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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循环流转的理论中，考察动机的重要性由于这一事实而大为减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释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数值，正如帕累托和巴龙的分析所表明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学，它对于结果的干预也比人们所预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动机，也可能有合理的行为。但是一旦当我们真正想要深入探究动机时，问题就显得一点也不简单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习惯中，大多数人每天的所作所为，从他们看来，主要是从职责的观点去做的，是执行一种社会的或神的指令的。很少有从自觉的理性去行事，更少有从享乐主义和个人的利己主义去行事，就算是可以确有把握地说是存在的那一点点，也是比较晚近才发展起来的。可是，只要我们把自己限制在经常的一再重复的经济行动的巨大轮廓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和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欲望联系起来，其条件就是：我们要小心承认，这样定义的动机在强度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很大变动的；正是社会形成了我们所观察的特殊欲望；考虑需要，必须联系到那种当个人在决定他的行动方针时所想到的集团 ——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团；行动并不能迅速地跟随欲望，而只是或多或少不完全地同它相适应；个人选择的领域总是（虽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和非常不同的程度）由社会习惯或习俗等等从中加以限制的。然而这仍然大体上是真实的：在循环流转的范围内，每一个人使他自己适应于他的环境，以便尽其所能地最好地满足给定的需要——他自己的或别人的需要。在一切的场合，经济行动的意义就在于满足需要，意指如果没有需要，也就不会有经济行动。就循环流转而言，我们也可以把需要的满足看成是正常的动机。
后者这样的人物，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类型。从一种意义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实现新计划，比只是经营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自觉理性，因为新计划本身在执行以前尚有待于详加思考，予以制订，而经营旧企业则大部分只是例行事务。典型的企业家，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比起其它类型的人来，不那么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 ——从理论上讲以及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适用于他的经济行动上，但也可以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后果。在企业家类型的人物兴起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这自然不只是一种偶合。
企业家的行为和他的动机是 “理智的”，除以上所述之外并无其它含义。他的特有的动机也毫无享乐主义一类的意味。如果我们把行为的享乐主义动机定义为满足一个人的需要的愿望，我们的确可以让“需要”包括任何种类的冲动，就象我们可以把自我主义或利己主义定义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一样，这是根据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后者也意味着自我满足方面的某种东西。但这会使我们的定义变成同义反复。如果我们想要使它具有意义，我们就必须把它限制在能用货物的消费去满足的那种需要上，限制在我们期望能从它得到的那种满足上。于是如果说我们的类型的人是基于满足他的需要的一种愿望而行动，那就不再是真实的了。
因为，除非我们假定我们的类型的个人是为对享乐主义满足的难于餍足的渴望所驱使，戈森规律的作用在工商业领袖方面就会立即使进一步的努力停止下来。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典型的企业家只是当（并且因为）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从而感到再也不能胜任时，才退出舞台的。这似乎并不符合一个经济人的画像，他把可能得到的结果同努力的反效用加以对比衡量，在适当时抵达一个均衡点，超过这一点他就不愿意再前进了。在我们的例子中，努力似乎根本没有什么份量，能够被感到是停止前进的理由。企业家类型的人的活动，显然是享乐主义地享受常常是用超过一定数量的收入去购买的那些商品的障碍，因为这些商品的 “消费”是以闲暇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从享乐主义来看，我们常常观察到的我们类型的个人行为就是不理智的。
