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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 9 月初。
法国邮轮让 · 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 6000 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乐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帏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忧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 9 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在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 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4 4 4。
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我爸爸吗？
（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 不知道。
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 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1949 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1949 年 3 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哎呀，剑桥的何伦① 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这次到香港他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
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口气里像是很有把握。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 ） 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 ）。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他一边切着二十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两天后，这位最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一坐下他就声明这回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来对我进行一些规劝。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玛萨里克②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③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食指声音颤抖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
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 ：我后天飞伦敦。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话。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个摇篮里的娃娃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伦，东方的何伦却不止一位。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谈三五年肃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你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别看香港这 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受了委曲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④那么慷慨激昂地当众讲一通的，碰上了德莱季雷福斯⑤那样的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
于是，参谋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剑桥的聘书，将来尽可以回去作客。当共产党的客人可比当干部舒服。中策，当个半客人——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你还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旧门环
北京城杂忆
一、市与城
如今晚儿，刨去前门楼子和德胜门楼子，九城全拆光啦。提起北京，谁还用这个城字儿！我单单用这个字眼儿，是透着我顽固？还是想当个遗老？您要是这么想可就全拧啦。
咱们就先打这个城字儿说起吧。
市当然更冠冕堂皇喽，可在我心眼儿里，那是个行政划分，表示上头还有中央和省哪。一听市字，我就想到什么局呀处呀的。可是城使我想到的是天桥呀地坛呀，东安市场里的人山人海呀，大糖葫芦小金鱼儿什么的。所以还是用城字儿更对我的心思。
我是羊管儿胡同生人，东直门一带长大的。头 18 岁，除了骑车跑过趟通州，就没出过这城圈儿。如今奔 76 啦，这辈子跑江湖也到过十来个国家的首都，哪个也比不上咱们这座北京城。北京市，大家伙儿现下瞧得见，还用得着我来唠叨！我专门说说北京城吧。
谈 起 老 北 京来，我心里未免有点 儿 嘀 咕！ 说 它坏，倒落不到不是。要是说它好，会不会 又 有 人 出 来 挑剔？其实，该好就是好，该坏就是坏，用不着多操那份儿954年时的宣武门南侧面心。反正好的也说不坏，坏的说成好，也白搭。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况且时代朝前跑啦。从前用手摇的，后来改用马达了——现在都使上电子计算机啦。这么一来，大家伙儿自然就不像从前那么闲在了。所以有些事儿就得简单点儿。就说规矩礼数吧，从前讲究磕头，请安，作揖。那多耽误时候！如今点个头算啦。我赞成简单点。您瞧，我这 人不算老古板吧！
