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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个时候库克对于“叛国罪”的认识还没有成熟，那么1645年6月的纳斯比一役，查理一世在和克伦威尔新模范军交手中的表现，就让库克彻底明白了。在这场经典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克伦威尔大胜，王军伤亡惨重。重要的是，保皇党藏有国王的来往书信被截获，信中证明，国王一直希望把爱尔兰反叛者的军队引入英格兰来帮助他，并与王后密约以法国资金和军队作为回报。这件事使国王彻底丧失了民心。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罪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叛国罪，它使库克产生了一个无人敢想的提问：如果任何人都是如此，为什么国王就不能？
对“叛国罪”的疑问提升了库克对于君主制的思考。
英国革命的结果无需多说，查理一世面临着革命力量的裁判。但这个审判毫无先例可循——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审判的合法性何在，审判权力从何而来？因为无论按照什么条例，没有一个法院可以对君主施行审判。就像查理一世后来在法庭上始终带有挑衅的提问：“我想知道你们凭什么权力把我带到这里？”君主的权力高于一切，这是君主制度赋予查理的傲慢。如何在法理上找到坚实的基点，以合法和合乎正义的程序，给这桩历史性案件一个合适的裁决，时代把库克和他的同道推到了前台。
如果从11世纪威廉征服算起，到库克的时代，封建君主制在英国已经存在了600年之久。如此漫长的社会结构足以使君主世袭制度作为一种观念深深融入社会意识中。库克首先批驳君权神授的“天然”观念。他认为君主世袭制是上帝命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君权并非神授。他从《圣经·撒母耳记》中寻找支持，证明君主制是人类违背上帝意愿的恶行，从而使审判国王有了道德上的支撑力量；接着他又论证国王在统治中的种种罪行。而议会这时也通过宣告：“上帝之下的人民是一切正当权力的来源”，“英国议会的下议院，是人民所选出的、代表人民，拥有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个权力“无需获得国王或贵族院（上议院）的同意或协助”。这个革命性的宣言陡然把人类历史推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由立法机关明确提出民主的原则”。（P143）很快下议院通过法案，在事实上和理论上赋予审判以合法性。
1649年1月10日，特别法庭通过了对于库克担任副总检察长的任命。面对紧张而危险的局势，库克没有丝毫犹豫，欣然接受了“如同从天而降的呼召一般”的任命。（P147）经过多年的法律实践和对英国人民生存状况的深切体验，还有战争对英国带来的伤害，库克坚信，一个导致千万英国人民死亡的战争政策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公益，国王是导致这个国家无数自由人民被杀害的罪魁祸首。
审判在庄严肃穆的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1月20日第一次开庭。大法官庄严宣布：“带人犯上庭。”这个宣告也是史无前例的。憔悴的查理出现在众人视线中。副总检察长库克出场了，他掷地有声地宣告：
“我代表英国人民并且以他们的名义，向法庭控诉我身旁所坐的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构成严重叛国罪及其他严重罪行。”（P158）
经过多次开庭和证据阶段，法庭各位委员和顾问们厘清了案件事实。库克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对于英国人民来说，长远之计就是再也不要让英国为国王所累。国王对于人民的蔑视使他坚定了自己的结论：君主制必须和国王一起灭亡。（P177）
我们来看库克这篇历史性的控词：
“现任英国国王查理·斯图亚特……阴谋破坏这个民族古老的基本法和自由，取而代之以独裁专制政府。他用武器弹药。在这块土地上对议会和整个王国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导致遍地荒芜、国库耗尽、贸易萧条、成千上万人民死于非命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恶果——所有这些严重叛国罪行，足以将查理·斯图亚特定罪……”（P142）
“本人约翰·库克，代表英国人民控告查理·斯圃亚特的叛国除谋和其他罪行耩成暴君、叛圆贼、杀人犯和英国人民公敞……”（P151）
库克这篇伟大的控词结束了国家元首不受审判的传统，君主豁免权从此不再存在。
大法官布拉德肖则以契约思想论证国王的失职和罪行。他说，“在国王和他的人民之间存在一个契约协定，国王的即位宣誓就意味着契约开始履行。”（P188）这个“契约”思想，可比洛克、卢梭等“社会契约论”哲学家要早几十年！最后大法官正气凛然地宣判：
“本法庭宣判查理·斯图亚特，作为暴君、叛国者、杀人犯和本国善良人民之公敌，应被处以身首异处的死刑。”（P189）
审判结束了。
1月30日，在伦敦白厅前宽阔的街道上，在大好的日光下，行刑者砍下了查理一世的头。
处决国王后库克面临的战斗仍然严峻。法律容易更改，不容易更改的是人心。深入社会血液中的对君主制度的习惯成见，往往是革命之后产生复辟的一个原因。悲剧最终发生。
查理一世处死后10年，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库克和克伦威尔、大法官布拉德肖成为查理二世排除在特赦之外的三个人。但是克伦威尔和布拉德肖已经去世，历史的重压将由库克独自承担。
