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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政府治理香港的成功实在是一个上帝的恩赐，这并不是英国人有甚么特殊的治国方针。英国政府行事缓慢官僚，英国人作风保守不够进取，因此大不列颠帝国才会沦落为世界二流国家。但是为甚么英国人到了香港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
香港的英国人和英国本土人不同。在英国人的心目中，香港是个模糊的小岛，有点落后，又靠近中国，而且还不像英国本土那么安全而熟悉……，所以愿意到香港的英国人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勇敢和爱好冒险的人，因此建设好香港赚到一大笔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之一，而这也是为何香港官员的薪水那么高的主要原因。以香港目前官员薪水而言，金管局任志刚的年薪高达900万港元，而其它司局长的年薪也高达500万港元以上。但是要取得如此丰厚待遇的先决条件，就是香港经济必须明天要更好，对于这一批大胆而惟利是图的英国人而言，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搞好香港经济。但是主观的想搞好香港和客观的能不能搞好香港是不同的，难道董建华不想搞好香港吗？
根据香港历史资料来看，这些英国人一般而言都希望在退休后回到英国，他们绝不想在退休后呆在香港人经营的私人公司做事。事实上本港英国人是从骨子看不起香港人的，也根本不存在英国人替香港人打工的情况，因此他们对于香港本地富人特权阶级无要求。由于没有利益问题的干扰，因此他们所推出的政策比较具有公平性，而这种公平性的追求也正是英国人特有的民族性。但是这种公平性在1997年以后急剧退化，例如最近大家批评甚多的九龙西区开发和添马舰等等问题都可以看到利益团体的影子。
这种比较公平的制度配合上了一群特殊的百姓造就了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香港老百姓在英国政府高压统治下，几乎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的过日子。举例而言，只要你胆敢批评港英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刻将你驱逐出境。香港老百姓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养成特别守纪律和守秩序的优良传统。但是香港老百姓本来就继承着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的勤勉，而在英国人施行一套比较公平的制度下，充分发挥了广东人天生营商的特性，弥补了英国本土人民不够进取的个性，反而形成一个孕育着辉煌东方之珠的沃土。而这个历史的巧合也解释了为何英国本土经济不如香港繁荣。
大陆改革开放成催化剂
这片孕育着东方之珠的沃土终于在7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步伐中找了催化剂。由于中国内地相对落后，港人凭着资金的优势、与国际接轨的环境、地利和语言之便，在短短的二、三十年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从而使得东方之珠的灿烂光环在这片沃土上冉冉升起。但是从我前述来看，香港的成功是多个巧合所造成，而绝不是因为香港人本身天纵英明。因此在今天香港经济持续衰退的时候，香港应该如何再起飞应该是值得中央政府和港府深思的问题了。我们千万不能期望这些巧合又会再一次的惠顾香港人。
港人急功近利政治清廉
香港人虽然在经济方面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跡，但由于英国人在政治方面的高压统治，香港人对政治就特别的冷感。讲得更具体一点，香港人从未经过民主的洗礼。而且由于香港（商）人没有政治势力的支持，这种潜在的政治风险造就了港人急功近利、只看短期不看长期的特性，香港人只想赚个短期钱寻求个短期的刺激。这种赚短期钱的思维处处可见，例如香港人炒邮票、炒股和炒楼的风潮。
此外，前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鉴于香港失业率严重，因此提出港人应该自行创业，但他所提出的例子却是太过于急功近利。他在记者会上公开表示，他说他替同事去买汤时就发现了一个创业的机会，因为他可以买好几碗汤回来，然后再赚取个差价卖给同事。堂堂财政司司长竟会举出如此急功近利的例子实在很难想象。香港人喜欢追求短期刺激的特性也是随处可见，例如香港的报纸就是最好的解说。各报的头版头条大概都是强奸、杀人、乱伦等刺激新闻，那种具有大思维大格局的重大政治新闻反而成为次要。
香港的经济不但好，政治方面也是比较清廉。英国人为了对付官员的贪污腐化而主动成立了廉政公署，因此港官的清廉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为甚么英国人可以有效地建立连英国和中国都没有的廉政公署制度呢？这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查阅香港的历史，发现在港英政府时期，腐败的现象还是有，但不多。最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英国官员和香港籍官员共处的结果，反而避免了腐败的产生。这话怎么说呢？由于香港官员在英国人统治下没有安全感，同时中英官员双方也彼此不信任，因此很难结成联盟进行中国人历史所传承的腐败现象，而这种腐败现象永远跟随中国历史而不断演进一直到了香港才嘎然停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跡。因此中英官员之间的不信任反而造成了集体清廉的特性，而这也正是廉政公署得以顺利成立的主要原因。
