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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共产党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最具挑战性的论点。CA约翰逊《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革命中国的崛起，1937—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对约翰逊这一论题的批评由E勒纳作了总结。见《中国农民和帝国主义：评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载《研究亚洲学者通报》第6卷第2期（1974年4—8月），第43～56页。约翰逊对他的批评者们作了回答：《再论农民民族主义：一本书的传记》，载《中国季刊》第72期（1977年12月），第766～785页。约翰逊论证说，中共领导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义的农民，这一点与该党上升为全国政权的争夺者有联系；共产主义革命从民族主义的诉求中，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改革的方案中为自己争取了主要的力量。日本的侵略显然使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该党在战争期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对于走向最后胜利、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都是必不可少的。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人所作出的反应对于中共夺得大陆政权的时间和阶段安排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在确定共产党人胜利的基础时，还有其他的因素需要考虑。国民党的弱点和共产党的力量，特别是双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都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共产党人对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承诺，特别是他们所许诺的土地改革，是该党历史上许多时期获得大众支持和吸引人们加入革命的一个根源。中共党员的组织才能和个人行为对扩大党的影响起了主要的作用，且不说某些特定的争议使得某个方面容易受到共产党人的渗透。中共提出了比较传统的农民经济要求和社会正义观念，这种能力体现了似乎是共产党革命的悖论：即它与其说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倒不如说是以农民为基础。而且，由于其农民基础，这一运动与许多传统的农村组织和反抗形式发生联系，并受其影响。为了列举共产党革命的多样化的解释，可参见L拜艾诺《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1年；RE伊斯特曼《破坏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民族主义的中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年；W辛顿《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文献》，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66年；R小霍夫海因兹《打碎的浪潮》，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和他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生态学：农村影响类型，1923—1945》，载巴内特编《行动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第3～77页；Tetsuya Kataoka 《中国的抵抗与革命：共产党人与二次统一战线》，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年；EJ佩
里《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0年；M塞尔顿《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R萨克斯顿《论农民革命和全国抵抗：一个特别与现代中国有关的农民动员和革命战争的理论》，载《世界政治》第30卷第1期（1977年10月），第24～57页。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抵消日本人的出现和中共为抵抗它而诉诸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但这些因素毕竟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个多因素的现象，不能只是把它贴上“全国性”革命或是“社会”革命的标签。也可以这样来谈论1949年以后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家独立和重建的主题继续与彻底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论题混合在一起。
上述围绕中国共产主义本质的辩论提出了有关1949年以后体制的重要问题，但并未提供明确的答案。当然，这些问题本身以及回答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并不只是中国所独有的；研究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学者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并不十分成功。正如本章前面介绍性的段落所指出的，问题在于，革命的实质本身向任何简单的定义发出了挑战。
在中国人的例子中，当学者的研究范围成倍地扩大时，原先的“要么……要么……”的问题已不再适用，人们开始认识到所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这也许是一项健康的发展。无论如何，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政治的归类问题何以无功而返，我们现在就转向这个题目。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1）
