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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颇有几对夫妻是双双自尽的。这跟大西洋沉船时一道丧生者有相同的一面，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那阵子我就偷偷买过几瓶敌敌畏，动过这种念头；幸而我有的是一位坚强的爱人。在那场浩劫中，她由于同戴红箍的顶撞，受的罪要比我深重多了，并且还尝到了皮肉之苦。然而一个从不在乎营养的她，在牛棚里却通过看守人向家里索起多种维他命丸。一经发觉我那种怯懦的企图，她就断然制止。第一，她反问我：咱们没有犯罪，凭什么死？第二，她相信物极必反，恶者必不得好下场。她要我同她一道看看历史将会为歹徒做出怎样的结论。
土建的地基靠钢筋水泥，感情的基础靠工作和患难共处。有人说地下党伪装夫妻的同志不许真地发生感情，我不信。再也没有比在敌人刀光下并肩作战的战友更容易建立起感情的了！今天，倘若一位青年发明家在工作中受到挫折，而一位女同志在斗争中，冒了风险挺身出来支持他，鼓励他，他们最终成为夫妻，我认为不但是极其自然的，而且基础必然是深厚的。这里不存在什么甜蜜的折磨，而是信任尊重，对党、对国家、对四化共同的忠诚。这样的爱情会给予生命以力量和意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巨厦，将经得起台风、旋风、龙卷风以至里氏八级的地震。
一九八○年十二月
在十字架的阴影下
1979 年访美归来，我接到美国汉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路易斯 · 罗宾逊（Lewis Robinson） 的来函，说他正在研究我早期所写的揭露教会学校黑暗面的小说，问我在几十年之后，对于基督教在态度上有无改变；如有，是哪些改变。我记得当时在回信中曾说，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我揭露并反对的是二十年代的强迫性信仰，以及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但不反对宗教本身。我尊敬耶稣这位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也珍视《圣经》以及基督的一生在西方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我拥护信仰自由，因而没有理由去反对基督教或任何宗教。如今，中国的基督教三自化了，情形就大不相同。然而我经历的却是六十多年前的教会学校。那时《圣经》要一章章地死背，背不下来要挨罚。祈祷时有人监视闭不闭眼。那时，教会及其附设的学校和医院，实权都由外国牧师掌握，因而就出现伪善吃教者。几十年后事过境迁，个人恩怨自然已淡化。然而重读旧作，我认为自己还是忠实于亲身的观察和感受的。
1988 年，这位汉学家从美国加州给我寄来了一本书。书名是：《两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Lewis Robinson：DoubleedgedSword：Christianity and 20th Century Chinese Fiction）。书中除了探讨冰心、许地山、郭沫若、郁达夫和李健吾等作家的早期作品中有关基督教的部分之外，还有一章的标题是 ：萧乾 ：一位反基督教作家。在这一章里，他着重分析了我的四个短篇（《皈依》、《昙》、《鹏程》和《参商》），追溯并评述了我对基督教的反感。从全文的大量引句来看，作者曾下功夫仔细咀嚼过那四篇小说。我认为他是以学者的态度就作品本身来客观地进行分析，并未板起卫道者的面孔。然而读完之后，我又觉得他主要是（也只能是 ） 就作品谈作品，并不了解早年教会学校一方面曾给过我工读的机会，但对我幼小的心灵也曾怎样摧残和打击过。三十年代我那样勾勒徐志棠和王志翔之流的嘴脸，也许有失忠厚，然而那类角色我确实见过不少。多年后，他们还偶尔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一、银铃和雪橇
由于个人遭际，我对宗教有反抗的一面，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孤寂的童年，宗教也有过吸引力。尤其圣诞树上那彩色的灯泡，墙间悬挂的五颜六色的纸环，以及在大风琴伴奏下的充满喜悦的歌声，都曾给过我莫大的快慰。我不愿人家强迫我在教堂里下跪，祈祷时硬逼我合眼，然而我还是很喜欢教堂那高大的拱顶，尖形窗上五彩缤纷的玻璃嵌成的图案和人物故事，更爱那肃穆的气氛。
小时候，有一次我曾溜进北京城东北角一座蒜头状屋顶的东正教堂。那里，礼拜时人人都手执一支火焰跳跃的蜡烛，希腊文的颂诗格外深沉悠扬。祭坛上点的檀香沁人心腑，身穿金线镶边的绛紫色祭披的神职人员忽而举臂向上祈求，忽而又向坛下的善男善女祝福，很觉
新奇。
1935 年进《大公报》工作时，报社近旁就矗立着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我常为它那铿锵悦耳的管风琴声所吸引。1939 年初路经巴黎，我直奔闻名遐迩的巴黎圣母院。欧洲教堂和中国的寺院庙宇迥乎不同，廊柱间却同样缭绕一种与世隔绝、通向凌霄的灵气。
