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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实例，我说： 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的旧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宏扬圣教佛法？…… 孔夫子的後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洋货），坐在先师奉祀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後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为用」的神奇，那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那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只不过在就这一类的思想型模提供例子，并未多所发挥。现在我
重申这一点意思，希望我们能从这类「半吊子西化」多找些例子，以为警戒。
只要稍加留意，「半吊子西化」的宝相可多得很哪！试看在医疗方面，从「中药西吃」
到「西药中药合配的药酒」，以至於「中医打针」、「中医学院用西医教材」、「辅仁大学设中医癌症研究所」，试问那一项不是「西餐叉子吃人肉」？
又在工艺方面，从「祭祀用的电灯蜡烛」到「西方乐器加中国鼓角送葬」，以至於「钢
骨水泥的庙宇佛像」、「达克龙袈裟」、「塑胶蒲团」、「塑胶毛笔帽」、「橡皮砚台」、「不臭墨汁」、「种类繁多的叁轮车」等等，又试问那一项不是「西餐叉子吃人肉」？
固有文化所能给我们的，除了空洞名词和抽象观念外，还能有些什麽？挽救固有文化的
结果，除了更暴露它的可怜外，还能得到些什麽？这几个月来，台北的舞厅流行「国乐伴舞」了，可怜的「国乐」！「国乐」如此，其他又何独不然？固有文化是一个衰弱的老头子，我们已无法要求他适应新的生机和生命力。 把他拖出来做太多的招摇与活动，不但害了我们，对他自己也不见得有好处。还是让他局限在博物馆一类的养老院里，安度馀年罢？
「台湾日报」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本文录自「上下古今谈」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叁册）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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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魔鬼们坐了冤狱。地狱里都是冤气。
魔鬼们不耐烦了，他们需要一位辩护士。
释迦牟尼佛怕了，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人选。
文殊菩萨说：「我太聪明了。不干这傻事！」普贤菩萨说：「我太老了，不愿意走动。」
观音菩萨说：「我大慈悲，不忍进冤狱平反。」弥勒菩萨说：「我太胖了，我 想做做官。」
最後，地藏菩萨只好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地藏菩萨一到地狱，立刻被阎王收买，整天装聋作哑，卖痴卖呆。
地狱的冤气更浓了！魔鬼们更不耐烦了！
释迦牟尼佛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将地藏菩萨撤职查办，另谋人选。
这时候，正好「黄泉社」拍来电报，说阳间有胡适乙名，劫数已至，遽归道山，何不请
他来补遗缺？
释迦览奏，觉得有理。但他问道：
「听说胡适是无神论者，死後漆黑一团，身相不属四大，心性难归六尘，这等好汉，如何能为吾人所用？」
左右大臣面面相觑，列子里闪出唐僧，合十顶礼，献策道：
「胡适当年考证西游记，与孙行者颇熟，何不派孙行者一行，以示天朝怜才之意？况中国大陆上清算胡适，密锣紧鼓，捉拿『胡适的幽灵』。胡适有『幽灵』在，足证其精神不死，虽为无神论者，庸何伤乎？」
释迦大喜，立派孙行者携亲笔函，敦聘播种者胡适到地狱做「魔鬼的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向那十八层顶上胡帝胡天的阎王老爷吹吹风。
孙行者按下云头，火眼金睛，老早望见胡适先生一道阴魂冉冉而来。行者趋前，迎面唱个大喏，笑道：
「博士久违！想当年你写『孙行者与张君劢』，害得我好苦！如今他老头子竟不先你而来，还在阳间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可恶可恶。你在阳间不信宗教 ， 反正天堂是进不去了，与其一游魂无归，不如到地狱去，与阎罗抗礼，同陆判分庭，为穷酸吐气，给异端热情，不知尊意如何？」
胡适先生正被那些新闻人物哭得难过，见孙行者拿出聘书，立即欣然同意。
於是，地狱的魔鬼们齐声欢呼。
於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本文录自「胡适研究」一书，收於「李敖大全集」第四册）
李敖研究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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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研究」前记
胡适先生死在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叁点钟，我写下了这几段文字：「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麽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
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 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十月九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後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
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覆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
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後，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
表在叁月一日的「文星」杂志里。
＊ ＊ ＊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後，眼看就快两年了。两年来，真可说是一个既「冷漠」又「吵
闹」的局面。
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生
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乾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倒下以後，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的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
夥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
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夥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麽！」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
日鸡叫以前，你要叁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後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
新拷贝胡适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後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叁鞠躬以後，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记得胡适死後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五十一年叁月十六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後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麽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麽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麽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麽？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像得到的。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徵，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麽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现在胡适死了快两年了，在这两年里头，胡适的「门生高足」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
