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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认识到——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根本的理论上的差别。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没有‘产业后备军’的分析；他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和处理，亦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书中也说，他的结构只涉及马克思研究范围的一小部分。
关于熊彼特和马克思的渊源问题，熊彼特的夫人伊丽莎白曾经写道： “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论述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最年轻的凯恩斯诞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里，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迁不单是决定于推动经济制度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均衡的各种外在因素的纯粹经济理论’。在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绪言里，他说：‘读者可能会立刻明了的一点，我在开始时是不清楚的，即这一概念和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构成卡尔·马克思经济学说基础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实际上，马克思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或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他自己（指马克思——引者注）的创见。可能正是由于这一点，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才又都折回到他这里来，尽管他们可能发现他有许多可以批评之处。”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
姑不论熊彼特是通过他的同窗好友，还是通过马克思的著作，从而受到马克思学说观点的影响，也不论他所受这种影响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 “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中的上述几大观点，如强调生产技术革新和生产方法变革的观点，强调变动和发展的观点，强调经济制度内在因素的观点，强调企业家创新功能的观点，无疑大都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当然，熊彼特的 “经济发展理论”或“创新理论”，有其根本缺陷，那就是它抹杀了生产关系及其变动，撇开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上面所谈到的诸如“资本主义”、“资本”、“企业家利润”、“利息”等等范畴，就都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关，当然也就掩盖了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
说到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我们必须明确指出，这是他的 “创新理论”的一种运用；换言之，这是他综合了以前和同时代的经济学者根据对历史统计资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长短不同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创新”作为中心线索，从而形成的长、中、短“多层次”的“三种周期”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原是来自实际资料的一种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们作为研究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和经济运行过程的参考。
至于熊彼特进一步运用技术的革新、新资源的利用以及新领域的开发等等，来解释经济周期形成的原因，对于这一点我们则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如果说技术革新等因素对于形成经济周期的长短方面有所影响，那这一点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可是，如果把技术革新等因素看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包括危机阶段在内）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没有深入到问题的实质。所以我们对待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形成的论点，如同对待他的其它一些论点一样，不能笼统一概而论，而要采取两分法的态度。
总的说来，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本用 “创新”理论来解释和阐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专著。当然，就全世界整个经济学界而言，只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是最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剖析和阐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趋于灭亡规律的巨著。1942年，美国保罗·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一书出版，这是西方经济学界进步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的少数著作之一。但必须指出，这几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虽然早在本世纪40年代，就有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少数专著或论文问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50年代和60年代，对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才勃然兴起，“发展经济学”从此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近一、二十年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书刊与日俱增；经济发展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主要研究课题。