港英时代运作良好的制度存在了一个很大的隐忧，那就是香港籍官员的无能现象产生了。当时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是英国人，低级官员才是中国人。由于升迁无望，因此香港一流人才都去了商界，而愿意去政府部门的大多是二、三流人才。港官当时是完全听命行事而个人完全无法接触到英国政府的决策过程。简单的讲，港官的任务就是听命行事，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根据中英政府的协议，英国高官必须在1997年以前逐年退出，而将行政权转给港官。如此一来，这些港官连升数级，一下子就做到了他们从前想也不敢想的位子。但问题立刻浮现出来了，这些港官从来没有接触过港英政府的决策过程，等港官真正掌握权力以后才发现不知如何治理香港，因为几乎所有的法令都是只有原则而无操作程序。以往英国高官之间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协调，而港官却是无能为力。举例而言，香港联交所前行政总裁邝其志面临退市方案（香港叫除牌）却不知如何操作，在港英政府时代，规定凡股价太低或交易量过低的可退市，但甚么时候应该退市呢？英国上市公司知道，英国官员知道，但港官就是不知道。以2002年为例，伦敦股市有5％的股票自行退市，但香港高官就不知道英国公司以何种条件决定要不要退市。邝其志为了要完成退市的操作程序因此订立了五角退市的标准，如此一来才让退市机制有了操作性。但是这个政策简直粗糙得不可想象，香港股市股价低于五角的公司48％录得亏损，而股价高于五角的公司也有17％有亏损。因此我不知道五角有甚么意义。
「商人治港」思维种祸根
目前香港大部分的高官来自商界。香港可以说几乎是全世界唯一的「商人治国」的实验室。他们又是何种心态呢？在过去二十年的粤港两地第一次经济整合过程中，本港的经济发展受惠于房地产、物流、贸易运输和劳力密集等简单行业，并且是在内地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相当数量的香港精英企业家也因从事这类简单的企业而成功。他们的成功是一个机遇，但他们（1）既不懂高层次宏观管理，（2）也不懂高新技术，（3）尤其是不重视研究发展和长期规划，因为他们以前的成功和这些因素无关。
由这些商人型的港官甚至是他们第二代，配合着港英政府时期二、三流水平的港官来管理香港是香港的最大危机。而这种全世界只有香港才有的特殊官僚群体，我将之称为商人官僚体系。另外一点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官僚体系的成员们由于他们过往的快速成功而养成了极度傲慢和自以为是的特性，因此很难接受治港的新观念。在这一点而言，内地官员普遍认为自己不足，因此他们的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数年前香港证监会官员应聘到内地担任中国证监会顾问，但近一两年来香港证监会的监管成绩远远落在中国证监会之后，这清楚说明了内地官员学习的成绩和速度。
这些商人官僚不重视学习而且又具备了香港人特有的急功近利的个性，因此港府推出的政策几乎都具备了短期拍脑袋（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未经全盘统筹协调的特性。举例而言，特首董建华看到楼价过高，因此一上任立刻提出「8万5千」民居的构想以打压过热的楼市，但他却没想到楼价一下来，银行的债权立刻会产生问题。例如失业问题严重，财政司司长立刻成立事后看来无效果的创业基金。沙士出现，财政司又立刻搬出35亿基金援助服务行业，结果几乎无人申请。楼市下跌，财政司利用孙九招救市，但楼市照跌。股市下跌，财政司立刻寄望于中央的QDII，而没有推出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股市存在的问题。财赤严重，财政司立刻想到加税而未考虑加税会进一步打击已雪上加霜的经济而加大下年度财赤……此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竟然成了港府处理经济问题的固定模式。
高官问责加速情况恶化
另外，类似的粗糙决策比比皆是。我想用个例子来解释没有协调的政策是多么的危险。根据报载，有两个香港人喜欢吃黑鱼（香港叫生鱼）。因此带了几条生鱼到美国去。生鱼在亚洲有天敌，因为中国人喜欢吃生鱼，所以不会过度繁殖。可是送到美国去就麻烦了，因为中国人不多。当他们把两条吃不完的鱼丢到湖里以后，发现五大湖的生鱼过度繁殖。因为生鱼非常凶猛，对其它鱼类造成严重威胁而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个例子说明当你随便引入一个制度后，如果没有一个相制衡的制度，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引进一个没有协调制度所带来的是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对香港整个制度的破坏。这个协调不良的问题也会因目前所推行的高官问责制而加速恶化，因为每一个高官在此制度下都想要表现自己，所以很可能推出更多的未协调制度来，这又是生鱼的问题。
港府合法腐败应运而生
香港经济不但愈搞愈差，而且廉洁时代也一去不复返。这种腐败是香港特有的「合法的腐败」。我举个例子。根据今年一月十七日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香港医管局对其管理团队的三十一位高层人员总共发放了一千二百六十万港元的年终奖金，也就是平均每人可获得四十万港元。众所周知，由于香港医管局和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的疏忽下，造成了香港近两千人染上沙士，反而涉案官员人人无事，而且人人获花红。那些真正在第一线牺牲生命抗御沙士的工作人员反而没有获得花红。香港卫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长杨永强在接受《南华早报》记者访问时指出，这些花红是这些高官人员合同所规定的，因此不算增发。但根据该报的报道，这些花红已经是这些高官人员所规定花红的上限，因此这种现象很难不引起媒体的注意？其它类似现象简直不胜枚举。