＊ ＊ ＊
所谓「吵闹」，应该从头说起。
民国五十年的年底，我应「文星」杂志编者的邀请，为他们写了一篇「播种者胡适」。
这篇文章带来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次大笔仗，後来这次笔仗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关於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一个圈圈是「关於播种者胡适的论战」，前者的主要对手是徐道邻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对手是叶青（任卓宣）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团，十分热闹。
在「播种者胡适」发表以後，赞同或变相支持我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
报」的社长雷啸岑先生（马五先生），「中国学生周报」中的若兰先生，「展望」杂志中的孟戈先生，台湾「作品」杂志中的苏雪林先生，「民主中国」杂志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杂志中的王洪钧先生、东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头上面、书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调。
当然相对的，反对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来，它们的大本营就是我所谓的「叁大『评论
』」：「政治评论」「民主评论」和「世界评论」。在这些刊物上，我陆续遭到许许多多的攻击和谩骂，可是我实在懒得理他们。对「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只写过一篇「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的文字，来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叶、郑两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当他们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马枪的时候，我也懒得辩驳了。
我为什麽不再答覆叶青先生和郑学稼先生？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对这两位
先生，从文字上枝节上跟他们辩论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们的。要了解他们必须从 他们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扎下，从「基本思路」上来探讨他们写文章时的理论背景和「心理运作」（mental operation）的过程。当我对两位先生过去的历史有所了解之後，当我恍然大悟他们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麽主义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说：「算了罢！放他们去罢！」
＊ ＊ ＊
谈完了「冷漠」和「吵闹」两个局面以後，我觉得我该谈谈「播种者胡适」本人。我
先抄「世界评论」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达先生的「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平议」里的一段话：文星第五十四号还有胡颂平先生底「适之先生康南耳君传的最後校改」一文说：「先生又给我十二本未曾校改的康南耳传，一张便条，用红原子笔写了下面的字样：『校改本，送给徐高阮、毛子水、台静农、姚从吾、台大图书馆、成功大学图昼馆、李敖，蒋孟邻、沈宗瀚、钱天鹤』。先生吩咐我：等这两天院士会议忙过後，请你照我最後的校本改正後，分送给他们。」据胡颂平先生说：这大概是胡适之先生逝世前一天五时四十多分钟的事。从这件小事，我们可以看出：李敖这位年轻人，在胡适之先生心目中的分量，可能还在蒋孟邻先生之上，因为胡适之先生用红原子笔写的次序，是先写李敖，而後写蒋孟邻的。关於这件小事，我？？能做如下推断：其一、李敖与胡适之先生有深厚的世交关系；其二、是李敖所作的「播种者胡适」（本年一月一日）及「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本年二月一日）这两篇文章，深为胡适所赏识。否则，胡适恐不会这样看重他的；即令李敖为胡适的世交晚辈，也必是胡适认为这两篇文章作得好才如此的看重他的。果真这样，那岂不可见胡适之先生也在鼓励青年人如李敖者骂人吗？我相信今後注重考据的人，或许会考出这个秘密。这段令人发笑的「推断」，简直荒谬得不值一驳。
其中有一点，所谓胡适「深为」「赏识」我这篇「播种者胡适」的问题，我觉得大可不必请「今後注意考据的人」来「考出这个秘密」了，请读读杨树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杨树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发表了一篇「回忆一颗大星的陨落——记胡适之先生最後的叁年」，里面有一段写胡适先生对「播种者胡适」的不高兴：一天下午，我应召去他市内的寄寓，商量一件公事。我很快的结束谈话，好让他静养。可是他止住我离开，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杂志，问我曾否阅读这最近的一期。我知道这又是一桩淘气的事，我急忙设法推开，我说：「先生，我现在的范围很窄，是凡与我本行无关的，我就懒得看它！」「不，你应该看看这一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杂志指给我看，并且拿起一支原子笔准备画。「你看，这说的什麽，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场的一篇！」他一面指给我，一面用笔把他批评的地方画出来。情绪已是颇不开心。这大概就是周伯达先生所说的胡适先生对「李敖这位年轻人」的「深为」「赏识」罢？据钱思亮先生告诉我，胡适先生死後，他整理遗稿，发现了一封胡先生读了「播种者胡适」後写给我的信，可惜这封信因为被胡先生的近亲好友「妥为保管（封锁？）」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这个收信人还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这篇「播种者胡适」会叁面不讨好：骂胡的人会说我捧胡，捧胡的人会说我
骂胡，胡适本人也会对我不开心，这都是无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历史的人，搞历
史的人只晓得追求历史的真相，不计其他。胡适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为、他的真面目，都对我们这个时代有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值得一个搞历史的人去结一结帐。基於这个理由，我除了写一部「胡适评传」外，决定再印行这本「胡适研究」。
＊ ＊ ＊
这本「胡适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种者胡适」，这是一篇
重要的文字，一篇「祸首」。第二篇是「为『播种者胡适』翻旧帐」，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这篇文章写完那天，正是胡适「遽归道山」的日子，胡适生不及见，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这两篇文章都有许多和它们有关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为附录。 第叁篇「叁人连环传」，是写梁启超、胡适、徐志摩叁个人的。这种连环写法，也许可给传记文学开一个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为某些人所欣赏，
他们觉得能用这样少的字数、刻画出这样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对这篇文章也颇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读者刘星先生的误会，在报上痛骂我，我只好把这种批评，请到这篇文章的背後，做为附录。
第五篇「胡适对苏俄看法的四阶段」，是写胡适的一段思想变化的历史，可算是「胡
适评传」中的一小节，这段历史，我在「胡适评传」中还要细细写到它。
第六篇「关於『胡适文存』」，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