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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1908—1989） 原名：胡瑞华。籍贯：广东鹤山。处女作：《战功》。成名作：《白云塔》。主要作品：《秋扇怨》、《夫妻的秘密》、《白蛇传》、《白云塔》、《火烧红莲寺》、《啼笑姻缘》、《空谷兰》、《歌女红牡丹》、《某夫人》、《青春梦》、《明月几时圆》等。最高荣誉：1933年当选“电影皇后”。结局：病逝。
国难之夜与张学良“跳舞”谣言盛传，“红颜祸国”论使她有口难辩。荣登电影皇后宝座，胡蝶立愿嫁给电影
1931年，“明星”公司开拍《啼笑姻缘》。为了拍好这部影片，公司决定到北平拍外景。胡蝶与其他演员到达北平时，受到影迷们的热烈欢迎。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胡蝶此次北平之行，竟引出一段莫须有的罪名。
回到上海时，胡蝶一进家门，便感觉气氛不对。母亲似乎刚刚哭过，眼圈红红的。父亲胡少贡瞪了她一眼，将一叠报纸摔在她面前，恨恨地说道：“你自己看看吧！”
胡蝶感到莫名其妙。她拿起报纸，只见上面并排登有自己和张学良的大幅照片，正文写道：“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东北三省之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东北军之最高统帅张学良将军，此时却正与红粉佳人胡蝶女士欢歌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胡蝶再翻其他报纸，都是同样醒目的大标题：《红颜祸国》。胡蝶又急又气，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她大声嚷道：“根本没有的事情，这全是造谣！”
就在这时，与胡蝶正在热恋之中的潘有声急急走进来，安慰她道：“瑞华，我知道你绝不会做那种糊涂事的，这肯定是有人在造谣！”
胡蝶感激地看了看潘有声，扑到他的肩上，委屈地抽泣着。过了不久，门铃又响了，张石川、洪深、郑正秋等人走了进来。他们一起分析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都认为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是想陷害张学良。胡蝶去北平替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将她和张学良扯到一起，张学良这个“不抵抗将军”自然又多了一桩恶名———是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浪荡子，这样更容易激起中国人的愤恨，从政治上将他搞垮。
国难时刻的“跳舞”谣言跟随了胡蝶近半个世纪。
明星公司为此于11月21日在上海《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刊登辟谣启事。导演张石川及演职员洪深、郑正秋等也登启事并刊于报端，为胡蝶作证。
五十四年后，胡蝶在撰写回忆录时，再次重提这件事：“我是在事变之后方始到达北平的，在北平期间因为三部影片同时开拍，生活极其紧张。同时，张石川为防大家散漫，影响拍摄进度，订下了严格的纪律，所以宽闲时间不多，即或有些大的应酬，都是集体行动。
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素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1964年，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影展时，曾有记者问过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他们可以给我安排。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我还开玩笑对朋友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了，现在相识，岂不又给骚人墨客以题目吗？”
胡蝶的“跳舞事件”终于平息了。她没有想到，在“大冤”之后她又遇到了大福，竟然荣获了“电影皇后”称号。
