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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生面，往往举座哗然，很热闹的。后来艾智仁容许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提问，只我一个，成为他的「入室弟子」，羡煞同学也。
艾智仁的思维深不可测，是每个同学的感受。当时我对价格理论的操纵，可谓来去自如，但开始听艾智仁的课，我不知他在说什么。我想，有这样的深度，我一定要触摸到他的层面才罢休。旁听到大约第三个学期（那时一年二期）我开始触摸到这层面，第四个学期豁然开朗。话虽如此，转到长堤任职后的第一年，每次艾师讲课我尽可能驾车回到加大旁听。
走毕了上述的Baldwin…Hirshleifer…Alchian的价格理论的全程，第一次开花结果是论文《佃农理论》。后来不少人认为那是价格理论应用的典范。这些评论加起来比不上艾智仁当年说的那样深刻。他说：「不要以为你推翻了所有前人对佃农的分析而沾沾自喜。你没有提出任何新理论，只是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你比他们都高一点。」
从长堤到芝加哥（求学奇遇记？之九）
《佃农理论》是在长堤大学写成的。虽然导师是加大的艾智仁与赫舒拉发，但个多小时的车程不方便，时间要预约，只能写好了初稿，让他们先读，才登门求教。这样，在长堤与我共用一个办公室的同事E。Dvorak就成为我的「试音板」了。每有新意，向他表演一下，看他是否大叫天才。
长堤有一个小奇迹。那里的图书馆竟然有全套的《台湾农业年鉴》。是奇怪的刊物，有点发神经。这年鉴详尽地罗列了台湾每年每县的每种农植的耕地与收成，包括农地面积与耕地的轮植，印得密密麻麻，中英对照。没有谁会翻阅这样的刊物，而就是作农业研究，这类资料一般用不上。只是我要以台湾的土地改革来验证佃农分成在管制下对土地的边际产出的影响，虽然重要但极为冷门，才用得着这类资料，甚至不可或缺。
记得艾智仁读到我论文中最重要的验证那章时，很有点不相信我的想像推理与统计数据，以为我可能在袖子里出术。我从长堤借出几册《台湾农业年鉴》，带给他看，他自言自语：「发神经，怎会有人搜集这些资料呢？他们要来作什么？」
顺便一提。一九六七年初我在长堤博物馆举行一次摄影个展，很成功。那时每星期教十二课，论文要赶工，展览的工作也得到Dvorak协助，而开幕的鸡尾酒会由他的太太主理。据说因为主理得出色，不少人跟着要求她主理酒会，大名远播，最后美国的西区经济学会的每年盛会都委托她主理了。光流水逝，匆匆数十年矣。
博士后我转到芝加哥大学。那是个很可怕的地方。名家云集（当年那里的朋友后来有六个拿得诺贝尔奖），各争上游，互不相让。讲座或研讨会议天天有，午餐一定谈学术，晚上酒会不醉无归。我在旁听、讲座、研讨、酒会之间疲于奔命，加上每隔一两天女秘书就把几篇文章放在我的书桌上，不少要评审。我奇怪那里的一些同事可以活到今天。
衷心说实话，我喜欢学，学得快，但绝对不是个喜欢跟人家研讨或辩论的人。从广西拿沙的日子起我喜欢独自游玩，有自己的世界，而长大后喜欢独自思考，不管外人怎样说。我可以一连数天足不出户，有时一整天呆坐书房。少年时在香港逃学，没有伴侣，我往往一个人坐在柴湾的一块巨石上下钓。根本没有鱼，永远是那块石，只是四顾无人，胡乱地想着些什么，对我是一种乐趣。学术上我很少与人争论，谁对谁错于我无关痛痒。港大有一位同事，一事无成，见我不回应某人的批评，大做文章，说我不负责任。胡说八道。回应批评我可以大量地增加文章数量，但何必做这些无聊的工作呢？思想是自己的，独自魂游得来，是对是错是轻是重，历史自有公论。没有机会传世的学术文字，不写算了。
这解释了为什么在芝加哥大学的两年中，一方面我很希望能得到那里的大师的启发，另一方面我不想参与他们的思想竞赛。史德拉（G。 J。 Stigler）与佛利民是天才，当然可以教我，但他俩当时如日方中，是大忙人，不敢多花他们的时间。虽然佛老的办公室在我隔邻，我是要到他退休了才多求教于他。夏保加（A。 Harberger）的课我旁听了一段日子，但他既是系主任，又是拉丁美洲的学生领导，分身不暇。舒尔兹（T。 W。 Schultz）与庄逊（D。 G。 Johnson）搞农业经济，本来志同道合，但他俩忙于行政工作。另一个庄逊（H。 G。 Johnson）视我如弟弟，我感激，但他一半时间在伦敦。蒙代尔（R。 Mundell）是个怪天才，编辑名满天下的《政治经济学报》，我只在酒会时才能与他多谈几句。L。 Telser是个独行侠，H。 Usawa带他的一群学生，Z。 Griliches整天看数据，G。 Tolley有他自己的项目——虽然大家常有来往，但研究的兴趣有别。余下是几个像我那样的后生小子了。
