主专制（如俄国）；也可以是立宪政体，即君主立宪（如英国）。同样，民主国体也可以既是立宪政体，即民主立宪（如美国），又可以是专制政体，即民主专制（如纳粹德国）。美、德同为民主国，如果美国的民主在制度上具有立宪性；纳粹虽凭选票上台，但，它的民主不是立宪民主而是专制民主。由于权力俱在希特勒之手，因此，这样的专制可称“民主专制”。“民主专制”这个词，我个人以为是梁启超的独特贡献，据我自己的阅读，它也许最早出现在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中。当近世学者大都认为国家形态大略有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时，梁启超独辟蹊径地指出：“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有立宪之名，无立宪之实，则等于非立宪）。”非立宪的政体即专制政体。当一个国家获得民主后，如果权力运作没有做到法治意义上的“限权”与“分权”，它就是专制政体。有意味的是，如果考查20世纪方始出现的新型专制即“极权主义专制”，可以看到，无论是左的极权如前苏俄，还是右的极权如希特勒，俱出自号称为民主的国家，而无一例是君主国。
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如此痛恨专制，却不知道，在反专制的道路上，至少有立宪和民主两种不同的方式。比较之下，立宪的方式是改良，它不触动国体；民主的方式必须改变国体，因而是革命。革命的问题在于，革命者很难在成功之后做到自我立宪。当然，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国体决定政体，比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必然反专制。其实不然，解决国体问题，无以保证同时解决政体问题。倒是反过来，从政体问题人手，最后则必然触动国体的根基。以英国为例，保留君主的名分和权力，但条件是必须以议会限制君权。结果，看起来，国体未变，但，立宪之下，君就成了“虚君”，权却掌握在民的手里。梁启超将此称为无革命之名有革命之实，即形式上依然保持君的地位，但制度的性质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只要走上立宪的道路，民主其实是迟早的事。但，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即只要是民主，就一定走向反专制或非专制。专制与否，只在立宪与否。如果立宪的根本是限权，那些经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从而获致权力的民主国家，依其惯性，权力只会更放纵，却无以反身自噬。当年，梁启超言及“民主的专制国家”时，举例就是英国革命后的克伦威尔政权和法国革命后的罗伯斯庇尔政权。待至后来苏俄出现，所谓革命不过是更换了权力者，权力的性质却没有变。甚至，和当年君主的权力相比，布党的权力远远地超过它，直接垄断社会的一切。这样的民主，声称主权在民；但因为没有立宪，民便成了“虚民”（这个词是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很准确）。
这样就可以看出梁启超的高明。辛亥革命前，他一人在《新民丛报》上和孙党往复辩论，力反革命而坚挺立宪。梁启超除了担心国体变更而于政体无补外，按照一位日本学者的看法（佐藤慎一），梁启超的忧虑还在于“民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加危险”。“因为在民主专制下，由政治家煽动操纵的民意肆意地用暴力破坏既存的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无秩序状态，而且可以以民意为名使其正当化。”（《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从后来的历史看，梁启超的担心一概变成了现实。
这是晚清革命党和立宪党的不同，革命党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满清（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排满的民族主义，梁启超将此称之为“种族革命”），而梁启超的立宪党才是和种族革命相对应的政治革命的反专制。在反专制的路径上，梁氏坚持认为政体比国体更重要，换言之，则立宪比民主更重要。用民主反专制，却可能走向专制，甚至是极权式的专制；但用立宪反专制，专制则无遁身之余地（哪怕国权仍然象征性地在君主之手）。梁启超明察如此。然而，在精神影响上，主导20世纪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亦即不是政体的改革。而是国体的革命）。北洋以后的中国历史是沿着《新青年》的方向延伸的，梁启超早已被历史边缘化，尽管他对历史的未来有着惊人的洞见。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业已构成一个百年迷途，我们至今尚未知返。如果《新青年》为其首途；那么，在政治学的识见上，《新青年》及其时代，委实是梁启超时代的倒退。当年，梁启超们解决了的问题，《新青年》却又把它搅混了。《新青年》的政治误区在于，北洋时代并不是专制时代，尽管有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独断专行，但这种擅权不是制度意义上的专制。《新青年》鼓吹民主，发起国民运动，后来更发展为推翻北洋的国民革命。那些读着《新青年》的青年们纷纷南下，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结果，非专制的北洋给推翻了，迎来的却是货真价实的专制（国民党一党专制）。然而，历史并不到此为止，国民党专制只是20世纪中国专制的一个驿站。受五四精神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为反国民党专制，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于是，种瓜得瓜，1949年，历史终于迎来了“TotalitariaIlsociety”中的另一种政体，这就是毛泽东称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至今它依然悬在我们的宪法上。
（责任编辑 吴思）
我所了解的台湾农地改革·匡萃坚
1988年下半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亲。我以探望年逾八旬且行动困难的父亲为由，申请赴台；次年7月办妥一切手续，8月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往来港澳通行证》，经香港抵达台湾。
