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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当我工作累了，倒在沙发上，望着这一切，心头就总有一种不那么舒服的感觉。我想：假若把十亿人搭成个金字塔，享有一间书斋的人肯定是在塔尖上。当然，电视上也看到过农民盖的整幢整幢楼房，可是我身边的许多人，住得都不比我当年宽绰多少。一个青年评论家，在同另外几个同志睡着双层床。还有三代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的。一位很有成就的女作家，一提房子，她就摇头皱眉。我相信他们决不会放松自己的努力，必然也像我当年那样，把房管所的门槛都跑穿了。那时我看到的是难看的面孔，如今呢，可能和气点了，然而管理员还会朝你摊开双臂说：没有房叫我咋办？
自然，现在到处在盖房了。从统计数字看，市民平均的住房面积也在上升着。我祝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我祝愿我的同行们个个都能有一间书斋。
到那时，我再来谈我书斋里的陈设吧。这里，我只想说，我在七十三岁上，才混上一间书斋。我希望并且相信新的一代，将会早一点有。
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五年
老北京的小胡同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的早年的世界。四十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还是位老姑姑告诉我说，我是在羊管（或羊倌 ） 胡同出生的。
七十年代从五七干校回北京，读完美国黑人写的那本《根》，我也去寻过一次根。大约三岁上我就搬走了，但印象中我们家好像是坐西朝东，门前有一排垂杨柳。当然，样子全变了。九十年代一位摄影记者非要拍我念过中学的崇实（今北京二十一中 ），顺便把我拉到羊管胡同，在那牌子下面只拍了一张。
其实，我开始懂事是在褡裢坑。十岁上，我母亲死在菊儿胡同。我曾在小说《落日》中描写过她的死，又在《俘虏》中写过菊儿胡同旁边的大院——那是我的仲夏夜之梦。
母亲去世后，我寄养在堂兄家里。当时我半工半读：织地毯和送羊奶，短不了走街串巷。高中差半年毕业（1927 年冬 ），因学运被变相开除，远走广东潮汕。1929 年虽然又回到北平上大学，但那时过的是校园生活了。我这辈子只有头十七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的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
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阕动人的交响乐。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锔盆锔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艺儿，嗞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漾漾花纹。
北京的叫卖声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骨朵儿大田螺丝，夏天是莲蓬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粘乎乎的，冬天烤白薯真热火
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尾，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时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乞者：行好的——老爷——太唉太——有那剩菜——剩饭——赏我点吃啵。
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离了或苏三离了洪洞县。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在给自己壮胆。