芝加哥的法律学院别有天地。戴维德（A。 Director）是我的英雄，但比我年长三十四岁，正退休，我不便常常请教他。高斯（R。 H。 Coase）也在法律学院，编辑《法律经济学报》，研究兴趣与我相近，治学方法一样，所以谈得来。我与高斯的往事，写得多了，这里不多说。
芝加哥学派名不虚传。这学派不是外间说的高举自由市场，或是大捧货币理论，而是他们重视理论或假说的事实验证。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也同样重视，只是远不及芝大那样人多势众，「思想斗争」远不及芝大那样热闹。
我认为经济学除了解释现象没有其他用途，就是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的贡献是解释政策会引起的效果。我走经济解释（事实验证）的路走了整整四十年，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的影响先入为主。这方面我可能比他们还要坚持，而向浅中求、简化理论的法门，也是他们的影响，但我可能走得比较极端。
重视局限的真实性，首先影响我的是芝大的奈特（F。 H。 Knight），我在那里时他还健在，有机会两次表达了我的仰慕之情。然而，坚持考查局限的影响，主要来自高斯。至于我不喜欢动不动找统计数据，喜欢在街头巷尾跑，对古灵精怪的小现象笔下留神，则是五十年前太宁街的影响了。
我只在芝大停留了两年就迁往西雅图去。是不容易的决定。高斯多次挽留，而夏保加大幅提升我的薪酬。所有人都说，一个初出道的经济学子，有机会不多留于芝大几年是大傻瓜。问题是我生于香港，从小爱海，而西雅图的海美绝天下。另一方面，芝加哥的学术气氛太热闹，我要找个地方宁静下来。
Griliches是好朋友，当时提供他的看法：「任何年轻的经济学者要离开芝大都不智，因为需要芝大同事的影响与营养。你可能是个例外，因为你永远活在自己的天地中。」
掷花飞叶好文章（求学奇遇记？之十）
一九六九我从芝大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时，《佃农理论》已经发表了。我带去还要修改一下的，是一篇题为《合约的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该文一九七○年发表，三十多年来影响有重量，虽然很多关于implicit contract与inplete contract的文章，作者没有提到出自该文。
华大聘请我时没有读过我的文章，只听到有个思想奇特的怪人就下注。几个月后他们无端端投票通过升我为正教授，也没有真的读过我的文章。大学虽多，恐怕只有当时作系主任的诺斯（D。 C。 North）才会这样做。初抵华大时，遇到正要去英国造访一年的巴赛尔（Y。 Barzel）。他问我正在研究什么，我把那《合约结构》的文稿给他看，他读后交还给我，没说什么。
巴赛尔重视我的思维，是他访英后回华大，听到同事J。 McGee大赞我对捆绑销售的看法，读了我在一九六八年发表的《私产与佃农》，吓了一下，然后读我所有发表过或还未发表的文章。一九七二我发表《儿女产权与婚姻合约》，七三发表《蜜蜂的神话》，七四发表《价格管制理论》……每篇发表前都经过巴赛尔过目，提出改进的建议。他认为我的思维无奇不有，怪招层出不穷，但无论怎样变化，我永远坚守价格理论的几个基础原则。
不容易想像有更好的同事。巴赛尔博士芝大，从师夏保加，统计学于A。 Wallace门下，名门之后也。一位华大同事给予巴赛尔一个中肯评价：He knows what counts！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学问。深的、浅的无所谓，但不重要的巴赛尔不管，也不知道。只管重要的学问为学问，是一种天赋。好比当时搞得复杂无比的统计分析，巴赛尔不懂，但他懂的统计理念，不可或缺。
