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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不公正待遇；第三，由于上述两点，使他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中蕴含的毛泽东的意图。就毛泽东方面来说，他所发动的“文革”在运动初期遇到了来自干部队伍中的较大阻力，当时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之说，像王效禹这样支持“文革”的，是凤毛麟角，所以，他批示说：“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10月初，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进一步扫除“文革”的阻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要害是反群众路线，表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山东省出席会议的是谭启龙、省委书记处书记兼省长白如冰、省委书记处书记苏毅然。另外，中央指定王效禹出席会议。这显然是得到毛泽东同意的。但遇到了谭启龙的反对。中央没有采纳谭启龙的意见，王效禹出席了8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王效禹的数次发言都遭到了谭启龙的乱插话和乱打断。中央“破格”点名王效禹出席工作会议，无疑是为青岛市、山东省乃至全国的造反派树立起一面旗帜。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青岛市形成了以中学生为主体的保市委和以三大院校造反师生为主体的反市委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保市委派得到了市委和各机关干部的支持。双方矛盾愈来愈尖锐，斗争愈来愈激烈，甚至发生了武斗。这期间的斗争，被称为第三次交锋。此时的青岛市委，从半瘫痪状态进一步陷入了瘫痪状态。
毛泽东批准的“青岛夺权”
进入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成员姚文元奉命与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1月6日，上海市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宣布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指出，毛泽东“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这样，毛泽东将上海的“一月夺权”树为全国的范例。“文革”进入了夺权的新阶段。
为了保障全面夺权的顺利实现，毛泽东批准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公安六条》，旨在保卫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夺权。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决定了军队的支持是夺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张春桥、姚文元同上海造反派策划夺权之时，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电话要求王效禹领导夺青岛市的党政大权。“青岛夺权”，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影响到山东全省和全国。
1月6日，王效禹伙同一部分人向全市散发了《致青岛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革命同志的一封信》，鼓动各造反组织成立联合机构，接管青岛市委“文革”领导小组的一切工作。同日，他还以个人名义发出《给全市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一封信》，煸动造反派联合起来，造省、市委的反。在策划夺权的过程中，王效禹与三大院校部分造反师生产生了分歧。王效禹主张以工人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学生造反组织夺权，后者主张以学生造反组织为主联合工人造反组织夺权。分歧导致了分裂，使原本筹划的1月中旬全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出现了各自为战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派张子石等人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夺权的筹备情况。张子石是康生之子，在青岛市教育局工作。康生、王力、关锋均表示：以王效禹为核心，夺取青岛市的权。他们指示说：“支持你们夺权。青岛有有利条件，一是经过三次反复，革命左派得到了锻炼；二是有个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市夺权的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这显然不是康生等有权决定的大问题。二是组织造反派，于1月11日夺取了《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权，于1月13日夺了青岛市公安局的权。从而控制了舆论阵地和专政机关。三是策划轻工系统29个工厂企业的造反组织夺了青岛市轻工局的权，为全市夺权进行了一次预演。在三箭齐发皆中的形势下，王效禹于1月18日在《青岛日报》上发表了《坚决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一文。青岛夺权的大幕正式拉开了。
1月22日，青岛东方红、全国革命造反红卫兵联络总部青岛轻工分部等23个造反组织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青岛市委、市政府的大权。大会发出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第一号通令》。《告青岛全市人民书》着重阐述了夺权的理由，目的是表明夺权的合法性。《第一号通令》规定：封闭青岛市委、市政府，停止其一切活动；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委员会。同时号召夺取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大权。当时，王效禹发表了《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权》的声明。《声明》中说，“坚决支持和拥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取了青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从今天起，辞去青岛市人民委员会副市长的职务，愿意在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下，当好普通一兵。”这份《声明》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一是凝聚了大部分造反派及中间派的力量，孤立了小部分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二是分裂了保守派队伍；三是吸引了部分干部的支持。
