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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
因为索尔仁尼琴给我们的是一股向极权政府抗议的精神，所以他的立身与进退，反倒成为一个焦点一种象征。索尔仁尼琴本人，自然应该知道他本人这种意义，甚至高出他的作品之上，他不能不谨慎，自然不在话下。但他这种谨慎，显然被两个原因推翻了。
两种极不得体
第一个原因是他对苏联共产政权的憎恶，使他误以为反共是可以不择手段不讲原则的，为了反共，为了反对极左的政权，甚至极右的法西斯式的政权都可以去联合、可以去捧场、 可以去鼓励。这是他绝对的大错误！索尔仁尼琴出身于俄国极权空气里，他对西方民主的真谛，显然了解得不够，他又缺乏这方面的思考训练，所以他误以为凡是反共的政权都是可取的政权，这种看法，不但不通，而且幼稚。希特勒的政权、东条英机的政权 、佛朗哥的政权，……都是反共的，但那种反共，只是王八蛋要打龟儿子式的反共，这样的政权，是不配反共的，当然也不值得人们去支持。反共的目的就是追求自由民主，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忽视了自由民主的反共，只是一场骗局而已。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贴牢护符，当然是极不得体的。
第二个原因是他对帮闲集团的手法，没存戒心或故意没存戒心，以致甘心给人利用了。索尔仁尼琴在来台湾以前，说是不要接受官方的安排，但他不知道或有意不知道，在权右的政权统治下，又何来纯民间的基金会？纯民间的基金会，又如何能存在？吴三连纵使年轻时代的记录再英雄，他今天若不老而不死给国民党帮闲，国民党会让他办报、办基金会吗？所以，整个的所谓民间团体邀请，骨子里的作业，早就变成了官方的。索尔仁尼琴10月16日下午抵达前，10月8日、10月13日，官方的新闻局长和文工会主任早就出了面，10月16日上午，基金会的负责人“11时半至总统府就安排索氏来访事向马秘书长作简报，12时至中央党部向蒋秘书长作简报”，大官们对他们“表示嘉许”，这种细腻的官方作业，若还说不是官方的，又怎么可能呢？所以，索尔仁尼琴其实一开始就给官方利用了。以索尔仁尼琴的地位，去帮助这种政权，为之利用，当然是极不得体的。
忘了古拉格
大概索尔仁尼琴最后心里有数了，他显然越来越不计较官方对他“仙人偷桃”了。慢慢的，他不但看了特工人员为他安排参观的民宅、党务人员为他安排欣赏的电影，甚至和国民党文工会主任会面了，最后，在临行前夜，他甚至在国宾饭店十楼总统套房里，跟世盟荣誉主席谷正纲、立法院长倪文亚、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青年党主席李璜、民社党主席杨毓、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政大校长欧阳勋、文建会主委陈奇禄、外交部次长钱复、新闻局长宋楚瑜、中央日报社长姚朋、情报人员王兆徽一干人等，大吃起“一生中最长”晚宴来了。索尔仁尼琴在国民党帮心帮闲的双簧软功下，最后高兴地说：“哪一天贵国遭遇最坏的状况时，我会再来为你们说话。”难怪国民党垄断的新闻媒体要兴奋的说：索尔仁尼琴和他们 “立场相同，态度一致”了，索尔仁尼琴是他们 “志同道合的战友”了！
索尔仁尼琴来台之初，曾经表示：“他对中华民国不想预先了解太多，他要亲眼去看、亲自去听，才能了解最真实的中华民国。”但是，从他全部的行踪里，我们发现他显然都在浮面上走马看花，而不肯看看花下的泥土与阴暗，这样的“了解”，又叫什么“最真实的”呢？
最最令人奇怪的是，索尔仁尼琴11天的行程中，从天上神像到人间造船，无一不看，但他为什么不看看台湾的《地狱第一层》呢？他定“地狱第一层”那本书，第54章描写美国一位大政治家的R夫人（罗斯福夫人）到苏联，还要参观参观他们的监狱，如今他自己，为什么这么一点人道的共鸣都不肯做一下呢？“古拉格群岛”发迹的受难者，居然在11天中，没对“古拉格群岛”的兄弟探望一次，甚至连一句关心的话都 不说，一句慰问的话都不带一下，这算什么呢？就中10月19日的大捧特捧他的同一张报上，我们就可看到台湾古拉格上那服刑30多年的囚犯的消息，这种对比，索尔仁尼琴又做何感想呢，我们又做何感想呢？