在60年代，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议开始降温，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的文献大量涌现。此类文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并不具有一个主导模式，而如果有了这样一种主导模式，它就可为人们分析该体制的归属问题及其相当的多样性提供一条指导线索。最初的一种倾向是称中国为集权体制，或者至少是把它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入一类。取代这一倾向的是，人们更感兴趣于把中国当作一个“发展中”的制度，这就脱离了欧洲中心的模式，转而强调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相似性。还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用该体制自己的语言来确定它的归属，把它当作中国的或毛泽东主义的模式，这个模式亦可算作一个独立的类型。
集权主义模式
集权主义（Totalitarian）的理论对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学生很具有诱惑力，这一点不足为怪。集权主义理论原本是从对纳粹德国和斯大林主义俄国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它把苏联当作战后时代集权主义的主要模式。当中国宣布自己效仿苏联模式时——当时斯大林还活着——人们自然倾向于把中国划归集权主义模式。而且，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行为和体制表现出足以“适合”这一模式，特别是当它趋向意识形态的划一性和一个政党垄断权力的时候，更可以为它所宣称的适用性作辩护。尽管人们广泛接受了这一术语并隐含地使用了这一模式，但并未展开对“中国集权主义”的规模的充分分析。人们不愿意将这种集权主义模式系统地运用于中国体制的所有方面。
如此不情愿的一个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这一模式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学术界对集权主义模式最清楚、最有代表性的阐述指出了“集权主义专政”的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其典型特征是由一人独断领导；通过技术垄断了的对传播媒介的控制权；通过官僚来实现的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控制和指导。C弗里德里希和ZK布热津斯基《集权主义专政与独裁》，纽约，普莱格1961年，第9～10页。然而在中国，毛泽东对中共的领导体制看起来并不能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相提并论；毛泽东的统治更多地依赖灌输和说服的心理压力，依靠干部进行严格的个人监督，而不是警察的恐怖手段；特别是在1957年以后，中央官僚计划和控制不像苏联那么突出。而且，有关集权主义的理论把集权主义现象看作是对现代国家的反动或悖逆，而现代国家“只能在大众民主和现代技术的历史条件中产生”。引自前书第31页；以及H艾伦特《集权主义的起源》，纽约，梅利丹1958年。中国革命正是在这样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历史条件中产生的，并不能把它与集权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类型联系在一起。
将集权主义模式应用于中国所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60年代产生的有关这种模式的根本恰当性的问题。主要从事苏联集团国家在斯大林之后的发展研究的评论家们认为：这一模式过于受特定的个人（如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极端行为的影响；它不能说明在所谓“一元化”的集权主义国家中的多元化现象；而且它也未能恰当地区分不同类型体制（例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国家），这些体制有可能表现出自己的一些特征。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有关的学者们建议放弃这一模式，将其适用范围限制于极少数与它相近的历史例子，或是对它作重要修正，以便与它在高度意识形态化和权威主义的一党国家中的变体相适应。对集权主义讨论及其批评者的一个小结，可见R布罗斯《极权主义：修订了的标准版本》，载《世界政治》第21卷第2期（1969年1月），第272～294页；还可见《比较政治和共产主义体制研讨会》论文，载《斯拉夫评论》第26卷第1期（1967年3月）。总之，对这个模式的可信性提出的日益增长的挑战，使它渐渐失去了作为严格分析中国制度的一种指南的吸引力。
随着集权主义的失去依据，共产主义制度的比较研究开始吸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们。如今，这种研究方法虽然在苏联和东欧政治的研究中很普遍，但它在中国研究领域并未取得统治地位。很少见到学者们拥有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技巧和爱好。而且，中苏冲突和关于集权主义的辩论，使得人们很有理由对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之间的相似性持怀疑态度。把中国包括进比较共产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内，这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这种价值大多取决于学者如何表明中国在这种范畴之内发生了多大的变异。例如，见C约翰逊《共产主义体制中的变革》，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年。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2）
“发展中国家”模式
中苏冲突于60年代激化，西方学术界正是在这一时期大量发表了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文献。尽管中国和任何其他国家都够不上人们所大略地称呼的“发展中”或“不发达”地区的典型，但可以理解的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生们仍然着手在这类发展文献中寻觅观念上的指导和可能的模式。把现代中国归入这一集团的可信性很大。它过去与西方（和东方）帝国主义关系的经历，它的前工业化的农业经济，它与传统体制的革命性对抗，产生了与发展过程广泛联系的大多数问题。当然，并不存在发展中政治体制的单一模式，人们甚至对“发展”和“现代化”这样一些概念的定义也未取得一致意见，但此类文献提出了这些体制的某些范畴，这就可以将中国归属于这一模式，并可表明中国政治的一些重要特征。
有一个范畴取自现代广泛的历史背景，并将中国与其他几个数目相对少的国家划归一类，这些国家在西方范例的影响下开始了现代化，但未受外国的直接控制。它们的传统政府足以有效地抵制公开的殖民化，从而在实质性地延续民族传统、领土和人口的基础上开展了现代化。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纽约，哈珀1966年，第119～123页。布莱克置于这一“模式”之下的另外一些国家是俄国、日本、伊朗、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布莱克自然了解这些国家在它们的现代化经验中确实存在的巨大差别。
