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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货币的价格得以形成的地方。现在，结果是很容易表达的：货币对于每一个人的交换价值，依存于他用自己的收入所能得到的消费品的使用价值。在一个时期中用货物表示的总有效需求，就成为在这一经济过程中所采用的收入单位的价值尺度。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对每一个人来说，他的货币存量就都有一个明确决定的价值尺度和确定的边际效用。这一货币存量在经济制度中的绝对数量是没有关系的。从原则上讲，一个较小的总数也象一个较大的总数一样，提供了相同的服务。如果我们假定现有货币数量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年复一年地对货币的需求将会相同，从而对每一个人将会出现相同的货币价值。货币在经济制度中将会这样地分配，以使统一的货币价格得以出现。当所有的消费品得到处理，所有的劳动和土地服务得到支付之后，情形就会是这样。在劳动和土地服务为一方与消费品为另一方之间的交换可以分为两部分：劳动及土地服务与货币之间的交换，货币与消费品之间的交换。由于货币的价值和价格一方面必须与消费品的价值和价格相等，另一方面又必须与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值和价格相等，所以很清楚：我们的图画的主要轮廓是不会因为插入中间环节而有所改变的，货币只起一个技术工具的作用，对现象没有增添什么新东西。用一个习惯的措辞，我们可以说，货币到现在为止只代表着经济事物的外衣，从它作出抽象并没有忽视本质的东西。
初看起来，货币好象是加在不同货物数量上的一般秩序，或者我们可以说是 “一般购买力”。每一个人首先把货币看成是用来获得一般货物的手段；如果他出售他的劳动或土地服务，他出售它们不是为了特定的货物，而好象是为了一般的货物。可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事情就呈现一幅不同的面貌。因为每一个人评价他的货币收入，确实是按照他用货币所实际得到的货物，而不是按照一般的货物。当他一谈到货币价值时，他习惯购买的一系列货物就或多或少比较清楚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如果整个类别的购买者突然改变他们收入的开支，那么很显然，货币的价格，还有货币的个人交换价值，无疑也将要改变。可是，这种事情通常并不发生。一般说来，一个确定了的开支计划往往被认为是最好的而坚持了下来，它不会迅速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每一个人通常都能用一种固定的货币价值和价格进行计算，而只须逐渐加以调整，使之适应于改变了的条件。因此，我们关于货币，可以说我们早先关于所有其他货物所说过的话，那就是：就现有购买力的每一部分来说，在经济制度中的某些处所已经存在着对它的需求，存在着对它的货物供应；而货币的大部分，完全象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大部分一样，年复一年地走着相同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我们想象的每一块货币在每一经济时期走着完全相同的路径，我们也没有改变实质性的东西。这种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的关系，也决定着货币价值的改变。
到此为止，我们完全是把货币看作流通手段的。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实际用于使大量商品定期流通的那种货币数量的价值的确定。显然，在每一个经济制度中，由于大家熟知的原因，还存在着不流通的货币数量，其价值的决定尚未得到说明。因为，到此为止，我们还没有学到任何这样的货币使用，它使得超出个人支付他的现行购买所需用的货币数额以上的积累，成为必要。以后我们必须回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不再对它作进一步的论述，而满足于说明了与我们所已经描述的主要交换行为相适应的那种货币数量的流通和价值决定。不管怎样，在正常的循环流转中（这是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不需要为了其他的目的而持有重要的货币存量。
我们也忽视了另一个要素。购买力不仅是被用来进行消费品对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交换，而且也是用来转移地产本身的所有权；还有，购买力本身也是被转移的。我们能够很容易地考虑所有这些要素，但是，它们对于我们的意义，同我们在当前论证的范围内我们所能分析的那些要素的意义，却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只能简单指出，在我们一直描述的不断地重复出现的经济过程中，没有容纳这些东西的余地。购买力本身的转移，不是这一过程的必要因素。这一过程可以说是自行流转的，它在本质上是任何一种信用交易都不需要的。我们已经指出过，对劳工和地主没有预先支出，他们的生产资料只不过是从他们那里购得的。这一点并未由于货币的干预而改变，货币的预先支付也象消费品或生产资料的预支一样，并不必要。显然我们不需要排除这种情况：个人从他人获得购买力，而将自己的原始生产力 ——例如土地——的一部分转移给他们作为回报。为了消费而借入就是这种情况，没有附加特别的利息。同样，劳动和土地的一般转移也是这种情况，这是我们在下面将要表明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循环流转中，货币除了促进商品的流通之外，并不起其他的作用。