巴赛尔的思维细致紧密。他有疑问我要多想一下，但如果他不反对我就心安理得，不管他人怎样说。我自己喜欢奔放思想，有时为了过瘾一下，铤而走险。这样的思维总要有点约束，而巴赛尔就是这样的一个约束者。他从来没有说我想错，只是有时说这里那里不要去得太尽。我是因为有巴赛尔在旁监管，有个靠山，把奔放的思想都放出去。
一九六九年在香港搜集了香港租金管制的资料，要研究价格管制，目的是要推出当一个价受到压制，竞争的行为会怎样。肯定的初步答案，是当价作为一个决定胜负的准则被压制，其他准则会出现，而这些其他准则会导致租值消散。不是浅思维，就是今天一般经济学者走不到那么远。一九七二年，巴赛尔同意这看法重要，开始研究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的排队轮购的经济分析。
我的困难是香港租金管制的经验，消散了的租值显然只是一部分。这问题使我想了很久，得到的答案，是在争取极大化的假设下，租值消散是在局限下的最低消散。后来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石沉大海多年，这篇文章起死回生，传世的机会愈来愈大了。
这里提出，是因为当年写该文，巴赛尔不断支持，不断鼓励，认为该文石破天惊。这里有一个外人不容易明白的学术哲理。那是到了思维的艰深高处，如果没有一个识者在旁不断打气，不容易成事。我怀疑如果巴赛尔当时没有站在旁边不断拍掌，我那关于价格管制的文章会终于写出来。
华大当年的经济系不弱，使后来有人称「华大学派」，诺斯屡次推我为首。很多时他是我授课的座上客。此公对思想重要性的判断不凡，后来因为把交易费用的思维引进历史研究，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
想当年，思如泉涌，信手拈来皆创意，掷花飞叶好文章。《蜜蜂的神话》前前后后只花了三个月；《座位票价》只用了两个晚上。这样水平的文章一年发表三几篇易如反掌，而通常是还未动笔就有学报编辑索稿，用不着评审。可惜当时我料不到这些文章数十年后还受到注意，以为自己要博大的才有大成，于是找庞大、困难而又重要的入手。于今回顾，这是失败。
三个庞大题材把我弄得筋疲力尽。其一是上文提过的香港租金管制，文件数十箱，单是阐释数十年的法例演变就用了两年。这个题材我只做了一半，太累停手，发表过三篇文章，一篇拿得美国某机构的最佳法律论文奖，一篇刊登排头，最重要就是那篇《价格管制理论》。
第二项庞大题材，是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产出、界定与租用。当时没有谁不认为是重要的题材，而史德拉等朋友说我是处理这题材的第一人选。有研究金，购买了不少合约文件，但几个月下来，助手和我就知道很困难，因为每项发明专利都是我们看不懂的科技术语，且项项不同。困难是我收了人家提供的研究金，退既不易，进也难行。一九七七年写了一份很长的中期研究报告，主要有三部分：较为不重要的两部分发表了文章；最重要的部分有待反覆思考、改进，但搁置下来没有动工。可幸今天找到那一九七七年的、题为《产权与发明》的报告文稿，重读最重要的那部分，拍案叫绝，自己今天不会想得出来，也证明智力是退化了。
第三更庞大，是为石油公司做的因为一件反托拉斯案而要解释的石油工业合约。我的职责是不管谁对谁错，只是解释为什么会有存在的合约安排。是顾问工作，酬金不少，但我的兴趣是那些奇怪合约，不作顾问不可能拿得样本及有关资料。文件占了大半个车房，花了六年时间，研究做得好，但是雇主之物，不能发表。当时答应在「案」后让我发表的只是一篇短文，关于期货市场，文稿遗失了二十多年，两年前巴赛尔替我找回来。
今天一些朋友认为，如果当年我继续写博士后几年那类文章，华大经济学派可见经传矣。然而，区区在下无足轻重，为什么不让我大赌几手呢？学问的争取如沙场混战，行雷闪电，狂风暴雨。诗中有云：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一蓑烟雨任平生（求学奇遇记？十一）
一九八○年十二月，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高斯约见我。到咖啡室坐下来，他郑重地说：「听说中国有迹象开放，你要回到中国去。」他一向认为炎黄子孙了不起，关心中国，但这样说有点突如其来，我不知怎样回应。他是个非常传统的英国绅士，一举一动皆合礼仪，隐居，绝少见客。如今隆重约见，只说这句话，是不寻常的要求了。