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几个钱就能买支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隆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的世界。阔孩子放沙雁，穷孩子也能有秫秸糊个屁股帘儿。反正也能飞起，衬着蓝色的天空，大摇大摆。小心坎儿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
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啦。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
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里见不到阳光。北京胡同停在一家住户门口等生意的黄包车夫。
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胡同可以说是一种中古民用建筑。我在伦敦和慕尼黑的古城都见到过类似的胡同。伦敦英格兰银行旁边就有一条窄窄的针鼻巷，很像北京的胡同。在美洲新大陆就见不到。他们舍得加固，可真舍不得拆。新加坡的城市现代化就搞猛了。四十年代我两次过狮城，很有东方味道。八十年代再去，认不得了。幸而他们还保留了一条牛车水。我每次去新加坡，必去那里吃碗排骨茶。边吃边想着老北京的豆浆油炸果。
但愿北京能少拆几条、多留几条胡同。
一九九三年十月
东 直 门
我虽说是个老北京，十八岁以前从没离开过，其实，我最熟悉的还是我出生并长大的东直门。在我两三岁上， 家就从我呱呱坠地的羊管胡同搬到菊儿胡同了，所以羊管胡同在我脑子里没留什么印象。我依稀记得门前仿佛有一溜树，还有一片空旷的草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我先后两次去寻过根，连一棵树也没见到。这其实倒也不足怪。八十年代我还重游过福州的仓前山和伦敦西北部的哈姆斯苔德，所有那些树林如今都盖起房屋了。菊儿胡同那里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那苦命的妈死在那儿——见我的落日。天下竟有这种巧事！我十一岁那年夏天刚进地毯房学徒，她就在我一辈子第一次领到工资那天咽的气，而且还吃上我挣来的一口苹果！我们在菊儿胡同住的是路东一个独门独院，一共只三间北屋，东墙根有一道山墙， 刨几个蹲坑，那就是厕所。东南墙角有只破筐，上面铺着点稻草，那就是我们那条最护家的狗小黑的窝。它饿了就到处去偷吃的，然后回来守我们那个破家。它越穷越横，生人一探头它就汪汪的咬，有时也因偷吃的给人家打得满身是血。七十年代有一回我骑车去那里寻根。唉呀，东墙南墙都各盖了两间房，挤成蜂窝了。二十年代我们在这儿住时，尽管穷，可还有个院子啊！
菊儿胡同出口是一座院坪。北面是座破庙，西边是一道垂杨柳。
中间就成了左近穷孩子们的游戏场。那就是我的小说《俘虏》的背景。
在读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时，我心里想的就是那片草坪。我们在那里玩过各种游戏，也斗过蟋蟀，排队举过莲花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在那里听到一位穿月白色上衣黑裙子的女士的演讲，她还教了我们一首我至今还会唱的《自由歌》。 那是一支曾影响了我一生的歌。
东直门我最熟的还是北新桥。我从小学到高三差半年毕业因学运被开除这一段，没离开过那一带。到今我仍记得当年那些铺子的门脸儿：门前冷清的棺材铺，热气腾腾的包子馆，高台阶的茶叶店，还有我在那儿吃过多少碗面条的大碗居。露天的摊子我更熟了：坐在长板凳上喝豆汁，吃灌肠或扒糕。
马路那时连石子儿都不铺。一刮风，对面看不见人。我也不知道吞下多少从戈壁刮来的土！在旋风里，坐在包月车里的少爷还当当不停地踩着脚铃，扎了红绿绸子的自行车也威风地按着嗽叭。偶尔过一辆汽车，那大概必是什么阔佬，因为倘若是位大官儿，就还得戒严呢。