不会对第二流的失望
显然的，索尔仁尼琴显然没有对他们有任何感想，他的良知、他的仗义、他的道德勇气，显然都腐蚀在他口里的“给自由中国”之中，于是，在连“自由中国”四个字做杂志名字都不准的地方，索尔仁尼琴视若无睹地说：
我常常很痛心地想，中国大陆上“古拉格群岛”里许多无名囚犯，他们的苦难也许要到21世纪才能向世人宣泄。
这样的舍近求远、这样的铁口直断、这样的索尔仁尼琴，可真太令我们摇头了。
当我们看到：法国文豪左拉（Emile Zole）在为魔鬼岛的囚犯义正辞严，写“我控诉”（J'accuse）等文字的时候；当我们又看到：西班牙大提琴家卡沙斯（Pablo Casols），在为自由民主原则声色俱厉，拒绝到任何有极权政权的地方去演奏的时候，我们毕竟得到了安慰。我们发现：世界毕竟有第一流的志士仁人，他们绝对有原则的为受难的挺身而出、对质极权的危邦不入，他们毕竟不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使正义蒙羞、使真理破相。
让我们对左拉、对卡沙斯致敬，有了他们第一流的，对任何第二流的，我们都不必失望。索尔仁尼琴证明了自己是二流货，因为第一流的，是不会这样来，也不会这样去的。
1982年11月11日夜
李敖研究网发布
蛋蛋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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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失职，永不失业！
李 敖
本为圣朝无弊政，
敢将衰朽做委员。
——改写韩愈的诗
去年我结婚的当天晚上，老泰山胡赓年先生请我和胡茵梦吃饭，胡赓年先生曾是国民党大员，做过旅顺市长，现任终身职立法委员。他谈到立法委员生涯，突然得意的说：“三十一年来，我在立法院，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听了，感到很难过。难过的不是胡赓年先生放弃了他的言责，因为他们其实都放弃了；难过的是，他放弃了言责以后，居然还那么得意！这未免太不得体了。我忍不住，回他说：“立法委员的职务就是要‘为民喉舌’，东北同乡选您出来，您不替东北同乡讲话，——一连三十一年都不讲话，这可不对罢？一个警察如果三十一年都不抓小偷，他是好警察吗？这种警察能以不抓小偷自豪吗？”
胡赓年先生对我这种“有眼不识泰山”的行为极不习惯，我的“质询”，显然令他不快。可是我没办法，我无法尊敬无法使我尊敬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的错误是他忘了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如果是“小百姓胡赓年”、“星爸胡赓年”或“聋哑学校校长胡赓年”，他当然可以不说话，因为“小百姓”不敢说话，“星爸”轮不到说话，“聋哑学校校长”无须说话。不巧的是，他的身份却是“立法委员胡赓年”，立法委员以说话为职业，立法委员不说话，就是失职；立法委员三十一年不说话，就是三十一年失职！
“为民喉舌”的哑巴
立法委员是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就该“为民喉舌”。“为民喉舌”的重点就在表现质询和询问，一表现质询，就得经常跟被质询的对立，这是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并不是跟政府过不去，跟政府捣蛋。
欧洲中古有一种“魔鬼的辩护士”，那时候的神学者，提出了理论，必须请另外一个人，就敌对立场，提出反驳，真理要透过反驳，才无懈可击，才告完成。这些提出反驳的人，形式上好像站在魔鬼立场讲话，所以叫“魔鬼的辩护士”。这种有意的魔高一丈，目的在使道高一尺也变成一丈，变成一丈一，变成十丈。所以，“魔鬼的辩护士”，并不是跟教会过不去，跟教会捣蛋。