目前，我国介绍、评述和翻译国外关于发展经济学的论著日益增多；同时，研究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问题也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我们知道，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生产力是重要目标，技术革新是关键步骤，企业家创业精神要大力提倡、而这些，尽管观点不同，却都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主要内容。为此，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与我国读者见面，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本书译者有：何畏（译一、二章），易家详（译三、四章），张军扩、胡和立（合译第五章）、叶虎（译第六章、附录 ——经济变动的分析、英文版序言），特此说明。
张培刚
《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著
英文版序言
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有些思想，可以远溯到 1907年；但到了1909年，所有这些思想和见解都已经整理就绪，当时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经济特性的这种分析的总的框架已经形成，自后一直没有重大的更动。本书第一次以德文出版于1911年秋天。在它绝版了十年之后，当时我多少有点勉强地同意了刊行第二版，删掉了第七章，重写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并在这里和那里减缩或增添了一些内容。这是在1926年。德文第三版只是重印第二版，现在的英文译本也是以德文第二版为依据的。
如果我要说我在本书再版时除了在说明方面之外没有进行任何更改，是由于我相信书中所论各点都是完善的，那我就是对此书第一次问世后我所做的和所想的，下了一个非常有害的判断。尽管我的确认为书中的纲要 ——或者可以叫做“看法”或“观点”——和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许多地方我现在有另外的见解。我只提出一个地方，作为例子来说明。当经济周期理论第一次形成时，读者可以在第六章看到，我以为不成问题的是，只存在一种单一的波浪式运动，也就是尤格拉所发现的那种周期。我现在相信，至少有三种这样的波浪式运动，可能还不止三种；而当前面临于经济周期理论家的最重要的问题，恰好在于把它们各自分开，并描述它们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各种现象。但在本书后来的版本中，我并没有把这一要素引用进来。因为书籍如同孩子们一样，一旦离开了父母亲的家，就成为独立的人。它们过着它们自己的生活，而作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去干预那些离开了家的局外人，将会是不恰当的。这本书已经闯出了它自己的路，不管是对还是错，它已经在它的时代和领域里赢得了它在德国文献中的地位。对我来说，似乎最好是尽可能地不让它受到干扰。要不是由于我的杰出的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议和鼓励，我简直就没有想到要出一个英文译本。
为了同样的理由，我没有遵照我的伟大的导师庞巴维克的样子办事：他以无限的细心，在他出书以后的版本中，记下了每一个反对和批评的意见，并加上了他自己的评论。但是，我对于那些给我以荣幸对我的论点提出仔细批评的人，我却把争论限制在最低限度，这决不是我对他们缺乏任何的敬意。不过，我必须承认，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种在实质性问题上据我看来具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
就目的和方法言，本书显然是 “理论性的”。这里不是作为方法上一种信仰表白的地方。或许我可以说，关于“事实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的关系，我现在的想法倒是和1911年有些不同。但是我仍然深信，我们的科学，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不能丢掉我们称之为“理论”的所谓精练的常识，它提供我们以考察事实和实际问题的工具。不管新的成堆的未经分析的事实，特别是统计上的事实，对我们的理论工具的关系是如何重要——毫无疑问，日益增添的事实材料的宝藏必定不断地启示新的理论模式，从而广泛地和默然地改进任何现有的理论结构——在任何给定的阶段，具有一些理论知识则是处理新的事实，也就是处理尚未体现在现有理论中的事实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这些知识是粗浅的和下意识的，那么它可说是一种坏的理论，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理论。举例来说，我至今尚未能说服自己，让我相信诸如利息的来源一类的问题是既不重要的，又不令人感兴趣的。这类问题可以被这样看待，但无论如何，那只是由于著作者的过错。尽管如此，但我仍然希望，不久就能通过在货币与信贷方面，在利息方面，以及在经济周期方面的一些更加“现实的”研究，提供现在这里正感缺乏的详尽资料。