赴台之前，我在高校从事中国现代历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20多年，知道台湾50年代成功地进行过土地改革，从根本上稳定了台湾局势，并对台湾经济起飞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对其了解不多、不具体，并存在许多疑问，因而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样，抵台之后，我便利用和亲人团聚、畅叙情谊之余，赴有关研究机构、图书馆和农家进行查询、采访和观察，历时三个月。
我首先访问的是台湾地政研究所。这是台湾一所研究土地问题、推进土地政策、发展地政教育的最高学府。它1940年创办于重庆，招收大学毕业生，修业及研究期限二年。1963年在台湾恢复招生。1964年与中兴大学合作办理硕士班，1968年起改与政治大学合作，1981年起增设博士班。其创办人肖铮，曾为国民党六届中常委，经济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赴台后一直参与指导土地改革运动，被人尊称为“台湾土地改革之父”。我去拜访时，他已85岁高龄，可依然坚持到研究所上班。他热情接待了我，送了我几本他自己撰写的大部头著作，后又委托政治大学一位教授陪同我在所里考察。按肖老嘱咐，研究所的同仁为我取来了所内出版的两套杂志：《土地与人》、《地政论坛》；有些无法提供的资料，则帮助我在所内复印。以后，我凭“通行证”十余次赴台北图书馆查阅相关书刊并予以复印。在此基础上，再加本人平日和亲人、同乡前辈的零星交谈以及赴农家的观察，对于台湾50年代的土地改革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通常所说的台湾土地改革，实际讲的只是农村土地关系的变革，即仅仅是“农地改革”。严格地说，台湾的土地改革包括三个过程，一是农地改革——改革农村的封建土地制度，二是市地改革——改革城市的土地关系，三是土地重划——在更高阶段上的土地关系改革。如果说其50年代的农地改革是成功的，那么，市地改革和土地重划则问题多多。
（一）国民党50年代为什么能在台湾进行农地改革？
一是在大陆的惨败，使其领悟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国民党历来代表地主阶级利益，在大陆的数十年间，对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和“耕者有其田”口号，除为数不多的学人作过些学理的探讨，个别地区搞过点小型试验之外，在其领导层少有问津者。败退台湾之后，之所以取断然措施实行土改，可说是形势使然——既系被迫而为，也是顺应之举。
这时，国民党上层除个别人士外，较为普遍地清醒了起来，认识到在大陆的溃败不只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政治上的失败，尤其是在农民政策和土地政策上的失败。用陈诚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不仅“巧妙地欺骗了学生”，还“成功地利用了农民”。就是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共产党发动农民搞了土改，而国民党拒绝土改。有的更以中国历史上治乱兴替的严酷事实为训，呼吁当局以史为鉴，面对现实，抓紧推行土改。注’美国学者也注意到，“40年代末，台湾政界人士从中国大陆所得到的教训是不少的。……许多人认为国民党政府与大陆对抗失败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从未进行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在国民党高层中，陈诚是少数几个清醒最早、决心最大者之一。上个世纪50年代台湾的农地改革，就一直为他所主持。
二是台湾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其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迫切性。
“四十年代末的台湾几乎山穷水尽，一筹莫展。”注。陈诚写道：“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经济混乱，社会不安，随时有发生变乱之虞”；尤其是“农村不安现象，已极显著。大有‘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他以为，求安定的根本之计在于解决民生问题，实行土地改革。当时的台湾地租极高，高利贷横行，佃农几无佃权，加上其他役使，这“重重压榨，几使佃农生活陷于绝境”。注‘肖铮后来回顾说，当时“地主与佃农间不断发生纠纷，彼此利害冲突日趋严重，在农村中已造成普遍不安之现象。如不予遏制，势将危及社会之安定。”
当时还面临一个尖锐的实际问题：国民党军政人员及随同来台者为数众多，使台湾人口猛增200余万，达1／3，粮食供给问题由此十分突出；若靠进口，由于财政拮据，显然无力支付；因而只能靠调整土地关系，发展农业生产。
农地改革有什么好处？有位学者用外国人的话作出回答：“对真正的农民有经济上的好处。对国民党有政治上的好处。”他本人更认为，这既是“防堵中共的‘土改’攻势的应急之需”，也是“拯救危机、保卫台湾的必行政策”。
三是与台湾的土地没有瓜葛，为其消除了解决台湾土地问题的阻力。
国民党官员在大陆，本人就多系地主，对于土地改革的鼓吹和试验，多持反对态度；被扫地出门来到台湾，则一概已无尺寸之地，因而对台湾的农地改革能持较为超脱的态度。诚如外国学者所言：“因为迁台的政府与当地精英没有什么渊源，乃用以放手施行”。注’在台湾常有人打趣：“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大陆人慷他人之慨”。注0正因为有此一层，国民党当局在作出这一决策时就不会感觉特别困难，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
四是国际的影响和压力，向其展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出路和前景。
农地改革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推行了近200年，战后则几成时代潮流。尤其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下实行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从1946－1950年内使所有的佃农都变成自耕农，以往盛行的不在地主的土地制度被清扫一空，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