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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已经越过了其缔造者一代人曾全心关注的革命范围。
当然，政治生涯横跨半个世纪之久的中国现代史的那些领导人仍然活跃着。毛泽东以后，中国最有权力的领导人邓小平是最早的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在毛泽东于1935年取得对党的控制权之前曾与其密切共事，并参加过史诗般的长征。但至今仍活着的老一代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首先关心的是在稳定的国内和国际政治环境下促进中国的繁荣。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邓小平特别注重强化体制和确保权力的平稳交接。他正在利用他的余年和个人权威推动法制，使国家机构的行政职能和党的直接控制区别开来，并要求党为现代化的需要服务。他十分重视权力的平稳交接，可以从他提拔了若干新人到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以及在更一般的层次上鼓励整个制度启用较年轻和受过较好训练的干部等方面得到证明。
在邓小平的护卫之下，新的领导层在改革经济和政治结构，从而促进现代化方面越来越大胆。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控制的普遍放松。私营经济活动在文化大革命几近灭绝之后又一次复苏，企业被授予多得多的自主权，中国街头的生活是早年的革命清教主义放松的明证。当然，有些方面仍然没有放松。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政策、党内纪律和惩罚罪犯。而且，机构和程序得到了改革，被赋予了新的活力。中国的领导人试图保证现行的改革将会无限制地继续下去。在最高级别上，这种关注可以从1982年宪法的通过和法律职业的发展看出来，而且它还以长期生产合同制形式影响了农户的日常生活。最后，从外国观察者来看，最明显的政策变化是实行新的国际开放，这引来了成千上万的外国旅游者和迅速增大的外国投资数目，也把成千上万名中国学生送到西方国家留学。
与此相悖谬的是，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稳定性和其政策关注的正常化（按照西方标准）却对人们从整体上理解中国政治造成了困难。毛泽东以后时期与“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延续性何在？在多大程度上现行政策是回到了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前在农村地区的非集体化政策是不是对50年代早期土地改革以来农村政策的根本的和永久的否定？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认真地对比研究中国政治的过去和现在的各个阶段。
人们容易作出这样的设定，即中国政治的现行政策可以在政治上自成体系，无须去认真地考察早期的阶段。这种设定还得到了中国政治口号的支持，它一方面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强调已达到了一个现代化的新时期。然而，应当记住，“文化大革命”也曾宣布完全否定以前的时期并承诺了一个永远革命的新时代。在回顾历史时，简单地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来解释中国政治显然是过时而天真的；而仅仅用现行政治来作解释也有问题，这主要并不在于现阶段会变化，因而使人们的分析不着边际，而在于任何一个新阶段的起点都是以前阶段的经验、政治行为和观念。不可否认“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以后时代的区别，但只有从历史的关联中才可理解这些区别的意义。对于中国的政治行动者来说，这种关联属于个人经验，无需去条分缕析，但局外的观察者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种历史关联如何构造了政治行动并赋予其意义？因此，《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首要任务是寻求对中国政治的整体理解，它对于其历史延续性以及1976年以后的变化都同样具有敏感性。
要理解变动着的中国政治制度，从事分析的人本身也应该有相应的变化。《中国政治》第三版的重要变化是布兰特利·沃马克作为合作者的加入。我们相信自己对这一题目更新了的观察能在几个方面改进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明显的革新是收入了截止于1985年中期政治的新材料，我们重新考虑了每一章的问题，并根据毛泽东以后政治的第一个十年的发展重新构建了某些章节。例如，对政治组织的讨论不仅考虑了1982年的新党章和新宪法，而且在第三章和其他地方较多地注意了毛泽东以后时代所强调的制度化、法律和社会主义民主。第二，像这样一部概览的书十分依赖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质量，我们在分析中加进了学术界同仁的许多重要的新成果。第三方面的改进得益于大大改善了的来自中国的资料和观点。近年来中国的信息资源在量和质上都有了重要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第三版的材料基础。这可以从讨论传播媒介的第五章等章节中看出来。
由于诸多学生和学界同仁对《中国政治》第二版的评论，本书第三版受益匪浅，我们希望读者继续为本书的未来修订版提出批评和建议。我们特别感激洛威尔·迪特默尔对本书初稿所作的内容广泛的评论。我们也感谢约翰·弗兰肯斯坦为本书第二版所写的说明。我们还要感谢切里尔·富勒对本书娴熟的文字处理。最后，我们要感谢支持并协助本书得以完成的另外几位人士：白鲁恂（《比较政治学丛书》本册之学术编辑）；小布朗出版公司的约翰·柯韦尔和巴巴拉·布里斯；出版服务部的特里·吉特勒和卡瑟·洛克曼。当然，本书所有的差错和缺点概由作者负责。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1）
革命的背景
中国政治是长期革命的产物，它至少跨越1911—1949年这样一段时期，并且经历了不是一次、而是三次用暴力推翻政治制度的事件。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推翻了已统治国家数世纪之久的王朝。第二次革命在1928年达到了高潮，它建立了国民党领导下的新的中央政府，以一种更有朝气、更有组织和一党统治的中央集权制度取代了民国早期的多头“军阀”统治。1949年，第三次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标志着共产主义体制的出现。