1933年元旦，上海《明星日报》发起评选电影皇后活动。由于事属创举，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参加投票的观众不是太多。半个月以后，《明星日报》逐日将选票数字刊登在报上，将选举期限定为一个月，并准备在电影皇后诞生后，举行一次盛大的加冕典礼。后来因天气太冷，选举期限又延长了一个月。在选举过程中，三位著名电影女明星———明星公司的胡蝶、联华公司的阮玲玉、天一公司的陈玉梅的票数非常接近。竞争越来越激烈，声势也越造越大。投票一直延续到2月28日下午10时截止。当天晚上，明星日报社在北京路大加利莱社揭晓选举结果。到会的有上海名流、电影界代表和著名律师等四十余人。主持人先将选举经过和加冕典礼的筹备情况向来宾作了简单介绍，然后在律师监督下验票。结果胡蝶得二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票，陈玉梅得一万零二十票，阮玲玉得七千二百九十票，胡蝶以多数票当选为电影皇后。
选举揭晓后，原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电影皇后加冕典礼，但因胡蝶本人一再推辞，只好将加冕典礼取消，后来决定将这一庆祝活动和“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结合在一起进行。大会于3月28日下午2时在静安寺路大沪跳舞场举行。由于胡蝶正患眼疾，直到下午5时她才到会。
当她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会场上时，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一个高潮。几位社会名流致贺词之后，即将“电影皇后”证书当场授予胡蝶。
胡蝶走上台，深情地向大家鞠了一躬，说道：“谢谢各位对我的厚爱！”随后，她演唱了歌曲《最后一声》。
一曲终了，来宾纷纷拥上前请胡蝶签名，记者们的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了她……胡蝶的辉煌人生由此开始了。
此时，胡蝶与潘有声已经订婚。她当选电影皇后以后，更加执著于电影事业。
有一次，潘有声开玩笑说：“你这辈子嫁给电影算了。”
“好啊！”胡蝶也笑着说，“我要嫁给电影，世界上又将多一个断肠人。”
“我现在就有点柔肠寸断了。”潘有声盯着她的眼睛，真诚地说道，“我们结婚吧！”“婚后你还让我拍电影吗？”
潘有声认真地说：“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我都无条件地同意。”胡蝶幸福地闭上眼睛，喃喃地说：“你真好！我既嫁给你，也嫁给电影。”
潘有声一把搂住她，将一张热唇吻在了她娇艳的唇上……
1935年11月23日，胡蝶与潘有声在上海九江路圣三一教堂举行了婚礼。
可惜，婚后的事实并不像潘有声当初许诺的那样。此后的一年内，胡蝶只拍了两部影片。她面临着家庭和事业的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她渐渐萌生了息影的念头，决定激流勇退，淡出影坛。
电影皇后—胡蝶避难香港
避难香港，日本人胁迫她当汉奸，她寻机金蝉脱壳。“电影皇后”偷渡回内地，虽有惊无险，但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却神秘失踪
1937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这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11月，上海失守。不久，明星公司在上海枫林桥的总厂被日军占领，明星公司从此不复存在。此时，潘有声已在香港发展事业，于是胡蝶携同家人避居香港。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暂时还不存在战争的直接威胁，胡蝶和潘有声度过了一段堪称平静的生活。
当时潘有声在洋行工作，收入颇丰，工作之余喜欢跑马，也喜欢买马。他终日沉溺于马经，乐此不疲。
胡蝶有些嫉妒地说：“你爱马胜过爱你的妻子，对马比妻子还好。”潘有声搂住她，笑着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第一位的。”可惜，这种幸福生活没有持续多久。
1941年12月25日，港九殖民当局向日本华南派遣军总司令酒井隆中将投降。