谈到东直门，就不能不提提那一带的三大建筑，而且那时对我都带点神秘性。一个就是蒙藏喇嘛所在的雍和宫，每天一大早，整个那一带都能听到喇嘛念经时吹的足有一丈长的号筒发出的鸣声，深沉而且雄壮。行人可以从雍和宫前头的牌坊和影壁前穿过，看到穿着绛紫裙子黄披肩手持素珠的蒙藏老少喇嘛。一到年下和节日，喇嘛们还跳神打鬼，号筒和锣鼓齐鸣，好不热闹！前头还有几名开路喇嘛威风凛凛甩着皮鞭子，说是去邪，起哄的和不顺眼的，有时也追着打。
1925 年我参加 CY 时，已故于道泉教授一度曾领导过我。二六年我被捕后 ，他就遁入雍和宫，同喇嘛们一混就是十年，学会了藏文。三九年我们同在伦敦东方学院教书，他教藏文。四九年后， 直到前年去世。他一直是中央民族学院藏文教授。从他的早年那段经历可以看到汉藏相处得多么融洽。雍和宫对面是国子监——它的西头就是安定门了。全北京， 除了故宫，那可是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几座牌坊都没拆，那尊官工人等至此下马的石碑也还健在。同南池子一样， 也仍是北京一条树木成荫的胡同。现在它成为首都图书馆了。二十年代我还从大三条排队去那里祭过孔。事先我们排过祭孔歌，现在歌词我只记得大哉孔子一句了。
贴着东直门城根还有一座十分奇特（像个大蒜头）的建筑，那是俄罗斯的东正教堂。拱形屋顶上也是一具十字架，只是礼拜时又点香又点蜡烛，比耶稣教更具吸引力。他们礼拜时嘴里嘟嘞嘞——现在知道念诵的是希腊文。教堂左近经常看到一些扶老携小的俄罗斯人，都是十月革命后从本国逃出来的，见人就伸手乞讨，样子看似很可怜。
就是他们使我老早就记住：当什么可也别当个四处流浪没有祖国的人。
一九九五年
小黑的友情
家境顺的孩子一般都不大淘气。
我早年可很不顺。没等我出生，爹就死了。不到十岁，妈妈也撒手而去。在班上，老师的板子是专给穷孩子准备的。进了地毯房，三把铁家伙动不动就不定抡下哪把。回到家来，堂兄的脸总铁青铁青的。脾气一上来，不是罚我在那盆碧桃前边跪上个把钟头，就是挨掸把子。一回他在我头上晃起菜刀来，我妈才抱住我说，我可就这么一个儿！
大概越是处在逆境中的儿童越不正常。淘气像是对坎坷生活的一种报复，是一种发泄。记得我曾把人家的猫丢进金鱼缸里，还拔过学校厕所照明的电线。一位长者对我摇着头说，淘得简直没边儿啦！
一个晚上，我把胡同里一条野猎狗的尾巴上绑了根绳子，绳头上拴了个木片儿，害得那狗拖着木片儿在胡同里来回走了一宵：它神经质地总想摆脱那赘物。
第二天，胡同里好几口子容易失眠的街坊，都抱怨一宵也没睡安宁，气得打了那狗，也骂了往它尾巴上拴木片儿的缺德鬼！
其实，我很爱狗。早年每当自己不受待见时，就觉得狗比人好。有人骂狗嫌贫爱富，专咬衣着破烂的，放风筝如乞丐。我倒认为狗挺讲义气。小时家里曾一度连人都吃不饱，哪有什么可喂狗的。当时我们家那条叫小黑儿的狗，就到处去偷吃，可还回来看我们那个家。有时它因偷吃被人家打得满身是血，夹着尾巴嗷嗷叫着回来，就朝院子犄角那堆稻草垛上一倒，还一声声地呻吟着。
那时小黑儿可以说是我的亲密伴侣。我常带它出东直门。我倚坐在护城河边的柳树下面看书，它要么趴在我旁边打盹儿，要么就在附近觅食——有时也会碰上合得来的异性同类。但它从不走远，眼睛总溜着我的动静。
在我那孤寂的童年，小黑儿给过我不少温暖。
（原载《光明日报》，1998年1月8日）
终身大事
一、宿 命
男女结合历来是神话的大好题材。读过古罗马神话，看过西欧古典绘画的，大概都记得那个背上长了一对翅膀、手执弓箭的胖小子。他叫丘比特，乃维纳斯的令郎。这位小爱神往往蒙着眼睛举弓乱射。世间少男少女的心，只要经他那支箭射中，就天作良缘了。
幼年，在北京寺庙中间，我最感兴味的是东岳庙——如今成了公安学校。一般庙宇大同小异：一进山门总是哼哈二将，四大金刚八大怪；再往里走，大雄宝殿里不是乐观主义者大肚皮弥勒佛，就是满面春风的观世音。东岳庙可不然，它有十八狱，那实际上是阴曹地府的渣滓洞：有用尖刀血淋淋地割舌头的，有上刀山下火海的，不过那些泥塑的酷刑都旨在警世。也许为了对照，东边还有座九天宫，那座巨大木质建筑非常奇妙。我时常噔噔噔地盘着木梯直上云 霄，飘飘然恍如成了仙。
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西北角上一个小跨院，那里供着一位月下老人。少男少女只要给他用红头绳一系，就算佳偶天成了。因此，这个小跨院（性质有点像婚姻介绍所 ） 里的香火特别旺盛，不断有作父母的带着自己的儿子，一个个都穿着新缝的长袍马褂，整整齐齐，进了