这自然不能证明并不存在享乐主义的动机。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种非享乐主义性质的心理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对享乐主义的享受无动于衷时，这种淡漠在这一类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常常是很显著的，而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首先，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虽然不一定是）一个王朝。现代世界实际上并不知道有任何这样的地位，但是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可以达到的地位仍然是现代人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对于没有其它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权力和独立的感觉，并不由于这两者主要是一种幻想而有丝毫的损失。更仔细的分析将会引导到发现在这一类动机中有无穷的变种，从精神上的野心到只是趋炎附势。但是这些并不需要我们去细谈。我们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那就是这样一种动机，虽然与消费者的满足最为接近，却没有和它符合一致。
其次，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从这方面看，经济行动变得和体育运动很相似 ——有着金钱上的竞赛，或拳击比赛。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的考虑，或者无论如何，只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重视，它的炫耀常常最重要的是作为大笔开支的动机，而不是作为对消费者货物本身的想望。我们又可以找到无数细微的差别，其中有一些，如社会野心，会渐渐变成第一类的动机。我们重又面临一种动机，它同上面所描写的“需要的满足”有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即同“享乐主义的适应”有本质的不同。
最后，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类似一个无处不在的动机，但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素，在我们的情况中比在任何别处都更为清楚地自己强行表现出来。我们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这一类动机，在三类之中，是最明白不过地反享乐主义的。
只在第一类动机中，作为企业家活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才是使得这种活动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而在其它两类中则不是。金钱上的收益的确是成功的一个非常精确的表现，特别是就相对的成功而言；而从为之奋斗的人看来，它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大都不受他人意见的影响。这些以及其它伴随 “渴望得到财富的”社会的机制的特点，使得难于取代它作为工业发展的动力的地位，即使我们摒弃它在创造一笔随时可以用于投资的基金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可是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企业家动机的确在原则上可以由其它社会安排去照顾，而不包含来自经济创新的私人利得。至于还可以提供什么其它的刺激，怎样能使它们工作得象“资本主义的”刺激一样好，这些都是超出本书范围以外的问题。这些问题被社会改革家过于轻视了，也被财政上的激进主义完全忽视了。然而它们并不是不能解决的，至少就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来说，是可以通过仔细地观察企业家活动的心理学去解答的。
《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著
第三章 信贷与资本信贷的性质及其作用
所谓经济发展，就其本质而言，在于对现存劳力及土地的服务以不同的方式加以利用；这一基本概念使我们得以声称：实现新的组合，是靠从原先的利用方式中把劳力及土地的服务抽调出来才得以成功的。对于任何一种经济形态，在那里领导人没有处置劳力及土地的服务的直接权力。从上述基本概念我们又可以提出两点与众不同的异议。其一，货币起着一种基本作用，从而其二，其他支付手段也起着这种基本作用，于是以支付手段为表现形式的过程，并非只是以货物为表现形式的过程的反映。但是，为数众多的理论家，却以尽可能的紧张，带着少有的一致性，甚至以不耐烦的态度以及基于道德和理智的愤懑，要我们确信那种与此相反的论述。
经济学，几乎从它成为一门科学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抗拒那些抓住货币现象不放的人们的错误，这是做得很对的。这乃是经济学所作出的基本贡献之一。可无论是谁，只要他把我们在此以前的论述加以深思，就不难相信，在我们的论述中，并没有沿袭这种错误。当然，如果有人说货币只不过是一种便利商品流通的手段，没有什么重要现象与它相关联，那是不正确的。如果有人凭借这种说法制造出一种意见来反对我们的论点，那么这种反对意见马上就会被我们的这一论证所驳倒，那就是，我们所谈的对一定经济体系内生产力的不同利用方式，只有通过改变人们的相对购买力，才能够实现。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原则上，要让工人们把他们的劳务，地主们把他们的土地，借给别人使用，那是办不到的。企业家不能借到业已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因为在循环流转中，不会有闲置不用的存货供企业家之需。如果在什么地方碰巧有企业家所需的这种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存在，那他当然可以购买，不过，为了这样，他也需要有购买力。但是他可不能随便把它们借来，因为它们之被生产出来，正是因为有人需要它们；而这些生产手段的所有者，既不能也不愿等候到企业家归还时 ——企业家是的确能够归还的，但要到晚些时候——同时，既不能也不愿承担风险。尽管如此，如果有人要这么干，那就会出现两笔交易，一笔是购买，一笔是扩大信贷。这两者不仅是同一经济过程的两个在法律意义上不同的部分，同时象下面将要谈到的，也是两种很不相同的经济过程，各有极不一样的经济现象与之相粘连。最后还有一点，企业家也不能把消费品“预付”给工人和地主，因为他根本没有消费品。如果他购买消费品，那么，为着这个目的他也需要购买力。我们不能忘记，这始终是一个把商品从循环流转中抽调出来的问题。关于消费品的借贷是这样，关于业已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的借贷也是这样。为此，我们在这里所陈述的事情，既不神秘，也不稀奇。