这种描述尽管涵盖很广，但仍然不能确定中国革命时代的跨度。推翻国家政治体制及其精英层的一系列成功努力，推出了革命进程中的一个个决定性的高潮，然而，这些高潮并不必然标志着革命过程本身的界限。在中国革命的例子中，也许最好是追溯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的起源，这次起义的影响和后果是如此地具有破坏性，以致可以说它是一次“具有特征性的革命”，是“儒家中国的末日的开始”。弗朗兹·迈克尔等著《太平天国起义》第1卷：《历史》，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199页。而且，尽管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但革命时期却一直延续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10年，是中国政治中含有持续革命特征的一个明显证据。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坚定地认为这场战役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宣传家事实上也称它为“最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北京周报》英文版第42期（1968年10月18日），第26页、31页。没有必要去讨论这种说法准确与否，但它确实表明了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确实，邓小平把1978年以后的改革称为“第二次革命”。见《北京周报（1985年4月8日）第6版。然而，我们把毛泽东的去世看作是革命时代的结束，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并不具有通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的特征。对毛泽东以后政治这一革命后特征的深刻的分析，见洛韦尔·迪特默尔《毛泽东以后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载《亚洲观察》第24卷第3期（1984年3月），第349～369页。
在局外的观察者看来，中国政治的革命背景既是迷人的，又是令人困惑的。中国文明的丰饶和力量长期以来特别令局外人着迷。如今，在此之上又添上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于现代中国，并且仍在演示着。然而，无论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如何，对于革命政治切不可作出轻率的理解和概括。在本章后面，我们将讨论围绕着如何解释中国革命而展开的辩论，但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先要在这里提一提。
首先，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自然是革命的实质。显而易见，现代中国政治是不稳定的，在革命进程中，政治和社会变革是如此之迅速，以致关于某一个时间段的那些描述，对更长的时期来说往往是不正确的。这些变革怎样经常地推翻人们所设想的关于中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这一点的认识也许并非显而易见。让我们考虑一下最近几十年中至少是某些观察家所坚信的若干观点吧。人们在各个时期持这样一种看法：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家庭本位的社会取得成功；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一个坚定盟友；意识形态的联系使得中苏联盟不可动摇；中共的权威不可能受到来自内部的严重威胁；美国与中国在50年代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中国永远也不会欢迎外国在其国境内的经济活动。所有这些命题在一段时间内曾经颇有道理，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这些错误的教训在于：要分析革命的时代，就应特别注意考察这个时代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智慧。
其次，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能达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前程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到那时，武装力量的使用或威吓在政治过程中就成了核心的问题。正如中国在1911—1949年间的全过程中所表明的那样。1949—1958年间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作用的减弱是革命政治衰落的一个具体迹象。自1959年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军队作用的提升——先是象征性的，然后是一种威慑力量，直到最终形成与其他有组织的政治团体相对抗的阵势——同样是革命复活的一个具体例证。到8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了其“后革命时代”，军队的政治作用处在1949年以来、也许是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最低潮。
最后，我们必须提出一个老生党谈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即资料来源和证据确凿的问题。要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动态状况的知识并非易事。我们关于当代中国的资料，大部分（当然并不是全部）取自共产党的正式文献，这自然有其相当的局限性和限制。这并不仅仅是由于1949年之后中共力图维持一个封闭的传播体系，或许在任何一种革命形势下，可靠资料的产生和保存工作都会困难重重。原始材料也许已丢失、毁坏或是封存了；关键事件的参与者们也许会保持沉默；独立的资料来源也许遭到了压制，而官方的消息显然带有宣传的性质；让学者和官员获取资料的问题，总的说来并不受到重视，而且在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
碎的社会，获取资料也是极其困难的。
1976年以后，中国的出版物和资料在量和质上都有了提高。由于这样一种趋势，也由于对外国旅游者和居民的更大开放以及给予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更大的机会，现在已经有了从各个来源和角度产生的关于中国的多得多的信息。然而，在有关现代中国政治的各种资料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空白和矛盾，这些空白和矛盾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应当如何使用来自中国出版物以及中国大陆移民、外国新闻记者和其他来源的那些原始材料。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1节 中国政治的背景（2）
历史背景