这种延续性保护了这些国家，使之避免了在其他转型社会所发生的那种个人和民族认同的机，但当现代化的精英最终摧毁了传统的权威体制时，却有可能产生一种“权威危机”。白鲁恂《中国政治精神：政治发展中权威危机的心理文化研究》，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8年，特别是其中第1章。另一种观点强调，经济发展的水平表明，最合适的方式是把中国归属于那些与它的经济环境大致相同的国家。提出这一观点的某些人论证说：“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发达的现象”，共产主义运动“与非共产主义的现代化运动共同具有许多特征”。JH考茨基《共产主义和发展的政治：持续的神话和变化中的行为》，纽约，维利1968年，第1页、第3～4页。因此，这一范畴包括了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制度，其政治反映了从共同经济问题产生的诸多相似性。
中国所属的那种制度几乎显示出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型态特征，人们根据这些特征而多样化地称之为动员系统、运动政权、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系统，或是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关于动员系统，见D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特别是其中第10章。关于运动政权，见RC吐克《关于运动政权的比较政治学》，载《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55卷第2期（1961年6月），第281～289页。关于新列宁主义大众政党，见CH摩尔《独立以后的突尼斯：一党政府的动力学》，加州大学出版社1965年，特别是其导论部分。“激进的或极权主义的一党体制”是在公共领域使用的术语，其解释意义有一些差异。不同的著作家对这一类型的定义也有区别，但都认为这一类型包含下述核心因素：一个政党垄断了政治权力并渗入所有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组织；一个明确的官方意识形态使革命的目标合法化和神圣化；将全体公民政治化和动员起来的决定，其典型方式是通过党领导的群众运动来实现。用戴维·阿普特的术语来说，这种动员体制显然与集权主义具有某些共同点，但它将统治的政党置于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集权主义的模式表现为不可渗入、一元化、官僚的和技术上有能力的政权，而动员体制则以转变一个“转型”社会的永不停息的流动性的斗争方式运作。后者似乎更接近中国的现实，更恰当地符合其社会状况，并强调在精英们激进的、未来主义的目标下动员人口的公开斗争。
这些现代化和发展的文献，就像集权主义模式一样，孕育出了关于中国政治和发展的某些观点。然而，就特定的模式而言，其影响力却很小。研究中国的学者就像采购货物一样地利用之——在这儿引用一点，在那儿检验一个假说——但很少有人从中采用任何一般性的观点。
有一点很显然，即这些文献本身太松散，摊得太大，以致没有多大帮助；到了70年代，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模式也受到了大量的批评，缘由是其种族中心论的偏见和经验上的缺陷。作为批评的例子，见R桑德布鲁克《政治发展理论中的“危机”》，载《
发展研究杂志》第12卷第2期（1976年11月），第165～185页；以及DC梯
普斯《现代化理论与社会比较研究：一种批评观点》，载《社会历史的比较研究》第15卷第2期（1973年3月），第199～226页。而且，尽管中国脱离了共产主义苏联，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党的作用，以及它的革命起源也有别于第三世界的大多数非共产主义国家。
对这种悖论作出的一个反应是把这里所讨论的两个一般性观点结合起来，即按照基本结构把中国与其他共产主义体制划归一类，同时又不得不注意到，它所必须处理的发展问题更接近第三世界的同类问题。一般来说，这是本书所属的系列丛书的一个核心卷本所持的观点。GA阿尔蒙德和GB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第2版，波士顿，1978年，第71～76页、381～387页，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把中国和其他共产主义体制称作“渗透性、激进的权威主义”体制，从而把它们与那些未曾达到像共产主义体制已实现的那种动员和渗透的民主体制和各种非民主体制区别了开来。他们还把中国与其他几个追求“权威主义的技术动员”发展战略的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划归一类。诸如此类的标签只是大致地符合事实，因为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强调的，中国经历过可以说是彻底地应用上面所引用的这些变量的时期；也就是说，它依次地或积累性地表现出了这些特征，而不是在它的整个历史中一下子表现出来。然而，基本点仍然显而易见：中国与共产主义国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与第三世界共有许多发展战略和问题。
第一章 中国政治研究第3节 中国政治体制模式（3）
中国模式
以集权主义、共产主义或是发展中国家模式来研究中国，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们实际上转向把中国政治体制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型来处理。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大多引用了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但他们实际认为自己所研究的这个体制是独特的，足以确立一个独立模式的基础。这种趋向在中国研究领域是自然的，又由于汉学传统中把中国问题研究当作一个自成体系的领域而得到了强化。确实，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于社会科学或比较概念侵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存有抵触情绪，以致其他人认为该领域的一些问题处在不愿接受外部观念指导的状况之中。《有关中国问题研究和学科的研讨会》，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3卷第4期（1968年8月），第505～538页；C约翰逊《中国问题学者中社会科学的作用》，载《世界政治学》第17卷第2期（1965年1月），第256～271页；以及RW威尔逊《中国研究的危机》，载《世界政治学》第23卷第2期（1971年1月），第295～317页。
然而，70年代对西方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最激烈的批评，指责西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