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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的宗旨就是在竞争中追求卓越。日本的等级制度繁琐复杂，这样就把直接的竞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另外，严格的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因为从辈分上说，父亲与儿子就不能像美国那样成为真正的竞争对手。他们可能有某些利益上的冲突，但绝不能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当日本人看到在美国家庭生活中，儿子与父亲经常会为谁使用汽车、或由谁来照顾母亲或妻子而发生争论时，他们感到特别的不可思议。
日本生活的另一个比较独特的特点就是在社会机制中安排了很多的中介人，这样即使有冲突关系的两者也不太可能发生直接的正面冲突。这种中间人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人由于自身力量的有限而可能在做某事上失败时，为了避免失败给自己带来的羞辱感，他就非常需要有个中间人。比如，在提亲、找工作、退职以及其他无数的日常事务中，中介人都起着为当事者双方沟通桥梁的作用。甚至在诸如结婚之类的重要事件中，双方也都是各自先找中介人做细致的沟通，然后再分别向对方传达另一方的意见。如果是双方直接的接触，在交流中难免会听到一些别人对自己名誉的责难，从而使自己的名誉受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当事者往往会借助中介人来推进事情的进展。而中介人也以他自己成熟的斡旋技巧博得社会的好感与尊敬。由于中介人的介入和斡旋，事情顺利进展并取得期望结果的概率也就随之增加。另外，中介人还以同样的手段来帮助求职者打探雇主的招工意图，或将雇员的辞职意图转告给雇主。
第五部分第41节：洗刷罪名（4）
不仅在直接竞争的领域，在许多其他的领域中日本人为了避免给他人造成羞辱，引起所谓的“名誉的情义”问题，他们制定了各种礼节礼仪来缓和矛盾，以便把矛盾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日本人认为，主人在迎接客人时必须换上新衣并按一定的礼节来接待。因此，如果去拜访农民时发现他还穿着工作服，那拜访的那个人就必须先在外边稍待片刻。在没有换上适当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的礼节以前，那个农民是不能出来迎接客人的。甚至有时候，主人就在客人所等的同一间屋子里更衣打扮，在没有打扮齐整之前主人也不和客人搭腔，仿佛客人根本就不在现场一样。在农村，男青年都是挑夜深人静、姑娘们已经就寝的时候去向自己心爱的姑娘示爱。对男青年的求爱，姑娘们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但男青年去时都是用毛巾蒙上自己头的，这种装扮并不是为了怕姑娘们认出了他是谁，而只不过是鸵鸟式的小技巧，是为了在遭到拒绝后第二天不会感到羞耻。日后再见面时他也不必承认自己曾受到侮辱。另外，日本人还有一种礼节性的要求就是：对于任何计划，除非有足够成功的把握，否则尽可能的不要涉足太深。比如在谈婚论嫁时，媒人重要的任务之一是要在双方没有确立婚期前，使尽他的一切手段让未来的新娘、新郎以一种特别偶然的方式会面相亲。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公开了想要撮合的意图，那么万一后来双方谈的不妥，就势必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在相亲时年轻的男女都要分别由自己的父、母、或双亲陪同，这时媒人就扮演主人（或女主人）的角色。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安排男、女双方去参观每年一次的菊展或樱展，或者去比较著名的公园或游乐园等等，这样双方就可以装作是“偶然”“碰”到一起的。
通过以上的这种种方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引起的耻辱。虽然人们强调在受到侮辱时受辱者有义务要洗刷污名，但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这种洗刷污名的义务就是人们适当地做一些安排，使人们在相处的过程中不再感到那种受辱感。这点与太平洋诸岛上其他部族在洗刷污名时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那里的人们往往把血洗耻辱作为首要的头等大事来看。
在新几内亚及美拉尼西亚等地从事园艺的原始部落中，人们普遍的观点是对受到的侮辱怒不可遏，必须找机会发泄出来。他们在举行盛大的部族宴会时，必定会说这是由于另一个村子的人说他们太穷了，穷得连十个客人也招待不起。还特别吝啬，把芋头和椰子都藏了起来；那个村子的首领们也都是些蠢货，蠢得连宴会都组织不起来等等。因而，为了显示他们村子的豪奢和大方，他们就大办特办了一场宴会，请来众多宾客，灯火通明，以此来洗刷自己的污名。在婚姻安排和经济往来上也是如此。在双方交战时，敌我双方在真正真枪实弹动武前，必定会首先对一大堆鸡毛蒜皮的事互相谩骂一番。不管是多么琐细的事情，他们也会当作必须争取的利益来看待。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在乎别人对他们名誉的评价。另外，这些部落也多是些不怎么讲文明礼貌的团体。
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是崇尚礼仪的模范。而且，也正是由于这些礼仪的存在，使他们在洗刷污名时会有所顾及。虽然日本人会把受到的侮辱转化为自己获取成功的动力，但日本人总是会用一切方法来限制这种侮辱他人事件的出现。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或传统刺激的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人们才会想到侮辱对人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侮辱的鞭策作用，日本才得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并在十年间成功地推行了它对英美战争的政策。然而，西方人在谈到日本人对侮辱的敏感度以及他们对复仇的热衷度时往往会说：那种在新几内亚部落中知耻而后起的例子，其实更适合于日本人。西欧人之所以在预测日本战败后的反应时不太切合实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在提到对名誉的“情义”时，其实往往还加有特殊的限制。