庙先在炉里烧上一炷香，然后跪在蒲团上，每作完一个揖，就毕恭毕敬地朝月下老人磕一个头。
跨院里照例拥有一簇看热闹起哄的。当男青年在虔诚地朝拜祷告时，他们就大声嚷：磕吧，磕响点儿，老头儿赏你个美人儿！也有恶作剧的，故意大煞风景地叫喊：磕也白磕，反正你命里注定得来个麻媳妇儿！
正因为有这帮子人捣乱，几乎就没有见过女青年来跨院里朝拜。有人说，她们来也赶大早或者傍晚，因为她们也需要月下老人的照顾。
于是，我心下就冒出个困惑不解的问题：为什么非要男婚女嫁？
有位长者捋了捋胡子，用一首北京儿歌回答了我：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咧咧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么呀？点灯说话儿，吹灯作伴儿，明儿早晨给你梳小辫儿。
那是我最早接触的一份恋爱（或者说结婚 ） 哲学。这种哲学不但以男性为中心，而且十足的实用主义。
二、浪 漫
我听过一位教授的英国文学史课。学期终了，一检查笔记，讲授的内容一半以上都是历代英国作家——尤其诗人们的恋爱史。温课的时候，禁不住要比较一下究竟是拜伦还是雪莱恋爱的次数多。
在西洋文学里，恋爱的确是作家们向来最热中的题目。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一剧里，写尽了青年男女在恋爱中的痴情、妒忌、执拗和盲目。月光下，在那扑朔迷离的小森林里，喜欢恶作剧的小精灵迫克，就在仙王奥布朗的指使下，捉弄起少男少女。这里海誓山盟，那里越追越躲。及至东方破晓，才又恍然大悟。
情人眼里出西施。看来爱情是盲目的这个概念，也并非中国人所独有。
十八世纪英国诗坛大师威廉 · 布莱克认为爱情的奥秘在于只可神传不可言说。他有一首诗，三十年代译出后曾在我国传诵一时。我身在医院，手边既没有原文，更没有中译文。只记得头四行仿佛是这样：永莫试图诉说你的爱情，爱情是不可言说的；正如微风的吹拂，温煦地，无影无形地……
在许多欧洲作家眼中，爱情总是一种矛盾重重的东西。有的形容它作甜蜜的折磨，有的说是傻子的智慧，智者的愚蠢。烦恼，但又无可奈何，说是像出疹子，一场人人都得经受的灾难。中国也有女难之说，有人不胜惋惜地喟叹英雄难过美人关。但也有为女方抱不平的，所谓痴心女子负心汉。明代就有文人借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壮举，来为忠实于爱情的姑娘大出一口气。
法国作曲家比才在著名歌剧《卡尔曼 · 哈巴涅拉舞曲》里，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爱情：爱情像一只自由的野鸟，没有人能把它驯养，去恳求它也无用。倘若它想拒绝的话，无论是威胁还是祈求，它都满不在意。接着又唱道：爱情是茨岗的孩子，它永远不理会法律的约束。你以为已把这只鸟儿抓住，转瞬它又振翅飞去。爱情远逝了，你无限惆怅。当你已不再向往时，它又飞回你身边，围绕着你迅速盘旋。它似擒又纵，来而又往。总之，不可捉摸就是了。
然而另外也有些人带了不屑的神情，把绝代佳人斥为绣花枕头一肚草。他们所追求的显然是更为实际的东西。
三、实 际
朋友讲过一个只有在文革时期的中国才会发生的事：据说有位臭名昭著的伪满大汉奸的外孙女，长得如花似玉，然而苦于身上背了个某某人的外孙女这么个无形的沉重包袱。由于貌美，追逐她的大有人在。她决心要利用自己的外形这笔资本，甩掉那个使她成天坐立不安的包袱。在追逐者中间，她挑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之子。她提的条件是：给我党籍军籍。她一切都如愿以偿了，只是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原来嫁了个难以容忍的浪荡子。她抱怨，她抗议，因为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创伤。终于闹翻了。她提出离婚，对方说，离就离。军党二籍也立即随着婚姻关系一道消失，她作了场不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