尽管王效禹发表声明支持夺权，但他对夺取的权力能否保得住并不自信。夺权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央文革小组，称权是夺过来了，目前看还有被夺回去的可能。建议中央尽快表态支持。
青岛市的新造反政权，确实遇到了挑战。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分裂出去的造反派，一个方面是保守派，但反对派的力量并不强大。一度出现的围攻《青岛日报》社和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抗争，没有掀起大的波澜。
1月27日，关锋电话告知王效禹，中央已承认青岛的“一·二二夺权”。这时，毛泽东批准了青岛市的夺权，林彪直接指示驻青岛部队要支持青岛市的夺权，周恩来表扬了青岛市的夺权。
得到中共中央肯定的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于1月29日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誓师大会”。王效禹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这个权夺得好，夺得对”，提出“防止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要求造反派“以团结为重”，指出“既然权力我们能够夺过来，我们必然把它管好，相信我们也一定能够把它管好”。驻青岛的陆军某部负责人和海军北海舰队负责人分别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一些造反组织的代表也讲话表示支持联合夺权。大会宣读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第二号通令》、《第三号通令》。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发出了《第一号紧急通告》，要求只准文斗，不许武斗；各个革命组织都应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把挑动武斗和制造分裂的幕后策划者揪出来，依法严厉惩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号紧急通告》表明，这个造反政权要以强力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也就是维护自己的稳定。
1月29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青岛夺权的消息。1月30日，《人民日报》针对青岛夺权发表了《关键在于大联合》的社论。社论赞扬青岛夺权“是继上海、山西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成功地夺权之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指出青岛夺权的经验“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联合”；号召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实现最广泛最紧密的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青岛夺权消息播出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之后，全市造反派组织，特别是驻青岛的解放军部队，立即走上街头，举行庆祝游行，欢庆夺权的胜利。1月30日出版的《青岛日报》，发表了王效禹1月22日的《声明》和空军战斗英雄舒积成的文章《百分之百地支持革命造反派》，以示革命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对夺权的支持。自此，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后改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取得了合法地位。
“青岛夺权”，为什么比较顺利且取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以下六条原因。（一）造反派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强有力的支持。事实表明，造反派从“青岛事件”到“青岛夺权”，都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支持。现在一些著作和文章说是造反派仅仅得到了康生的支持，是不全面的。（二）造反派经受了斗争的磨炼。事实表明，造反派经过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经受了风雨，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本领。（三）王效禹发挥了核心作用。事实表明，因为王效禹反对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的观点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王力、关锋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有着比较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所以他能够发挥也确实发挥了核心作用。（四）反对派力量较弱。事实表明，保守派在半年中的三次交锋斗争中，连续遭到打击；分裂出去的造反派的力量和影响力都不大，而两者又不可能联合起来，所以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对抗力量。（五）夺权采用了闪电战术。事实表明，夺权前后的每个步骤都相当紧凑，夺权之后王效禹即建议中共中央尽快表态支持。从宣布夺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夺权消息，仅仅7天时间，这就使反对派没有时间形成抗衡力量。这被王效禹后来称之为闪电战术。应该承认，因为王效禹在革命战争时期长期担任军队领导人，所以有着比较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他把军事斗争中的闪电战术用在了夺权上。此后他在夺取山东省党政大权时依然采取了闪电战术，不过就没有这么奏效了。（六）军队的大力支持。事实表明，军队尽管是在夺权之后奉命支持的，但其威慑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1967年1月31日，遵照中央的指示，王效禹率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南代表团到达省会济南，展开了又一场夺权斗争。