库克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但他没有像有些议员那样忏悔，而是坚决拒绝强加给他的所有罪名。他没有财产、没有“关系”帮他赎罪，有的只是对于法律和上帝的信念。他无所畏惧、充满自豪又不无遗憾地说：
“我们反对特权，追求普世的权利，我们为公共利益而斗争。要不是这个国家更热衷于奴役而非自由，我们本已建立起全民选举制度来保障所有劳苦大众的福祉。”（P296）
库克对自己还是小婴儿的女儿，怀着绵绵亲情和深深歉疚，写下感人肺腑的短信。因为他知道，作为“弑君者的女儿”，她将背负父亲沉重的罪名。
他还写下了宽恕，包括判他有罪的陪审团和法庭，包括出卖他的同胞。痛人心扉的话语打动了许多人。不过他一再表明，他的良心没有任何不安。没有任何遗憾。他就像一艘航船，在漫漫长途后驶进生命的港湾——“我将不再重回世上。”（P344）
相比查理一世的审判，库克的审讯要潦草的多；相比处决查理一世的庄严肃穆，库克的行刑则是残酷的多。死刑令写得明白：
“你们将被倒拖着赴死刑地处以绞刑，在还未咽气时砍下头，割掉器官，取出内脏，如果还未死亡，将忍受烈焰的灼烤，并砍下头颅、五马分尸，你们的残肢将任凭国王处置。”（P333）
库克作为人类进步的代价惨遭杀害。但他为英国社会留下了很多开创性的宝贵思想。他在一本引人瞩目的著作《为法律教授和法律职业的辩护》中，敦促议会履行《大宪章》的承诺，加快司法改革。他推崇正义，认为没有公正就没有和平，法律是公正的保护者，理性是法律的根基。在复辟阴影严重威胁着共和国的暗淡日子里，库克还起草过一份告公民书，其中的一系列法案试图用一套宪法来保证法庭能够取消恶法。他明白宣布：只有通过合法审判，才能拘捕自由公民，否则不得剥夺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权利——它的精神和1689年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相通，后者堪称美国宪法的前身，对世界历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库克还提出律师不得选择自己的辩护对象，即著名的“计程车规则”。
“弑君者”约翰·库克在当时是一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名声远扬的勇敢律师，为他描容绘形的人——本书的作者杰弗里·罗伯逊（GeoffreyRobertson）同样不是法学界的无名之辈。作为一名国际知名的人权律师，他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联合国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法官，参与过起诉皮诺切特（Pinochet）等的案件，也参与过对审判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法官的培训。他的著作在法学界影响巨大。
为什么把库克在历史的海洋中钩沉出来？这建立在作为库克的同行，作者对人类法制和文明发展历程有深切认识的基础上。
库克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英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作者认为，英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革命者通过法律——《大宪章》、《权利请愿书》和普通法，来证明革命的正当性。（P91）库克一生都是希望通过立法制度，获得大众的支持。他用事实论证了：统治者因犯谋杀罪或实施暴政而接受审判，是合法的。作者指出库克那个时代的价值：1641年至1660年，是一个律师的时代。律师们提出了许多到今天依然宝贵的社会理想：议会自主、司法独立、反对随意逮捕拘留、有权保持沉默、宗教宽容等等——一句话，反对任何暴政。
作者多次强调，很多历史教科书都没能让人领会到1649年取得的成就，有些读物只是一味夸张、渲染处决查理一世的场景，而库克总是落在克伦威尔的影子里。作者要人们认识到，库克对于法律改革、公共医疗、行政管理的建议在今天都得到了实施和承认，他的不朽意义在于——用正义的法律程序实现了对最高权力者的审判。相比后世多位暴君的历史结局：纽伦堡国际法庭对于纳粹高层分子的审判，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和伊拉克萨达姆接受的审判等，无疑更加显示出库克起诉国王案的不朽意义。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题目中加引号的“弑君者”是该著中文版的译名，我想译者应该也同意，英文原著的真实含义为——诛杀暴君的人。
（责任编辑 萧徐）
德国卫生部长专车失窃案·亚思明
7月25日，德国卫生部施密特部长到距离部长办公室2000余公里处的西班牙海滨城市丹尼亚（Denia）度假。部长本人是飞往度假地的，但她的司机却是千里迢迢地开着她的公车去的。不凑巧的是，27日，当地一名盗贼撬开阳台门的铁栏杆，将屋内的司机迷倒，偷走了桌上的车钥匙及一些个人物品。部长专车失窃案立即成为德国各大媒体的新闻热点。
新闻媒体的喧闹，让施密特部长及其所在社民党尴尬万分，让窃贼也有些发慌。不过，窃贼好过关——西班牙警方在离布兰卡海岸事发地点仅25公里处发现了丝毫未损的专车，据推测，连日以来占据媒体显要位置的舆论风暴终令偷车贼慌忙扔下手中的烫手山芋望风而逃。但是，施密特部长却无法逃脱，德国各大媒体饿虎扑食般地向施密特发起了猛攻，她以及她所在的社民党成为德国公众质疑的对象。
施密特只能退出影子内阁