日寇铁骑蹂躏的恐怖，随着漆黑的夜幕一起降临，在港岛居留的胡蝶在极度惊恐中度过了“黑色的圣诞”。这以后，每天都有侵略者纵暴淫掠的血腥消息传进这幢曾经是安乐窝的小洋楼里。影界姊妹的悲惨遭遇尤其让胡蝶心悸：以《驸马艳史》出名的红影星梅琦小姐，偏巧选在英国人投降那天与“华南影帝”张瑛举行婚礼，就在新郎面前被残暴的日军扒下了洁白的婚纱……
过了不久，日本人对胡蝶等在港文化名人采取了怀柔政策。他们特派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助登门造访。
这位一口广东话说得比胡蝶还纯熟的“中国通”，貌似彬彬有礼地向“电影皇后”提出三个条件：平等合作，尊重自由，接受日军的保护。胡蝶既恐惧又厌恶，只好不停地点头敷衍。第二天，“良民证”送来了，“食品配给卡”送来了，当然，那些日军侦探也随时可以上门了。他们每次来都表现得客客气气，但临走时，总会毫不客气地顺手带走一些值钱的东西。胡蝶整天生活在惊惧中。就在这时，和久田幸助又带来了“平等合作”的具体内容，说是日本影迷皆欲亲睹“皇后”的风采，特邀胡蝶去日本访问，并拟定由她拍一部电影《胡蝶游东京》，几天后就要启程。
这时，胡蝶终于弄清了日本人对她“友好”的真实目的。在惊惧之中，她想起了前些天曾经去拜访过的仍滞留在香港的梅兰芳先生。那天，她一见梅兰芳便吃了一惊，数年前她去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节，第一次在轮船上与梅兰芳相遇，那时的他潇洒俊逸，可才过去仅几年，梅先生的唇上竟然蓄留起浓黑的八字须。胡蝶道：“梅先生，听说日本人这几天要逼您到东京去唱《天女散花》！”
梅先生笑道：“如此国难当头之际，我岂能去东京为虎作伥？有个叫和久田幸助的人来过几次，都被我严词拒绝了！”“你的胡须？”
梅先生朗声道：“我留须是为明志，只要不打败日本鬼子，我绝不登台唱戏！”
胡蝶敬佩地点点头，说：“梅先生打算去重庆吗？”
“我哪儿也不去！”梅兰芳坚定地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一分中国人的骨气，谅日本人也奈何我们不得！胡小姐，我现在只担心你！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你一个弱女子能抵挡住他们的威胁利诱吗？请你记住，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保持民族气节！”
胡蝶郑重地点点头说：“我知道，梅先生，请你放心，胡蝶决不当汉奸！”
今天，日本人果真来拉拢自己了，胡蝶寻思着应对之策。她决定先来个缓兵之计，于是笑着说：“我这段时间身体不舒服，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请胡女士考虑一下，过几天我们再谈细节。”说完，和久田幸助走了。
胡蝶心乱如麻。日本人步步进逼，答应他们，那就是当了“文艺汉奸”，这可是万世骂名啊！不答应，日本人岂会善罢甘休？想着想着，胡蝶不寒而栗。她一把握住丈夫的手，说：“咱们逃走吧，回内地去！”
可是，除了做生意就只会买跑马票的潘有声，此刻只有长吁短叹的本事：“有啥办法逃脱呢？我只会卖茶叶。”
“那你就不能找几个生意上的朋友讨教讨教？”胡蝶提醒说。“对了，有个叫老梁的曾经偷偷告诉过我，皇后大道上专门做茶叶批发生意的粤华公司，其实是八路军的秘密联络站。不过……”他又变得迟疑起来，“这，这就要和共产党打交道了。”“共产党？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总归比你那些英国朋友牢靠。快去找他们！”
只一天工夫，潘有声就和中共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联系上了。
对于“电影皇后”拒绝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正义之举，游击队深表钦佩，决心动用在引渡活动上最有经验的黄冠芳纵队，妥善保护胡蝶一家脱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为其设计了逃脱方案。
不料，在准备启程时，又出现了枝节。
这次逃离，胡蝶不仅要带着两个孩子，还要带上几十只箱笼。箱笼里装的全是钻石戒指、裘皮大衣、法国香水、德国皮鞋等高级物品。但这几十只箱笼随着人走实在引人注目。游击队方面经过研究，提出了人、物分行的方案，即先送胡蝶一家逃走，随后设法以贩运“水货”的方式将这堆“宝贝”送进内地，但他们要求胡蝶自己指定监护人。因游击队的行动区域只能到惠阳，往前便是“国统区”了，得另有可以公开政治身份的人对付“国军”哨卡。这倒不难办，胡蝶将此事托付给了“国际难民救济总署”的毛芝英和杨惠敏。