发生中国革命的那个社会，其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特质与长期性已人所皆知。在本书第二章，我们将考察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何以影响革命的历史；而在此则指出这种传统在中国人和外国人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之重要以及其未来的前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印象往往带有不可捉摸的微妙性质，但是有关中国的这些印象的重要性则是一清二楚的。确实，在现时代，这些历史印象一再导致人们对中国的影响和能力的夸大估量。这些印象曾表现为一种危险的妄自尊大，清朝皇帝曾以这种态度对18世纪晚期开始的日益增大的西方压力作出反应。另一方面，或许西方旅行者和传教士也同样被误导了，他们曾预见过，在商业或宗教上征服中国将可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人产生了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虚幻的印象。冷战中的美国人惧怕中国对东南亚的独占，对非洲的影响或是对北美大陆的军事威胁，这种恐惧乃是产生于对想象中而远远不是现实的中国力量的估计。中国人也试图赋予自己的行动以全球性的重要意义，正如前面引用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话所表明的那样。尽管政治宣传自然而然地夸大了希望和恐惧，但中国的传统仍然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发生重要的影响。
从更实际的方面看，研究中国政治的学生必须参照历史，因为这些历史因素笼罩着中国政治的进程。中国人的概念框架令人惊异地具有自我中心和历史的特性。诸多比较主要是与历史的比较，——与封建王朝、与国民党、与“解放前”、与“文化大革命前”、或是“四人帮之后”比较——而不是与其他制度比较。他们利用著名历史人物来与当代英雄和坏人作类比，从历史和文学传统中借用了许多例子和作比喻的形象。
这种在当代政治进程中加进历史因素的做法，部分是出于一种文化特质，部分则是由传统体制的封闭性和相关性所造成的。直到最近，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领导人都是1911年清朝覆灭之前出生的。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同僚对清朝帝国社会有着切身的感受，并部分接受了传统方式的教育。较年轻些的领导人是1949年以前从政的，也很了解1911年以后长期维系着的传统思想和社会形态。简言之，历史背景仍然提供了评估当代事项和目标的参考点。
国际背景
国际背景为中国政治研究提供了第三个优先考虑的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使它成了世界第三大国，其人口（1984年底为1036亿）是世界上最多的，约占世界人口的1/5。1949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从积累来看是高的，尽管有60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危机。官方统计数字记载了从1952年到1982年的下述年平均增长率（百分数）：国民收入60；人口19；社会总产值79；工业总产值107；农业总产值38。由于价格和计算上的差别，外国观察家通常降低中国的工业产值，从而降低了它的总体增长率。然而，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1980年仍增长了4倍多。到8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第三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在全世界占第9位，在它前面的只有7个工业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和苏联。世界银行《1983年全球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52～153页。对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某些较高估计认为它超过加拿大、意大利和英国，使它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一位学者指出，我们可以把中国经济看作大致相当于20年前的日本和苏联的经济。DH帕金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后果》，载R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普林梯斯—霍尔出版公司1981年，第115～117页。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温度区域的南北大跨度，地理形态上的多样化，丰富的矿产和能源，使它具有在几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中一支主要力量的潜力。任何预测都是有风险的，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它将实现这种潜力。见以上引书，并可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一部分》，华盛顿GPO1982年；特别是RF德恩伯格《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寻求自足的增长：一种估价》，第19～76页，以及阿瑟·小艾斯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与长期表现》，第99～118页。
中国的领土占了东亚地区的大部分，它与苏联、巴基斯坦、印度、越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接壤，并与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为邻。它占据了具有重大战略地位的地区的中心，这一地区集中居住着世界的众多人口。从外交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71年起就是联合国和它的安理会的成员国；到1983年，它与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相比之下，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只有25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超过400万人，其中军人占了300万人以上。
中国在1964年爆炸了一颗核装置，1970年发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