可凡事都别做过了头。就拿文明语言来说吧。本来世界上哪国也比不上咱北京人讲话文明。往日谁给帮点儿忙，得说声劳驾；老天桥的卖艺人正在表演送点儿礼，得说费心；向人打听个道儿，先说借光；叫人花了钱，说声破费。光这一个谢字儿，就有多么丰富、讲究。
现在倒好，什么都当修给反掉啦，闹得如今北京人连声谢谢也不会说了，还得政府成天在电匣子里教，您说有多臊人呀！那简直就像少林寺的大和尚连柔软体操也练不利落了。
您说怎么不叫我这老北京伤心掉泪儿！
二、京 白
五十年代为了听点儿纯粹的北京话，我常出前门去赶相声大会，还邀过叶圣陶老先生和老友严文井。现在除了说老段子，一般都用普通话了。虽然未免有点儿可惜，可我估摸着他们也是不得已。您想，现今北京城扩大了多少倍！两湖两广陕甘宁，真正的老北京早成少数民族啦。要是把话说纯了，多少人能听得懂！印成书还能加个注儿。台上演的，台下要是不懂，没人乐，那不就砸锅啦！
所以我这篇小文也不能用纯京白写下去啦。我得花搭着来——花搭这个词儿，作兴就会有人不懂。它跟清一色正相反：就是京白和普通话掺着来。
京白最讲究分寸。前些日子从南方来了位愣小伙子来看我。忽然间他问我你几岁了？我听了好不是滋味儿。瞅见怀里抱着的，手里拉着的娃娃才那么问哪。稍微大点儿，上中学的，就得问十几啦？问成人多大年纪。有时中年人也问贵庚，问老年人高寿，可那是客套了，我赞成朴素点儿。
北京话里，三十来岁跟三十几岁可不是一码事。三十来岁是指二十七八，快三十了。三十几岁就是三十出头了。就是夸起什么来，也有分寸。起码有三档。挺好和顶好发音近似，其实还差着一档。挺相当于文言的颇。褒语最低的一档是不赖，就是现在常说的还可以。代名词我们和咱们在用法上也有讲究。咱们一般包括对方；我们有时候不包括。你们是上海人，我们是北京人，咱们都是中国人。
京白最大的特点是委婉。常听人抱怨如今的售货员说话生硬——
可那总比带理不理强哪。从前，你只要往柜台前头一站，柜台里头的就会跑过来问 ：您来点儿什么？哪件可您的心意？看出你不想买，就打消顾虑说：您随便儿看，买不买没关系。
委婉还表现在使用导语上。现在讲究直来直去，倒是省力气，有好处。可有时候猛孤丁来一句，会吓人一跳。导语就是在说正话之前，先来上半句话打个招呼。比方说，知道你想见一个人，可他走啦。开头先说，您猜怎么着——要是由闲话转入正题，先说声：喂，说 格的——就是希望你严肃对待他底下这段话。
委婉还表现在口气和角度上。现在骑车的要行人让路，不是按铃，就是硬闯，最客气的才说声靠边儿。我年轻时，最起码也得说声借光。会说话的，在借光之外，再加上句溅身泥。这就替行人着想了，怕脏了您的衣服。这种对行人的体贴往往比光喊一声借光来得有效。
京白里有些词儿用得妙。现在夸朋友的女儿貌美，大概都说：长得多漂亮啊！京白可比那花哨。先来一声哟，表示惊讶，然后才说：瞧您这闺女模样儿出落得多水灵啊！相形之下，长得死板了点儿，出落就带有发展中的含义，以后还会更美；而水灵这个字除了静的形态（五官端正 ） 之外，还包含着雅、娇、甜、嫩等等素质。
名物词后边加儿字是京白最显著的特征，也是说得地道不地道的试金石。已故文学翻译家傅雷是语言大师。五十年代我经手过他的稿子，译文既严谨又流畅，连每个标点符号都经过周详的仔细斟酌，真是无懈可击。然而他有个特点：是上海人可偏偏喜欢用京白译书。
有人说他的稿子不许人动一个字。我就在稿中儿字的用法上提过些意见，他都十分虚心地照改了。
正像英语里冠词的用法，这儿字也有点儿捉摸不定。大体上说，儿字有小意，因而也往往带有爱昵之意。小孩加儿字，大人后头就不能加，除非是挖苦一个佯装成人老气横秋的后生，说：喝，你成了个小大人儿啦。反之，一切庞然大物都加不得儿字，比如学校、工厂、鼓楼或衙门。马路不加，可走小道儿、转个弯儿就加了。当然，小时候也听人管太阳叫过老爷儿。那是表示亲热，把它人格化了。问老人您身子骨儿可硬朗啊，就比身体 好啊亲切委婉多了。
京白并不都娓娓动听。 北 京 人 要 骂 起 街来，也真不含糊。我小时，学校每年办冬赈之前，先派学生去左近一带贫民家里调查，然后，按贫穷程度发给不同级别的领物证。有一回我参加了调查工作，刚一进胡同，就看见显然在那巡风的小孩跑回家报告了。我们走进那家一看， 哎 呀， 大 冬 天 的，连床被子也没有，几口人全蜷缩在炕角上。当然该给甲级喽。临出门，我多了个心眼儿，朝院里的茅厕探了探头。嗬，两把椅子上是高高一叠新棉被。于是，我们就要女主人交出那甲级证。她先是甜言蜜语地苦苦哀求。后来看出不灵了，系了红兜肚的女人就插腰横堵在门槛上，足足骂了我们一刻钟，而且一个字儿也不重，从三姑六婆一直骂到了动植物。
《日出》写妓院的第三幕里，有个家伙骂了一句我教你养孩子没屁股眼儿，咒的有多狠！ 可北京更讲究损人——就是骂人不带脏字儿。挨声骂，当时不好受。可要挨句损，能叫你恶心半年。
有一年冬天，我雪后骑车走过东交民巷，因为路面滑，车一歪，差点儿把旁边一位骑车的仁兄碰倒。他斜着瞅了我一眼说：嗨，别在这儿练车呀！一句话就从根本上把我骑车的资格给否定了。还有一回因为有急事，我在人行道上跑。有人给了我一句 ：干吗？奔丧这是一幅旧时的素描画，描绘了轿夫抬轿子过街道的情景。
哪！带出了恶毒的诅咒。买东西嫌价钱高，问少点儿成不成，卖主朝你白白眼说：你留着花吧。听了有多窝心！
三、吆 喝
一位二十年代在北京作寓公的英国诗人奥斯伯特 · 斯提维尔写过一篇《北京的声与色》，把当时走街串巷的小贩用以招徕顾客而做出的种种音响形容成街头管弦乐队，并还分别列举了哪是管乐、弦乐和打击乐器。他特别喜欢听串街的理发师（剃头的） 手里那把钳形铁铉。用铁板从中间一抽，就会呲啦一声发出带点颤巍的金属声响，认为很像西洋乐师们用的定音叉。此外，布贩子手里的拨啷鼓和珠宝玉石收购商打的小鼓，也都给他以快感。当然还有磨剪子磨刀的吹的长号。他惊奇的是，每一乐器，各代表一种行当。而坐在家里的主妇一听，就
准知道街上过的什么商贩。最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广播了阿隆 · 阿 甫 夏 洛 穆 夫以北京胡同音响为主题的交响诗，很有味道。
囿 于 语 言 的 隔阂，洋人只能欣赏器乐。其实，更值得一提的是声乐部分——就是北京街头各种商贩的叫卖。
听过相声《卖布头 》 或《 改 行 》 的，老百姓家都不免会佩服当年那些叫卖者的本事。得气力足，嗓子脆，口齿伶俐，咬字清楚，还要会现编词儿，脑子快，能随机应变。
我小时候，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胡同里从早到晚叫卖声没个停。
大清早过卖早点的：大米粥呀，油炸果（鬼 ） 的。然后是卖青菜和卖花儿的，讲究把挑子上的货品一样不漏地都唱出来，用一副好嗓子招徕顾客。白天就更热闹了，就像把百货商店和修理行业都拆开来，一样样地在你门前展销。到了夜晚的叫卖声也十分精彩。
馄饨喂——开锅！这是特别给开夜车的或赌家们备下的夜宵，就像南方的汤圆。在北京，都说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其实，馄饨挑子也一样。一头儿是一串小抽屉，里头放着各种半制成的原料：皮儿、馅儿和佐料儿，另一头是一口汤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