美国人在认识日本人时，不应因为他们崇尚礼仪就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性。美国人喜欢随便评论人，将之视同游戏。因而美国人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会对如此随意的批评这么认真。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他的英文自传中曾生动地描述了一个日本人如何对他所受到的“嘲笑”作出反应的。写这部传记时牧野芳雄已在美国和欧洲居住了多年，但他却感到自己好像仍然生活在故乡——日本爱知县的农村。他出生于一个富足的地主家庭，排名老小，自幼就受到家中无比的宠爱。在他的童年即将结束时他的母亲去世，不久父亲也破产了。为了偿还欠债，他们变卖了全部家产，牧野芳雄家从此败落了下来。牧野很想学习英语，可他的父亲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来帮助他实现理想了。于是牧野就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当门房，一边看门一边学习英语。到十八岁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到美国去。虽然除了附近的几个乡镇以外，他还未出过远门。
“我于是去拜访了一个我自己觉得有点希望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想法，指望他能给自己一些帮助。可令我非常失望的是，这位传教士竟然喊道：‘什么？你想去美国？’然后他和他的夫人就一起在房间里大声地嘲笑我！霎时间，我觉得真是头重脚轻，天悬地转。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二、三秒钟，然后连声‘再见’也没说，就返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我自言自语道：‘一切全完了！’
天一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一说我之所以离开的原因。我总坚信，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不诚恳，而嘲笑他人就是最大的不诚恳。
“人们常常对我发脾气，我对此从不愤怒。因为人并不是每天都会乐呵呵的，心情不好是人的本性。人们向我撒谎时，我一般也能原谅。因为人性是很脆弱的，在面对困难时不够坚强、不敢讲真话是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无根无据的流言飞语，我也能够原谅。因为人们在听别人说闲话时很难辨明是非，难免会陷进去。
“甚至对杀人犯，我都可以酌情体谅。而对于嘲笑，我却无法原谅。因为人只有在自己待人不真诚时，才会嘲笑无辜者。
“在这里，我想讲讲自己对两个词语的认识。所谓杀人犯就是杀害他人肉体的人；而嘲笑者则是杀害他人心灵的人。
“心灵远比肉体宝贵，因而，嘲笑别人是最卑鄙的罪行。事实上，那对传教士夫妇对我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我心中痛苦万分，我的心在哭泣‘你为什么……！？’”②
第五部分第42节：洗刷罪名（5）
第二天早晨，他卷起全部东西，背着包袱就走了。
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只想去美国当一名画家，没想到自己这种纯真的感情却遭到了传教士的嘲笑，他感到自己的名誉“被残害了”、“被玷污了”。因而，现在的他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这里并依靠自己的能力到美国去。只有这样，他才能雪除污名。他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美国人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美国人看来，那位传教士的“惊讶之情”是十分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标准的。显然，这里牧野先生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语的。日本人认为那种蔑视别人、甚至都不屑和别人争吵的人是不诚实、不正直的。这种嘲笑是非常放肆的，是对人不诚恳的最好证明。
牧野曾说过“甚至对杀人犯，我也可以酌情体谅。但对嘲笑，我实在无可原谅”。既然“原谅”不是对嘲笑的正确态度，那么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报仇。现在牧野来到了美国，那么也算是洗刷了污名。在日本文化中，如果遭到了别人的侮辱，那么“报仇”就变成了一件非常“崇高”的事情，在日本传统中享有很高的地位。那些通过写书向西方人传播日本文化的日本作家，常常使用生动的比喻来描写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富有博爱思想的日本作家新渡户稻造在他1900年所著书中写道：“报仇可以满足人们某种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生活就像数学中的方程式那样，只有报仇才能使方程式的两边保持平衡。否则，我们总感到心事未了。”③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把报仇与日本独特的行为习惯作了比较后写道：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日本人喜爱洁净、讨厌污秽东西的缘故。从小日本人受到的教育就是，如果他的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受到了别人的侮蔑，那么对于这些污秽和伤痛，一个人只有通过彻底的消毒、清洗、治疗才能最后恢复清洁和健康。不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的一系列报仇事例，人们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洁净成癖的民族正在进行的一场晨浴。”④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安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还有一点别人对你的侮辱，你就不再是贞洁的。那种只要一个人自己不感到受到了侮辱，就不能算受辱的观点在日本人的伦理观中是站不住脚的。同理，那种认为他人的所作所为都不能使自己后悔、使自己受辱的观点，也是不被日本人所接受的。
在日本有经常公开倡导这种“晨浴”式的报仇理想的传统。这其中不乏许多家喻户晓的事例和英雄故事，最脍炙人口的恐怕要数《四十七士》的故事了。这些故事都被编入教科书，导成了戏剧，拍成了电影，印成了通俗读物。现在它们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故事中有很多是描写人们如何来面对偶然的失败。例如，有一位大名让他的三个家臣一起来猜猜他的名刀是谁打造的。这三人便各自提了一个名字，等请的专家来后，专家说只有名古屋山三一人准确地说出了这把刀是出自“村正”之手的。另外两位家臣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便要伺机杀掉山三。其中一个人趁山三熟睡的时候用山三自己的刀把山三刺了，但山三并未被刺死。此后，那两个人还是不甘心，更是寻机复仇，最后终于把山三杀了，保全了他们自己的所谓的“对名誉的情义”。