注释：
注1、2、3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中共青岛地方史大事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180页、181页、181页。
注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1版124页。
注5张敬焘：《难忘的岁月》，载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回忆与思考》第一辑第31页。
注6、7、8、9
山东海洋学院“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小组”、“革命造反战斗队”；《王效禹同志问题调查报告》（1966年11月7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第一届政协秘书处工作琐忆·孙小礼
有生以来，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最令我高兴、振奋的第一件事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第二件事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第三件事是1976年打倒“四人帮”。而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是我最难忘的历史时刻，因为我有一段在新政协（后来改称为中国第一届人民政协）秘书处工作的经历，亲身参加了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人民政协会议的一些会务工作。那团结、欢腾的热烈场面，那忙碌、激动的日日夜夜，至今记忆犹新。
进入中南海
1949年夏，我从北平贝满女中高中毕业。8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团市委通知我说：中央有一项紧急政治任务，需要从高中毕业生中抽调20名党团员去参加工作，我是其中的党员之一。要我准备好被褥和必要的衣物，在8月20日中午l时到团市委门口集合，有车送我们到工作地点，是什么地方到那里就知道了。我从这位干部的谈话口吻中感觉到是要去一个神圣的崇高的革命岗位，正有紧张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
我准时到东单的团市委集合，20个人陆续到齐，有19名男生，只有我1人是女生。我们各自提着行李上了一辆大卡车，卡车经过东交民巷，西交民巷，一直开到中南海的东门。进门后卡车沿着湖边的小道缓缓而行，最后停在了勤政殿。一位穿灰色制服的男同志招呼我们下车，把我们领进勤政殿的一个会议室。啊！原来我们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南海。
丁大姐的叮嘱
在会议室坐下之后，一位胖胖的女同志站起来向我们讲话。她首先代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秘书处欢迎我们来工作，接着介绍筹备会的机构设置概况：秘书长是李维汉，副秘书长有孙起孟、阎宝航、宦乡、连贯、罗叔章、齐燕铭等人。秘书处的工作由齐燕铭直接领导。然后她介绍自己叫丁洁如，是秘书处副处长。她说，新政协还有一个月就要开会了，筹备工作非常紧张，人手不够，所以从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中抽调一批党团员来补充秘书处的力量。她恳切地鼓励我们：“你们是先进的优秀青年，相信你们能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批得力的生力军，你们一定能为新政协的召开，为成立统一的新中国做出贡献。”她叮嘱说：“我们所从事的是一项非常严肃、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不但要认认真真地工作，还要严格地遵守组织纪律，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不该问的事情不要问，不该拿的东西不要拿……”最后她宣布对我们的工作分配，在念到去议事科工作的人员名单时，听到了我的名字。
分到议事科
我们一批分到议事科的人立即跟着一位年轻同志到了勤政殿西北侧的办公室。
议事科科长孙传禄，副科长迟先达、李鸿礼，记录组组长左达，副组长陈然等人已在办公室等着我们。孙科长向我们解释“议事科”是什么意思，所谓“议事”，就是会议的各种事务。例如，制作会议代表名册、发会议通知书、安排会议代表报到、在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记录、大会投票时统计票数，以及会议上的各种临时性任务。他要我们做好思想准备，任务非常繁重，经常要开夜车。但是当天首先要把食宿安顿好。
孙科长还说，李维汉同志过几天要和筹备会全体工作人员见面。但是8月下旬，李维汉摔伤了腿，就由林伯渠代理秘书长了。林伯渠同志向全体工作人员讲了一次话，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一定要把这次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政协会议开好。在这次会上我们见到了六位副秘书长。
住进西芭所
那天下午，议事科的同志带我们到住处西芭所，走进里面的一个四合院，男士们都住进了那间大北屋，而我一个人被安排在西厢房，房里有两张床，一个桌子和两把椅子，土地很潮湿，墙边长着长长短短的青草。我把行李打开，把床铺好，把衣服和洗漱用具分别放在椅子和桌子上。接着，我们被领去食堂吃饭。食堂设在瀛台，这是从前慈禧太后幽禁光绪皇帝的地方。
晚饭以后，我们这批新来的人一起到海边散步，直到天色已黑才回到西芭所。我刚进屋，一位中年妇女端着脸盆进来了，后面还有人帮她抱着铺盖卷。她一见我就说：“你就是新来的吧，领导叫我搬到这里来住，就是为了陪你！”她边说边整理东西，不几分钟，说了一句“我正忙着呢！”就走了。我和她共住一屋两个来月，每天各自早出晚归，我经常半夜才回来，或者她已经睡了，或者她还没有回来；早上我一睁眼就起床，赶紧往食堂或办公室跑，或者她已走了，或者她还在睡着，几乎没有见面说话的机会，以致我始终不知道她的名字。
多给我5斤小米
第二天早上，科里发给我们每人一套灰布制服，一枚印着“中南海”三个红字的银灰色圆形徽章，还有8月份的津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工作服，第一次领津贴，美滋滋的感觉溢于言表。
当时实行供给制，男同志每月20斤小米。女同志则每月25斤小米，因为每斤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