拳击家练拳，自己一个人光打梨形球或沙袋是不够的，他得来个“假想敌对打”。这个假想敌，多半是他的教练，教练跟他对打，这种有意的对打，目的在使他缺点减少优点加多，这种打反拳的“假想敌”，并不是跟选手过不去，跟选手捣蛋。可笑的是，三十一年来，这个岛上的国会议员，居然发明一种所谓时值非常相忍为安的怪论，从怪论下引伸，竟认为议会中跟被质询者对立是“破坏团结”的，是“破坏政府威信”的，是“诋毁领导中心”的，是“影响民心士气”的，是“动摇国本”的。……于是，他们放弃了制度上规定的制衡关系，放弃“为民喉舌”，纷纷做起哑巴来了。
不说话的与说话的
立法院三百七十三个委员中，三十一年间，有一百一十八个从来没说过一句话！有六十一个说了平均不到一次的话，无异从来没说过一句话！两者合并，等于说，三十一年间，有一百七十九个立法委员从没说过一句话！——胡赓年先生原来不是一个，胡赓年先生原来有一百七十九个！
三百七十三个立法委员中，竟有一百七十九个不说话，几占了立委总额的一半，这种大比例，这种怪现象，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现在，看看另外一半的一百九十四个所谓说话的，又怎样呢？
试以胡秋原为例：１９５４年胡秋原写文章宣称：“纯个人是非”，他是“不闻、不问、不谈的”。不料八年以后，当人民研究他的“闽变”叛国史，他不但要“闻”要“问”要“谈”，并且谈到立法院来了。他本来为了抗议《出版法》，宣称如此出版法一日不废，他一日不回立法院，可是为了阻止人民研究他的叛国史，他不但回到立法院，并且主张政府该用出版法制裁人民了！当内政部长表示人民并没有“侮辱元首”事情，他还是不肯罢休，非要兴文字狱不可！有史以来，不论古今中外，身为民意代表的人，他们被人民奉养、尊敬，都因为他们肯“为民喉舌”，肯站在人民立场跟政府对立，从来没有在政府认为人民清白时，反倒要政府整人民的，可是这种做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再以程沧波为例：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２号，立法院第一次质询院会，严家淦以下二十多个政府大官列席备询。立法院秘书处发表数字，谎称这天出席的立法委员有三百五十名，但是事实到场的，却不到十个！当天英文中国日报登出了照片，从照片上看去，也不到十个，既有照片为证，本不该再有问题。
不料三天后的院会上，程沧波等六十七个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要求变更议程，请列席备询的政府大官退席，让立委们优先讨论如何箝制民意。程沧波首先说明提案理由，指出“这张照片乃恶意摄取，恶意宣传，使立法院受到损毁。”“侮辱立法委员，甚至侮辱国家、政府。”程沧波说完了，崔唯吾等立刻七十嘴八十舌，表示支持，闹了一阵，进行表决。结果通过把民意法办，以平私愤。这种妙事，竟发生在这个岛的立法院里，真不能不说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
如果这样的质询叫做说话，做为人民的我们，可真宁愿胡秋原是胡赓年、程沧波是胡赓年，人民可真要祭起《琵琶行》，哀呼“此时无声胜有声”了。
不公道的老年人
胡赓年先生在我结婚的当天晚上，又责备我没有职业，我苦笑着说：“我的职业本该是立法委员，可是被你们一做就做了三十一年，哪里还轮得到我来做呢？”胡赓年先生不责备他自己职业这样固定，反倒责备李敖没有
固定职业，这种离奇的“老年人公道”，可真教人敬意全消！
这些不公道的老年人，霸占了立法委员职位还不说，还不断捞过界，在别的行业里插一脚。从律师、会计师、顾问、董事长、常务董事、校长、教授、发行人、社长、总主笔、主任、研究员、以至所谓作家等等，一应俱全。以致另一型的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政治大笑话，也就应运而生；胡赓年先生同一个向他叫“爸爸”的骗子合作经商，岂不可笑？陶希圣欠银行呆账不还，反倒写信威胁，岂不可笑？赵文艺跑到美国念中学课文，反在中央日报投稿显配，岂不可笑？白如初以一本一百二十八页的《伦常新说》，在十九年前就每本四百元强销，岂不可笑？魏惜言庆祝自己七十岁，以高达三千元定价的《魏惜言文存》兜售，岂不可笑？徐君珮、姚廷芳、刘景健、陈桂清、封中平因油商行贿案被判，岂不可笑？雷鸣龙因勒索财物被捕，岂不可笑？林可玑因票据案件被通缉，岂不可笑？……