另外一个腐败现象是今天的港官和以往的英国官员不同，今天港官退休明天就到私人公司上班，因此港官在位时就必须照顾好私人公司的利益。这种现象在1997年以后的香港实在太多了。这个现象造成一种合法的腐败。合法的腐败所造成的浪费有时更甚于非法的腐败。
我曾谈到香港人政治冷感，因此香港人目前努力追求政改的企图就特别值得关注。我个人并不反对民主，而港人追求民主的热潮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因为香港老百姓在英国人高压统治下早就习惯没有民主的日子，也就是说港人从来没有追求民主的传统。但为何香港老百姓或某些政治团体对追求民主如此的热中呢？我们应该分析这个事件的本质。
民主解决不了香港问题
我认为香港人错误地认为民主可以解决香港商人官僚集团的无能。中央政府应该特别注意香港进一步的民主，立刻会产生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香港老百姓从未受过民主的洗礼，因此在这方面港人是幼稚而简单的。民主并不是不好，而是如果不能循序渐进地推进，只会带来被外力包括某些政治团体或其它国家控制的危险。第二，港府目前的无能主要来自这些不懂宏观管理、不懂高新技术、不重视研发长期规划的商人官僚集团。但是类似的问题也普遍的存在于具有急功近利特色的老百姓当中，这是整个香港的问题。因此就算透过民主直选新特首，我也不认为新的班子就会比目前的港府有显着的进步。
我建议中央政府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该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宜择能人应对港台关系
协助香港制订长远规划
中央政府囿于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限制，因此对港政策方面基本上是以港府的诉求为主。这一批商人官僚就是标准的商人，也就是绝对的利益导向群体，因此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中央要政策，因为这就是商人本色。但是中央政府却不自觉地受到了这个商人官僚集团有意无意的影响而随波逐流丧失了主导香港经济的先机。举例而言，中央政府为了支持一国两制而大力挺董，出台了一系列短期刺激措施包括CEPA（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个人游和人民币业务等等。我并不否认这些短期措施的好处，但是港府商人官僚集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思维才是香港真正的危机。我在前文说过，香港的成功得利于历史上多个巧合所造成，而绝不是因为港人天纵英明。因此我们不能期望历史的巧合会再次照顾港人，而应透过政府的力量，发展香港具有长期竞争力优势的产业。但是香港商人官僚集团的官员出身于简单的产业，他们不太理解甚么叫做具有竞争力的行业。
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第一个例子是香港各大学医学院、工学院和商学院的研究力量在全亚洲排第一，远远超过日本，可是我们没有把它商品化。但是香港唯一的高科技竞争优势──大学研究──亦因港府官僚削减大学研究经费而正面向死亡。如果大学研究死亡，香港将再没有可与珠三角互补的优势产业。第二个例子是香港金融业人才的专业知识和英语水平远远超过内地，可是港府不但没有善用，反而想从内地输入金融人才，港府的做法实在让人不解。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港府心目中的金融优势，竟然是引进国内炒股资金大炒港股，例如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求QDII的政策。香港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就是没有一个凌驾于广东的优势产业。香港在未来不要说没有条件成为珠三角的龙头，反而很可能成为广东发展的累赘。
整顿官商集团化解危机
政改本身没有合理性，因为香港的衰退和民主无关。政改的导火线却是来自于港府的商人官僚集团，因此中央政府想化解政改危机就必须先行整顿或改造商人官僚集团。但是中央政府绝对不能期望港府本身作任何改变，港府目前陷于严重的管治危机而只会因循苟且拖一天算一天将事情搞得更糟糕。
（凤凰网编按：本文来自网络、编者不能证实确为郎咸平教授所著；且转载时有删节）
郎咸平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新法治主义才是未来中国经济主导。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
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改革，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我想借贵刊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法治主义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思想的问题无对错
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