还有一些故事是说，即使是自己的君主，在必要的时候也是要向他复仇的。按照日本的伦理观，“情义”就意味着家臣一定要对君主“尽忠”，同时，如果家臣感到受到了君主的侮辱，也必定会向君主复仇。德川将军家一位家臣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家臣听说，德川曾在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会是一个死相很难看的人”。这对一个武士来说实在是莫大的耻辱。于是，这位家臣发誓，至死也不能忘记这等羞辱。当时，德川刚刚定都东京，主要着手于平定各地叛乱、统一全国。于是，这位家臣暗中勾结敌对诸侯，内应外合，纵火烧毁了东京，顿时整个首都废墟一片。他认为这样就向德川报了仇，实现了“对自己名誉的情义”。很多西方人在讨论日本人的忠诚时，都觉得日本人的忠诚并不是实实在在的，有很多很虚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不了解对日本人而言，“情义”不仅是忠诚，在特定条件下它也可以是背叛。正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一样。
日本历史故事中永恒的主题是报复：一种是向你犯错误而他却没有犯错的人进行报复；另一种是向侮辱自己的人进行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君主。这两个报复的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很常见，情节也多种多样。但在日本当代的历史故事、小说及纪录片，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尽管日本人在古代传统中非常崇尚报仇，今天日本人在现实生活的复仇行为并不比西欧的多，甚至比西欧的还要少。这并不意味人们对他们的名誉不再看重，而是意味人们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日益由进攻性的演变成了自卫性的。人们对耻辱感仍然看得很重，但人们现在更多地是以自我麻痹来代替争打独斗。明治维新以前，由于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还比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人们越来越难进行复仇行动。如果真的要复仇，那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人们可以玩弄一些伎俩向敌人进行报复而使对方毫无察觉。这点多少有些像古代故事中的做法。为了不让对方察觉，主人将粪藏在精美可口的食物中，而客人竟也真的毫未觉察。可是今天，就连这种隐秘的手段也很少能够被应用了。今天，人们只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这种侮辱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就是继续对这种侮辱怀恨在心，从而使自己一事无成。
第五部分第43节：洗刷罪名（6）
由于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等都很敏感，因而很容易恼恨自己，怪自己没用，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近几十年，日本小说的趋势就是反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是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彻夜难眠的。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厌烦了一切：他们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他们的厌倦感并不是由于他们未达到理想，并不是说与理想的宏伟目标比起来，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显得虚无漂渺；同时，这种厌倦感也不是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对立。因为一旦日本人有了崇高的使命感，他就不会产生厌倦感。不管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其实，日本人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种过于感伤的疾病。他们由于害怕遭人拒绝便把这种恐惧感藏于内心深处，最后他自己都迷失了。日本小说中所描写的厌倦心理状态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不同。在俄国小说中，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是小说主人公一切苦闷的根源。乔治·桑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经说过，日本人没有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澄清自己对日本人厌烦根源的看法，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他们这种人生哲学是怎样形成的。的确，日本人的这些观点与西方人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同时也说明日本人的这种做法是与日本人动不动就抑郁是有很大关系的。与美国不同，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而美国的小说不太涉及烦闷的题材。美国小说往往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社会的虐待，但他们很少单纯描写这种厌烦。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以及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小说所暴露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个社会里，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漂荡。不论小说的主人公还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