1942年8月的一天上午，胡蝶挽着丈夫，保姆用推车推着两个小孩，装作走亲戚的模样，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家门。一位头戴白帽，身穿黑绸短衫，扮成“烂仔”模样的地下交通员，早在路口拐角处候着。一见胡蝶走过来，他远远地打了声口哨，然后在前面带路，引导他们一家穿过人烟稠密的商业区，走上一条僻静的小路。拖儿带女，而且是步行，麻烦自然不少。后来走到荒野中，胡蝶的脚底都起了泡，实在走不动了。幸亏这时有人来接应，用扁担箩筐挑起了两个小孩，这才使他们逃亡的速度加快了许多。
傍晚，他们先躲在铜锣湾附近，等夜色降临后，再乘小艇上了远离堤岸的一条大木船。
暗淡的星光照映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阵阵海风吹来，出门时穿着夏装的胡蝶夫妇冷得瑟瑟发抖。更叫人胆战心惊的是，岛边日军的探照灯在海面上晃来晃去。
上岸的地点选在探照灯搜寻不到的死角。游击队早已安排人在这里接应。抵达宿处时，已近凌晨。
翌晚，胡蝶夫妇换上了交通站为他们准备好的服饰，化装成逃难的平民，在游击队的严密保护下，从九龙出西贡，坐渔船经大鹏湾抵达惠阳。
在惠阳遭遇了日伪的警备队。游击队员带着他们绕山坡走小道，及时逃脱险境，顺利到达了曲江。
曲江又名韶关，是国民党广东省府战时所在地，胡蝶在这里受到李汉魂、李大超等军政要人的热情款待。
当时的曲江条件非常有限，又在战争时期，从香港过来的人也很多。胡蝶一家暂时就住在曲江边上的一艘客船上。这艘船被人们戏称为“蝶声小舟”。
曲江电信局长李大超和太太黄存英见胡蝶生活实在困难，就拿出一笔钱，为她找了块空地，盖起了一幢简易的房屋，算是为她解决了栖身之处。一天，广东省政府特地派人来拜访胡蝶，并且给她送来了一点救济金，帮助她渡过生活难关。
在曲江安顿下来后，胡蝶便一心一意地等着托杨惠敏带来的行李，但却一直没有等到，她心中开始有种不祥的预感。胡蝶一家在曲江，一住就是一年。这一年多里，潘有声根本没法做生意，也没有任何收入，全家人的生活都靠胡蝶原来带出的一点积蓄维持，十分拮据。
一年之后，曲江也燃起战火，广东省政府不得不做向大后方撤退的准备。胡蝶只好再次踏上流亡的征程，全家人疲惫不堪地来到了广西桂林。
不幸的消息终于降临了。
一天，潘有声神色黯然地告诉胡蝶说：“有人从香港那边传来消息，让杨惠敏托运的行李在路上全部丢失了。”
胡蝶一听这个消息，顿时血往上冲，五内俱焚。箱子竟然丢了？这可是我胡蝶半生的心血啊！有些东西是国际知名人士的赠品，是她积累的无价之宝啊……她嚎啕大哭起来。纵然有潘有声及其母亲在旁相劝，可也无济于事。
胡蝶丢失大量财物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好事者对此大肆宣传，说杨惠敏私吞了胡蝶的39箱财物。
报纸上的报道深深地刺痛了此时也在重庆的杨惠敏。她知道这次她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原来，她和别人雇了数只小船装着胡蝶的财物机警地闯过了罗湖封锁线，到了惠阳地界。由于箱多不便，杨惠敏只好又雇了两辆马车重新装好那39箱财物往曲江赶去。
一天，两位车老板不肯在晚上赶路，杨惠敏只得在一家客栈停下，决定住一晚。就在这个晚上，遭路匪抢劫，不仅财物全丢，与她同行者也被当场打死。
事后，杨惠敏觉得无颜再见胡蝶，歉疚之情时时击打着她的心。如今看到了报纸上的言论，更让她有苦难言，但她觉得自己如果再不出来说话，那她从此将永远背上私吞朋友财物的坏名声。于是，杨惠敏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同时也给胡蝶写信，澄清实情。
杨惠敏说：“我于香港沦陷后，曾秘密来往香港八次，营救了几百位要人和青年回国。代胡蝶运送的三十多件行李，要过东江时，因兵荒马乱，全部被劫，并非我拐骗私吞。”
尽管杨惠敏坚称自身清白，但因无对证，是劫是骗，终究无法向外人说清。胡蝶读到杨惠敏的声明后，仍然心存疑虑。她决定去重庆，当面向杨惠敏问个明白。
电影皇后—胡蝶落入陷阱（1）
才离虎穴，又入魔窟。戴笠垂涎影后美色，勾结杨虎做笼子，胡蝶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