书中的论点，形成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但这并非由于有任何事先考虑周密的计划。差不多 25年以前，当我开始研究利息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时，我并不怀疑这些课题将会彼此互有联系，并与企业家的利润、货币、信用等等有密切关联，而且这些恰好以当时的论点潮流向我显示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所有这些现象——以及许多次要现象——都不过是另一个特殊过程所引发的事件，而那种将会解释这些现象的简单原理也将会解释另一个特殊过程本身。结论表明，这一批理论倒是对我们很有益地并可与均衡理论相对应，而均衡理论不论明显地或含蓄地曾经总是，而现在仍然是，传统理论的核心。我最初使用了“静态”和“动态”这样的名词来表示这两种结构，但是我现在——依从弗瑞希教授——明确地不再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们。它们已经被别的名词代替了，这些名词看起来或许有些粗陋。但是，我仍然坚持这种区别，因为我已经反复不断地发现它对于我当前的工作是有帮助的。这种情况，即使在经济学范围之外，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理论中，也被证实是这样；而这种演进理论，在重要方面，与本书的经济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区别本身，曾经受到许多非难。然而，难道把日常经营一家厂商所引发的现象，与创设一家新的厂商所引发的现象，予以区别开来，是真的不符合生活现实，或者是人为的吗？难道它必然地要同一种“机械的类比”有任何关系吗，对钻研名词的历史有嗜好的人，如果他们感到要这样做，倒应该谈到一种动物学上的类比；因为静态和动态这些名词是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引入经济学的，尽管用的是一种不同的含义。穆勒可能引自孔德，而孔德又转而告诉我们，他是从动物学家德·布兰维尔那里借用来的。
我要对我的朋友雷德弗斯 ·奥佩博士致以诚挚的感谢，他以无可比拟的好意，承担了一种非常难以驾驭的原文的艰巨的翻译工作。我们决定删去原版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两个附录，以及这里或那里的一段或一节。有的地方，对说明作了一些更动；有些页数重新改写了。鉴于书中的论点本身没有任何改变，我觉得作一张更改对照表是多余的。
约瑟夫 ·Ａ·熊彼特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著
第一章 由一定环境所制约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
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把一个事实称为经济的事实这已经包含了一种抽象，这是从内心上模拟现实的技术条件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的许多抽象中的头一个。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 ——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然而，我们在科学中就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样谈到经济的事实，我们是有同样的权利这样作的；也是根据同样的权利，我们可以写一部文学史，尽管一国人民的文学同它生存的一切其他因素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事实是（至少直接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经济事实则是经济行为的结果。经济行为可以定义为目的在于取得货物的行为。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行为的经济动机，谈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经济力量，等等。可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只是目的在于通过交换或生产来取得货物的那种经济行为，因此我们将经济行为的概念限制在这种类型的取得上，而把那一比较广泛的领域留给经济动机和经济力量这些概念，因为在我们将要谈论的经济行为这个比较狭窄的领域以外，我们还需要经济动机和经济力量这两个概念。
因此，经济事实的领域首先就是由经济行为的概念所限定的那个领域。每一个人都必须（至少是部分地）有经济方面的行为；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么是一个 “经济主体”（“economic
subject ”，译自德语“Wirtschafts subjekt”），要么是依附于一个经济主体。可是，一旦各社会集团的成员在职业上各有分工以后，我们就可以区分两大类人：一类人的主要活动是经济行为或营业，另一类人的行为的经济方面相对于其他方面而言退居次要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生活是由一个特别集团的人来代表的，虽然所有其他社会成员也必须有经济方面的行为。于是这个集团的活动可以说是构成了经济生活，xaoXbv，这样说的时候就不再包含抽象，不管从这种意义说的经济生活同人们的其他重要表现所具有的一切关系如何。
象谈一般的经济事实那样，我们也谈经济发展。说明经济的发展乃是我们在本书中的目的。在提出我们的论点以前，我们将在本章给自己提供一些必要的原则，并使我们自己熟悉某些概念上的设计，这些都是我们在以后所需要的。此外，必须为以后的论证提供一些可以比作是 “把手”或“榫头”的东西，以便“掌握”公认理论的“轮子”。我完全摒弃了方法论上的注释这个武器。在这方面我只想大家注意到，本章所说的的确是经济理论主体的一部分，但在主要之点上并不要求读者具有今天需要特别为之论证的知识。其次，由于我们的论证只需要少数理论上的结论，我很高兴地利用了这样提供的机会，尽可能简单地表达我所要说的东西，不用专门术语，这就不免牺牲了绝对的准确性。但是，凡是在更加准确的表述的好处只存在于那些对我们没有什么进一步重要性之点的场合，我决定都采用这样一种办法。在这方面，我请读者参考我的另一本书。
当我们探讨经济现象的一般形式，探讨它们的一致性或探讨如何去理解它们的关键时，我们在事实上表明了：我们在此刻想要把它们看作是某种作为 “未知的事物”而需要加以研究的东西，需要加以探索的东西；我们想要对它们追本溯源，直到相对说来是“已知的事物”，就象任何一门科学对待它的研究客体一样。当我们成功地找到了两种现象之间的明确的因果关系时，如果起“原因”作用的现象是非经济现象，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我们这样就完成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在当前这种场合所能够做到的事情，以后我们必须让位于其他的学科。反之，如果作为原因的因素它本身在性质上是经济的，我们就必须继续我们在阐释方面的努力，直至我们到达非经济的基地。这对一般理论和对具体事例来说，都是如此。如果我能说，例如，地租这个现象是由于土地质量的不同所引起的，那么经济上的解释就算已经完毕了。如果我能对某种价格运动追溯到对商业的政府管制，那么我就已经尽到了作为经济理论家所能尽到的责任，因为政府对商业的管制并不以通过交换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