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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与模仿的自然权利
就当世贸组织不断促进“商品、服务流通”、“降低关税”之时，却要求美国政府把平均定为17年的专利权期限延长至20年。据估计，美国消费者单单在这三年为居高不下的药品价格要多支付60亿美元费用。试想，第三世界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般远在20年以上，西方申请专利的产品、技术也远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如果再要求落后国家等待20年之后开发同样产品与技术，或在连续20年之内支付昂贵的生产许可费用，其动机即便不是为了置第三世界于死地，也至少是借此手段永远保持优势。反观早年所有后起追上的东、西方国家（如美、日、德），其发展历程无一例外地是靠仿照他国先进产品起家。如今，发达国家虽已遥遥领先，却故意把仿造、伪造混为一谈，动辄向使用同样或类似技术的第三世界国家要求赔偿、罚金。其实，一般说来，能够仿造的技术应当属于不受保护、不得申请专利的技术。真正的技术，如奔驰汽车、波音飞机，即便第三世界技术人员成天坐骑、观摩、肢解也缺少如法炮制的能力。当前发达国家医药界频繁施用的一种手段，便是采用某土著对某种草药（该草药甚至经过土著数千年的品种改良）所积累的知识制作药品，待取得专利权之后，该“知识来源地”便不得生产同样产品，即便西方药厂所增加注入的“知识”、“技术”只相当原始知识的千分之一。同样的，软体、软性、智慧产权知识也是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共同财产，理当为全人类互相参照利用；更何况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如下载、复制），所谓的“智慧产权”根本无从“保护”。因此，严格说来，专利、产权保护，实际上成为发达国向落后国漫天要价的恶劣手段。鉴于此，第三世界各当局与其盲目听从发达国家发号施令，不如联合起来据理力争，强调人类进化过程中最自然的仿造权、复制权（right
to copy）也属基本人权。
金融市场开放的教训
就服务领域，八十年代以来最快速发展的莫过于金融市场的扩大。尤其是在有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之后，金融“投资”更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深入市场经济的任何角落。以金融投资为例，七十年代初投入于全球股市的资金，只有5％属于与实业、生产毫无关系的金融投机；如今，投机资本则占95％，且其大部收益不支付任何所得税。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之下，九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东欧、拉美、亚洲发生严重金融危机，若干国家如印尼、阿根廷，直到今日还没摆脱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凡受到严重冲击的国家，均系金融市场开放最快、最彻底的地方；而安然度过难关的国家，却属金融市场有限开放或限制资金任意外流的地方，如中国、马来西亚。当前有识之士，无不极力呼吁设法征收跨国投资的所得税、监控境外走税银行、制定框架条件（如规定持股最低期限），以限制投机资金的兴风作浪。笔者还要着重提示，即便是欧盟成员，也几无例外地备有征收“投机税”的立法。
服务业的自由化与不自由
目前除金融行业之外，世贸组织还筹划进一步打开旅游、信息、咨询、教育、医药、保健、保险、房地产等15大项、150小项的服务业。据观察，中西欧舆论界最强烈的反应是：坚决反对教育机构“学店化”和社会保险的民营化。前者，必然上行下效，导致一切“向钱看”，由是腐化年轻学子的道德人格；后者，把劳动人民积蓄一世的养老金透过私人企业投入投机市场则性质更是与犯罪活动无异。从第三世界的角度看来，最为不能容忍的是，发达国家以至于世贸组织对“劳务的自由流通”则三缄其口。这种最直接、最有效的缩短贫富差距的手段在殖民时代均以“先锋”、“拓荒”精神加以歌颂，美、加、澳、纽等国也均靠移民、外籍劳工、经济难民的奉献而起家，如今，“低收入地区前往高收入地区讨生活”这种天经地义的活动，却被发达国家视为应当严加防范的“变相侵略”和“犯罪行为”，其动机说穿了就是永远保持领先地位，永远让第三世界成为劳动力密集的加工厂。
中国的选择
如前所述，虽然中西欧近20年来在全球化、自由化的压力之下，社会民主体制已遭受严重破坏，但基于深厚的文化土壤，其民主力量已意识到存在危机，由是其面对全球化“既妥协又斗争”的对应手段便应当受到所有落后国家的重视和参考；在一定的领域，甚至必须加强合作。以中国为例，其发展战略并非是那么盲人过河、无据可考，而是得根据国情、有计划地在“自由经济”与“社会民主”两条道路之间作一妥善安排。如果能够认识到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主要优势在于廉价劳工、土地任当局支配、无需摸索与创新（德、日战后均如此），则中国的有限优势、暂时优势将随着产品质量、生产形态的提高，与发达国家之间发生难以避免的冲撞。本着未雨绸缪，似宜预先参考日本近15年“扩大内需市场”和“不急着把新产品推向国际市场的做法”。除此，也有需要密切注意欧洲社会民主的样板，即瑞典的成功经验与特点。如果目光不是单单盯着欧美发达国家的“品牌”、“标签”，而是广泛、深入地与最具社会正义感、人文教育最全面的北欧社会交往、合作，便轻易地能够发现当今“向钱看”的现实世界之外还别有天地。同时为了在国际上摆脱孤立，适时抬出“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我定位”、有针对性地在所有发达国家社会民主党派中物色友善的朋友也是刻不容缓。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作出如下准备：一是要及时制定框架条件、规划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以促成多元化公平竞争局面；二是根据国力建立社会安全网（社会基本设施）；三是联合欧洲的社会民主力量与第三世界，从而对世贸组织进行锲而不舍的周旋；而“劳务输出”、“智慧无产权”、“药品无专利”就是争取世界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切入点”。总而言之，如若麻痹大意，中国今后必然面对80％边际人口的动乱不安；如果能够在成长中兼顾社会正义，把边际人口控制在20％之内，则既攀登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高峰”，又算是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2003/12/31
原载2004年1月号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