这些不胜枚举的政治大笑话，不论从哪一角度看，都暴露了立法委员的永远失职和永不失业。而这种“职”和“业”间，又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同政府妥协，所以不失业；因为不失业，不虞改选，不愁既得利益的动摇，所以失职。
立委哉？立委哉？
在《论语》中，孔夫子提出一个问题，他怀疑的问：“觚不觚。觚哉？觚哉？”翻成山东白话，他是说：“觚是有六个角的酒坛呵！现在觚没有六个角了哇！俺倒要问问：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啥子觚呀？”这是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个主义的特色是：使Ａ恰如Ａ，Ｂ恰如Ｂ，使万物各得其分，觚要觚、君要君、臣要臣、父要父、子要子；觚不要不觚而觚，君不要不君而君，臣不要不臣而臣，父不要不父而父，子不要不子而子；觚而不觚者，“觚哉”？君而不君者，皇帝哉？臣而不臣者，大臣哉？父而不父者，老子哉？子而不子者，小子哉？……如此类推，可得下式：
“魔鬼的辩护士”不为魔鬼辩护，辩护士哉？辩护士哉？
拳击家不打拳，拳击家哉？拳击家哉？
警察不抓小偷，警察哉？警察哉？
立法委员不说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说混话，立委哉？立委哉？
立法委员不为民喉舌反为政府护航，立委哉？立委哉？
结论是，照孔夫子的正名主义，这样子的立法委员，我们可以叫他们哑巴、叫他们混人、叫他们不良老年，唯独不可叫他们立法委员。
在我对胡赓年先生“大不敬”的那天晚上，我回来同自己说：立法委员八十岁以上的有五十二个，七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九十六个，六十岁以上的有一百一十五个，五十岁以上的有十九个，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二十三个，仅占百分之五点七。立委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一点九，这样的高龄国会，当然是不良老年横行的天下。在不良老年的横行里，除了领教哑和混，我还能领教什么呢？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７深夜在中国的台湾岛上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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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外人士的一个毛病 /李敖 1982。03。12
英国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在他的藏书票上印了一支点燃的蜡烛，下面题了一行字——「我燃烧才有用。」这句含义深长的话，值得我们党外人士想一想。
我们党外人士有数不完的长处，但有一个毛病，就是对燃烧自己的观念，有欠完整。蜡烛给别人光、给别人热、给别人火种，但给出这些，首先得冒自我牺牲的代价。自我牺牲不是那么可怕的事，今天党外人士自我牺牲的明码（暗码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无法预估），不过坐牢而已，坐牢又算什么呢？
为自由民主奋斗坐牢、为政治活动坐牢，对志士仁人说来，这根本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党外人士中，有许多人对坐牢考虑得太多，好像不坐牢变成一种成功似的，好像别人坐牢自己没坐反倒庆幸似的，好像监牢与他无缘是稳健、正确、自得似的，这种毛病，以康宁祥系诸公犯得最多，这是不太好的。另一方面，对已经坐牢的人们，我们当然热烈希望他们能出来，但是不可因为这种热烈希望而变得过分操切，以致给人老是向当道乞求什么的印象，这也是不太好的。
我们关切在水深火热中的受难者，我们要求依照联合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