还可以加上一句：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们没有谈到信用工具。自然，交换过程不仅有一部分，而且全部都是可以用这种信用媒介来清算的。甚至这样来想象也不是没有趣味的：不用实际的金属货币，而只有 ——譬如说——汇票在流通。例如，这告诉我们：关于货币具有商品价值这种原始必要性的主张，并不意味着具体的货币商品必须实际上流通。因为，要使货币同其他货物的价值具有固定的关系，除了它必须同某种具有确定价值的东西发生联系之外，的确再不需要别的东西。因此，经济过程没有金属货币的干预，也能运行。任何一个供应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人，会收到一张一定数量的货币单位的汇票，然后用它来购买消费品，以便在下一时期再收到——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货币定期地走着同一路径这个概念——表示同一数量的货币单位的另一张汇票。假定这样一种交换媒介能够顺利地流通并被普遍接受，它就能完全起货币的作用；因为它能起这种作用，个人对它的评价就同对金属货币的评价完全一样，它会按用商品表示的同一“价格”来转手流通。即使从来不发生任何偿还债款的问题，而只有彼此互相抵消的对法定通货的要求权的连续过程的问题，情形也是如此。于是就会有对这种交换媒介的需求，它在我们的假设中总是由于有相应的供给而得到满足。但是由于我们已经看到金属货币单位的价格，只是消费品的价格从而也只是生产性货物的价格的反映，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假设的汇票的价格也会起同样的作用。因此，它会按其充分的名义价值去流通，换言之，它总是按票面价值流通的。这是由于不存在给予折扣的动机的缘故。这个论据比起早先的论据来，能用比较稍为实际一些的方式使我们懂得：在我们假设的经济制度中不出现利息，因此，这里所描述的经济事物的逻辑不能解释利息现象。
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要在这里再来多谈信用支付手段。如果信用工具只是代替某种已经存在的金属货币，那么它的使用本身就不会产生任何新的现象。如果某种交换行为年复一年地用这种信用工具进行清算，那么这种信用工具所起的作用就和相应数量的金属货币相同，至此并无刺激要在循环流转中去突然引进信用，而这种信用是我们应当加以研究的。由于这个原因，还因为信用要素在以后会变得对我们非常重要，同时因为我们很需要把这一点同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货币职能作一鲜明的对比，我们将假定：我们的货币流通，到此为止，只是由金属货币组成的，并且为了简单起见，只是由黄金组成的。为了使两个要素分开，一般我们所说的货币将只是金属货币。我们将把这一概念，连同不仅是代替以前存在的货币数量的那种信用工具，一起纳入支付手段这一概念之中。关于 “信用支付手段”是不是货币的问题．将在以后讨论。
这样，与货物流量相适应，有一个货币流量，其方向是同货物流量的方向相反的，其运动 ——根据这样一个假设：没有黄金的增加或任何其他单方面的变动发生——只是货物运动的反映。从此我们就结束了关于循环流转的描述。就整个交换经济来说，有着同一的继续性，并在同一假设下，有着同一的不变性，就象就一个非交换经济来说的一样——不仅过程，而且价值，都是继续性和不变性。谈到社会评价，那的确会是对事实的一种曲解。心理的价值必须存在于自觉之中，因此，若要让这个词有任何意义，那么心理的价值在本质上就必须是个人的。我们在这里研究的价值所含有的意义，不是从整个经济制度的观点去说的，而只是从个人的观点去说的。社会事实——在这里也象在所有的评价中一样——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各个个别的价值是彼此互相联系而不是彼此各自独立的。经济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制度，就象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一样。如果人们不可以谈社会价值，那就还有一个社会价值体系，一个个人价值的社会体系。这些价值是和个人经济中的价值同样相互联系的。它们通过交换关系彼此发生作用，因此它们影响所有其他个人的价值，也受这些价值的影响。在这个社会价值体系中，反映了一国所有的生活条件，尤其是所有的“组合”均在其中表现了出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沉积［sediment］就是价格体系。它是从同一意义说的一个单位。诚然，价格并不表示对一种货物的社会价值的一种估计。的确，价格根本不是一种确定的价值的直接表现，而只是在许多个人评价的压力下起作用的诸过程的结果。
《经济发展理论》
约瑟夫·熊彼特著
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Ⅰ
社会过程 ——它理性地说明我们生活和思想——已经引导我们离开对社会发展作先验的处理，并教导我们看出了对之作经验处理的可能性；但是它完成自己的任务是很不完善的，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地对待这个现象本身，尤其是我们用来理解它的概念，特别是用来表示这种概念的文字，文字的各种联系会导致我们走入歧途，朝着各种毫不足取的方向。与先验的先入之见（更确切地说，是从先验的根子中产生出来并已经变成了先入之见的思想，如果我们忽视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之去做经验科学的工作的话——尽管它本身不是这样一种先验的先入之见）密切相联的，是对历史的“意义”的各种探索。认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一致的、直线式的发展的假设也是如此；甚至象罗雪尔这种具有务实精神的人也作出这种假设，无数的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从维科到兰普雷希特一长串才华横溢的人物，过去认为而且现在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以达尔文为中心的所有各种进化思想（至少如果这只不过是意味着类比的推理），还有把动机和意志行为看成不只是社会过程的反映的那种心理学上的偏见，也都属于这一类。但是，进化思想现在之所以在我们的学科中受到怀疑，特别是对历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来说，也还有另一个原因。除了对现在环绕着“进化”思想的不科学的和超科学的神秘主义的谴责以外，又加上了对浅薄涉猎的谴责。对于“进化”一词在其中起作用的一切仓卒作出的一般性判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失去了耐性。