显而易见，反对没有哪一样极关重要的事物 “能够”取决于货币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购买力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程的手段，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这种反对意见事实上根本站不住，因为人人都承认，诸如货币数量或货币分配的变化这一类现象可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这样的考察还没有抓住要害。不过，比较一下仍然是很有启发的。在这里不一定要有商品领域的变化，亦即上述商品方面的一个原因，它可以作为解说的依据。无论如何，商品的运动是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尽管如此，然而商品的种类及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则是人所共知的。
我们的第二异端论点，也远远不是那样看起来好象很危险似的。归根结底，它是以事实为基础的，这种事实不仅是可论证的，甚至是明显的，而且是被人们普遍承认了的。的确，从外表上看，产生于经济体系内的支付手段只表现为对货币的要求权，但这种对货币的要求权，与对其他商品的要求权，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起着与货币同等的作用 ——至少暂时如此——因而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取代货币。这一点不仅在有关货币银行的文献中，而且在从狭义上来理解的理论中都已被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任何教科书中都可以看到。我们对这种看法无可补充，只是想增添一点分析。在讨论的问题中，与对事实之确认最有密切关系的，乃是货币的概念与价值问题。当数量论（指货币数量论—一校者）为货币的价值制定其公式时，批评家们首先就抓住其它支付手段的事实不放。人所共知，是否这些支付手段（特别是银行信贷）就是货币这样一个老问题，已由许多第一流的著作家作了肯定的答复。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已经进行得够多了。无论如何，目前我们论及的事实，据我了解，是毫无例外地一致公认了的，甚至那些对这个问题持否定态度的人也承认了这个事实。人们也曾详略不等地从技术性的角度，阐述了支付手段可能是怎样的，并通过何种形式，去影响货币的价值。
这意味着承认这样产生的流通手段不仅代表等量的金属货币，而且它们实际存在的数量之大，使立即全部兑换成为不可能的。并且，它们不仅由于方便之故取代原先流通着的一笔笔货币量，而且表现为新创设的流通手段与原有的那些是并存的。同样，我们也认为支付手段的创造集中于银行并构成银行的基本职能。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并不很重要，但与我们的表述很有关系，而且是与现在通行的概念相符合的。货币由银行创造出来，从而使银行承担了义务。这一论断，曾经由亚当 ·斯密以及甚至更早的作家们以与众不同的正确方式来说明了，到今天已经成为常识。在这里我急于要补充的是，无论人们认为“创造货币”一语在理论上是否正确，但与我们的论述目标并无什么关系。我们的推论，是同任何货币理论的内容细节，完全不相干的。
最后，无可置疑的是，这些流通手段产生于给予信贷的过程，甚至 ——如果我们把纯粹为了避免运输金属货币之故而创造此种手段的情况略而不计的话——就是为了给予信贷的目的而产生的。根据费特所说（《经济学原理》第462页），银行“主要是靠出借支付许诺来获取收入的企业”。以上我之所述，不会是有争议性的，我甚至也看不出有什么意见分歧的可能性。人们不能责备我，说我违反了有如李嘉图说过的“银行的业务”不能使一个国家的财富增殖的话，也不能说我犯了罪，比如说，按照银行家劳的意思，所谓“滥发钞票空头投机”的罪过。更有甚者，谁也不会否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某些国家，也许四分之三的银行存款只不过是信贷；工商业者大都是为了成为银行的债权人，才先变成它的债务人；他们所首先“借”的也就是事实上他们所“存”的。更不要说，在所有的交易额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才是在严格意义上利用，并且能够利用货币来完成的了。因此，对这些事情我将不再作进一步的探讨。的确，在这里作一些对某些人来说虽然有些新鲜，但却是在任何基本读物中都可以找到的阐述，那是无意义的。说一切形式的信贷，从银行券到帐面信贷，在本质上都是同样的事物，而且无论采取何种形式，信贷都增加了支付手段的数量，那也是无可争议的。
论述至此，只有一点可能是有争议的。绝大多数的流通手段，如果不具备由法币或商品所构成的依据，那显然是不能凭空产生的。我相信，当我对工商业者或理论家说，生产者的汇票表现为这种流通手段的典型例子的时候，我并没有说错。生产者在完成了他的生产并销售了他的产品之后，通常就向他的顾主开出汇票，要求立即支付 “货币”，这时，那些商品就起了“依据”的作用——具体说来就是提货单——即令这个汇票没有现存的货币为其后盾，它却有现在商品为其依据，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仍是以现存的“购买力”为依据的。以上所提到的存款，显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也产生于对这种商业票据的贴现。似乎满可以把这种情况看成是提供信贷或把信贷工具投入商业渠道的正常情况，而把其他情况看成是非正常的。但即令在正常的商品交易的结算不存在问题的场合，人们往往也要求有附属担保品。因此，我们所说的信贷“创造”无非是一个把现有资产灵活运用起来的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重新回到传统的概念上来。事实上，传统的观念似乎是占了上风，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但是流通手段全都有其依据，甚至连货币也可以从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