对于施密特专车失窃案，德国媒体的主要疑点在于：施密特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将公务用车派往度假海岸？如果仅仅是为了便于参加官方活动，为何不能就地租车呢？《柏林日报》公开质疑卫生部长前往西班牙阿利坎特参加德籍退休移民的会议不过是为“公车私用”提供借口。这“公车私用”的背后，则是“浪费纳税人钱财”；惯以寻衅滋事为己任的《图片报》则不怀好意地给事件真相划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德国，对官员来说，“浪费纳税人钱财”是个可怕的指控；之所以可怕，这个指控会令德国公众群起而攻之。在四年一度的议会大选进入磨刀霍霍的备战阶段，经济危机下的德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沉重，再也没有什么比“浪费纳税人钱财”更能刺激选民神经的指控了。一项普普通通的专车失窃案，搅动德国政坛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
面对媒体的质疑，德国政府有关方面必须像小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一样，规规矩距地回答问题。第一个出来回答问题的是德国联邦卫生部。它做出的解释是：向施密特所在的度假地点派送公车的做法更为“经济”。他们在写给联邦议会预算委员会的信中算了一笔细账：使用奔驰s级专车外加司机的全部开销为3200欧元。其中包括440欧元的汽油费、240欧元的高速公路费，以及2520欧元的专职司机的差旅补助。该车还顺便给部长女士捎去了一套“简易办公设备”，其中包括打印机、计算机、纸张等等。因为联邦部长必须随时准备进入工作状态。而假如弃用公车，卫生部就不得不向西班牙委派一名工作人员，帮助部长安装、拆卸办公设备。工作人员的往返机票外加当地的租车费用共计3710欧元。此外，部长在动身之前尚不明确，是否还有其它的公务安排。鉴于施密特的专车是由租赁公司提供的，卫生部没有将折旧成本考虑在内。
对于卫生部的这一套说辞，德国纳税人联合会表示，这是“文过饰非，不足为信”。联合会主席赖纳·霍尔茨纳格尔认为，“部长女士遮遮掩掩，令整个事件愈显扑朔迷离。很多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德国纳税人联合会仿佛早已知道联邦卫生部会有这样一套说辞，因而此前已经为施密特的公“车”消费开出了近1万欧元的账单，其中仅支付给司机的工资和加班费就高达4872欧元。据此，霍尔茨纳格尔指责施密特铺张浪费，千里迢迢调用专车是“不当之举”，并要求相关机构健全规章、明晰责权。
施密特也要出面来回答问题，面对着德国纳税人联合会给她开列的“账单”，她反驳说，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有关专车使用的政策及法律规定。联邦政府为每位部长配备公务专车，也允许他们公车私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是，相应费用将从官员的私人账户上扣除。据悉，施密特去年就曾为6111个私人公里数买单。合理合法，何罪之有呢？
孰是孰非？公众永远是政府的天敌。根据这样的原则，德国联邦卫生部以及施密特本人的解释再有理，但在媒体和公众的质疑面前是那样地苍白。《南德意志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专车事件”中的施密特触犯的不是法规条文，而是人们心中的一道红线。因为她所表现出来的骄傲自负以及脱离群众恰恰是一剂政治的毒药。而施密特本人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距四年一度的德国大选还有两个月时间，据forsa新近一次的民意调研结果，施密特所在的社民党正以两位数字落后于联盟党的支持率。社民党主席兼总理候选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仅只获得17％的选票，与现任总理默克尔的58％的超高人气相差甚远。要想后来者居上，社民党还有一场硬仗要打。而施密特此时招来的这股媒体旋风令人唯恐避之不及。29日晚，度假归来的卫生部长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表示为了不拖团队的后腿，决定暂时退出以施泰因迈尔为首的影子内阁。
也就是说，自2001年以来一直担任卫生部长的现年60岁的施密特将在“专车事件”的阴影中灰头土脸地走下政治舞台。而她的工作，大概也是最不讨好的一种。这位被默克尔总理称为“我的最执拗的部长女士”上任以来连抡三板斧。力削医生团体、保险公司、制药企业的荷包，为此，她没少收过谋杀恐吓信。假如没有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医疗体制改革是断然推行不下去的。现在，她又将这种顽强斗争精神用于应对舆论战。事发以来，施密特坚持不肯道歉，并称自己的陈述绝对经得住任何考验。
想起了沙尔平“军机事件”
一辆小小的专车竟然阻断了劳苦功高的卫生部长的仕途之路，这不禁令人想起2002年同样是在大选两个月前遭到罢免的前德国国防部长鲁道夫·沙尔平。
撼动沙尔平乌纱帽的是一次“军机事件”。据媒体爆料，2001年8月，也就在德国军队准备进驻马其顿的前夕，沙尔平却搭军用飞机前往西班牙马略卡岛与女友相聚，并命令飞行员第二天一早再去接他，以便前往军营看望整装待发的德国官兵。据调查，沙尔平在过去的一年里至少20次因私使用军用飞机，其中大部分是为了看他的女友。事件曝光之后，举国一片哗然。沙尔平登时成为“德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国防部长”。但是，随后发生的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暂时转移了公众注意力。
2002年7月，德国《明星》杂志披露沙尔平在任期间曾经收受一家公关公司支付的14万马克酬金。一石激起千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