我们必须离开这些东西。然后留下来的还有两个事实：一是历史变化的事实，由于历史变化，社会条件在历史时代中成为历史的 “个体”。这些变化既不构成循环过程，也不构成沿着一个中心摆动的运动。社会发展的概念，是由这两种情况连同其他的事实来限定的：每当我们不能从以前的事态来充分说明一个给定的历史事态时，我们的确认识到有一个没有解决的然而又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的存在。这一点首先对于个体的例子是适用的。例如，我们理解1919年德国的国内政治史是前一次战争的影响之一。可是，它对于更加一般的问题也是适用的。
经济发展至今只不过是经济史的对象，而经济史又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的。由于事情的经济方面对于每一种其他的事情的这种根本依存性，所以不能单用以前的经济的情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因为一国人民的经济状态并不单是从以前的经济情况中产生的，而只是从以前的全部形势中产生出来的。由此而引起的在解释上和分析上的困难，由于构成历史的经济解释的基础的那些事实，而变得大为减少了 ——在实际上是如此，如果在原则上不是如此的话；要是不必对这种观点表示赞成或反对，我们就可以说，经济世界是比较独立的，因为它在一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据如此重大的地位，并形成或决定其余生活的一大部分；因此，写一部经济史这件事本身显然不同于写一部——譬如说——军事史。在这一点上，还得加上另一个事实，它促进了对社会过程任何一个部门的分别的描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好象是由一组具有不同特性的人们居住的。各种不同的要素成分一般并不直接影响任何这样一个部门的社会过程，就象一颗炸弹的爆炸只会“影响”那些碰巧当它在其中爆炸的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那样，而只是通过这个部门的数据和它的居民的行为去施加影响；即使一个事件的发生象我们拿炸弹爆炸的比喻所表明的那样，它的影响也只在主要有关的人们所穿着的那种外衣内发生。因此，就象关于基督教反改革运动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绘画的影响的描述总归是艺术史一样，关于经济过程的描述也总归是经济史，即使在那里，真正的原因大部分是非经济的。
经济部门又是可以用种类无穷的观点和处理方法去研究的，比如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观点和处理方法的范围的广度去胪列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根据它们所包含的理论的普遍程度去胪列。从对13世纪尼德阿尔泰寺院经济生活的性质的说明，到桑巴特对西欧经济生活的发展的说明，贯串着一条继续不断的，逻辑上一致的长线。象桑巴特的这种说明就是理论，并且的确是我们此刻所说的那种经济发展理论。但它不是本书第一章的内容所意味着的那种经济理论，后者是自从李嘉图的时代以来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经济理论”。诚然，后述意义的经济理论在象桑巴特的那种理论中也起作用，但它完全是一种次要的作用：就是说，凡是历史事实的联系非常复杂以致必须引用超出一般人的分析能力的解释方法的地方，思想路线就采取那种分析工具所提供的形式。可是，凡是在问题只是使发展或发展的历史结果成为可以理解的，只是找出能说明一种形势或决定一个问题的要素时，传统意义的经济理论就几乎不能作出什么贡献了。
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这种意义上的发展理论。我们既不指出历史进化的因素 ——不论是个别的事件，比如十六世纪美国的黄金生产在欧洲的出现，还是“更一般的”情况，比如在经济人的心理状态中，在文明世界的领域中，在社会组织中，在政治群星中，在生产技术中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也不描述它们在个别的例案中或在各组的例案中的影响。恰好相反，在第一章已将性质对读者作过充分说明的经济理论，只不过是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要加以改进，即通过在它上面进行创建。如果这样做也是想要使这种理论能比过去更好地完成它对别种发展理论的服务，那么事实依然是，两种方法是处于不同的水平之上的。
我们的问题可如下述。第一章的理论从 “循环流转”的观点描述经济生活，这种生活年复一年地基本上同样地在渠道中流动着——就象血液在生物有机体中循环一样。现在，这种循环流转及其渠道确实及时改变了，在这里我们放弃了与血液循环相似的类比。因为，虽然后者也在有机体的成长和衰亡过程中发生变化，然而它只是继续不断地这样做的，也就是说，通过人们所能选择的、比任何可以分配的数量都要小的步子，但不管怎么小，它总是处在同一结构之内。经济生活也经历这样的变化，但它还经历其它的变化，这些变化则不是继续不断地出现的，而且它们还会改变这种结构，即传统的过程本身。它们不能通过对循环流转的任何分析去理解，虽然它们是纯粹经济的，虽然对它们的解释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