我默不作声，过了良久，他解释说：「如果中国真的改革制度，你所知的没有谁可以相比，何况懂中文，能适当地向北京解释制度运作的只有你一个。你没有理由推却我的要求。中国不改革也就算了，但如果他们要改，你的贡献会比留在美国大得多，虽然大家对你这些年的学术成就没有怀疑。」
共产中国要改革经济体制，外来的建议当然五花八门。高斯和我研究产权与交易费用，知道任何其它角度看制度都不管用。然而，在同一范畴内，我坚持解释现象，坚持这解释要基于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作为局限处理，也坚持这些局限的转变是需要考察得到的事实，不接受空中楼阁的术语。是的，知道掌握到真理，我是个非常顽固的人。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被称为「新制度经济」的学问，起于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始就身在其中。调查局限及其转变需要很大的魄力，我比高斯与艾智仁年轻二十多岁，落手落脚的工夫做得比较多。可能是这个原因，巴赛尔认为在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研究上，一九六九年我就是行内的第一把手了。
可以这样说：当一九八二年回港工作时，关于制度运作的知识，如果北京的朋友需要，我是个可以替他们打通经脉的人。但我不是个「改革者」，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世界，何况平生讨厌政治，怎样也要避免卷进任何政治活动中。另一方面，在广西饿死的小朋友我不能忘记，觉得有责任为中国的青年做些什么。
后来以浅白的语言解释制度运作，我的立场是既不领功，也不勉强。只希望很多很多的解释文字放了出去，北京的朋友会考虑，会选择。他们怎样选我管不着，但从那时到今天，我知道他们考虑无间。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会见长姊，离别了二十二年，大家感慨万千。只几天之行，我知道国内的大概情况。跟着一九八○年动笔一九八一年完稿一九八二年发表了《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见到的路。该文的重要地方，不是作出准确的推断，而是文内提供了一个理论架构，让我能以之作为基础，继续观察及分析中国的发展。
高斯对中国改革的主要贡献，不是私有产权对资源使用重要的老生常谈，而是他提出从界定权利的角度看私产。「私」字当头，北京大忌，就是到了今天他们以「民」为「私」！然而，有了高斯的启发，我把「权利界定」这理念推出去，却被接受了。权利界定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我发明的高斯定律。
想当年，北京的朋友同意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要有清楚的界定，但名称上产权谁属他们有保留。「天下为公」很好听，既然权利界定是卖羊肉，他们不愿意挂上「私有」这只狗头。我说「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毫不重要，可以跟使用权分离，需要清楚界定的是使用权、转让权与收入享受权——我在一九七○的一篇文章说过的。几年前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款待我的院长提及一九八五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时，他在座，听到我建议把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听者不相信，但后来愈想愈行得通。
跟踪中国的改革发展二十六年，从那里学得的知识比他们跟我学的多出不知多少倍。本来痛惜关于中国经改的分析大部分以中文下笔，鬼子佬无从拜我为师，然而，编辑自己的英语文章结集，发觉久不久以英文下笔的关于中国改革的文章，加起来颇全面，有可观。
回头说一九八二回港任职时，带着的还未发表的文稿是《公司的合约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