在所有歌曲中，我最喜爱的还是有着银铃和雪撬的《小城伯利恒》和《三个东方博士》，音调是那么轻快怡人。进大学之后，我逐渐迷上了莫扎特的《安魂曲》、海顿的《创世纪》和每年圣诞节必听到的亨德尔的《弥撒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向虽讲求理性，然而有时我也巴不得忘情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崇高感，听任十八世纪一位天才乐圣用大风琴的音符洗涤一下自己的身心，进到恍若悟入禅定的忘我境界。
我曾对用板子逼我成章成章地背诵《圣经》十分反感，然而我始终认为《圣经》本身则是一部了不起的大书。即便在挨板子时，我也仍能透过泪光欣赏其中动人的故事和优美的文字。我在羊圈里干过活儿，而《圣经》里，羊羔总在咩咩地、娇滴滴地叫着。这里，到处是出自日常生活的生动比喻：种子有撒在路旁的，也有撒在石头地上的。
书中举稗子、面酵、撒网为例，又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并且说，一个尽管能讲万国的方言以及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般。这些形象化的比喻，在记忆中犹如一盏盏长明灯，永远不会熄灭。
《旧约全书》堪称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部包罗万象的文选——代表着整个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文选，不啻是把《诗经》、《离骚》、《左传》、《史记》和《三国》、《水浒》以及《三言二拍》都编到一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世纪》。希伯莱人的伊甸园也是富于魅力的。在这里，赤裸的亚当和夏娃由于偷吃禁果，第一次有了原始人的性觉醒。这里有史诗，有情歌，有颂诗，也有一场接一场的战争纪实。布局周密，有条不紊。从中既可以窥见当时从宫廷到平民的风俗习惯，又可以看到古代的军事部署。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跃然纸上：厚道的约
瑟、勇敢的大卫和英明睿智的所罗门。
还在初中时，我曾在宗教课上绘声绘色地讲述过《旧约》中耶和华考验亚伯拉罕的故事，随后把它敷演成也许是我平生头一篇小说：根据耶和华的旨意，亚伯拉罕将心爱的独子以撒带到一座山上去燔祭——用火烧死。我描绘了一路上亚伯拉罕的矛盾心情。孩子蒙在鼓里，还帮爸爸筑起坛，把木柴码好。接着，儿子才问起：羔羊呢？虔诚而又狠毒的亚伯拉罕不由分说地捆起无辜的儿子。刚要动手杀害时，天使发话了：不要害这孩子。于是，亚伯拉罕就用一只公羊来代替，献为燔祭。这个故事充满戏剧性。情节那么简洁有力，感情内涵又是那么错综复杂，超自然的结尾来得那么突兀。
1939 年乘船夜间驶过红海时，我伫立在甲板上，觉得那一带的星斗特别低，仿佛伸手就触摸得到。遥望北岸那《圣经》描绘过的地带，我仿佛依稀望到骆驼群在沙漠上缓缓移动，恍惚间又有穿细麻布长袍的人们，吹号敲钹，欢欢喜喜地把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帐幕。那个被放逐的民族为了生存所做的挣扎，以及被流徙的悲壮场面，一幕幕浮现在眼前。在绝望中，他们企盼一位救世主是极其自然的事，这种企盼给予了这个民族继续奋斗下去的勇气和希望。我从未踏上那片土地，但是由于反复读过《圣经》，我对它好像十分熟稔。
读《新约》时，我首先为耶稣那不同寻常的诞生所吸引。他生在马槽里，爸爸是个寒微的木匠。生下不久，就在希律王的高压下，被迫逃难。他不属于仗着炮舰欺凌旁人的民族，而是备受压迫的民族中的一分子。小时，我们几个淘气鬼曾编过一个顺口溜：耶稣爱我一脸泥， 我爱耶稣没炕席。
这虽然是编着玩的，从中却看得出我们是把耶稣当作自己人看待，认为他是穷哥们儿当中的一个。后来他收的门徒，不是打鱼的就是扛长活的。所以对于耶稣本人，我非但不曾有过反感，而且还是感到亲切而同情的。
他的死又是那么悲惨，那么壮烈，那么不平凡。在客西马尼园与门徒诀别的那晚，他对自己将遭受的酷刑是清醒的，也是无所畏惧的。文革时，每看到红卫兵用挂黑牌和喷气式侮辱知识分子，我就联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前还逼他穿上紫袍，给他戴上荆棘编成的皇冠，肆意殴打并戏弄他的事。
对于《圣经》以及对于耶稣这一富有革新精神的历史人物，我非但从未反对过，而且深深景仰。至于十九世纪以来基督教在我国行医办学，向落后地区传播现代知识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受惠者，更怀有感激之情。近几十年来，基督教会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也起过并起着
推动作用。
二、安 娜
在谈我对基督教的看法之前，我必须先说明一个个人情况：我有一位四堂嫂，名叫安娜。她不但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还是位传教士，一位原教旨主义者。二十年代末，我未满十岁时，这位美国姑娘就嫁到萧家。四堂兄当时的家境比三堂兄略好一些，但过的也仍是紧日子。四堂兄倒真像个蒙古人，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又很聪明。他考上了山东齐鲁大学社会系。1926 年介绍我参加 CY，并直接领导我的李安宅（仁斋 ），就是他的一位同窗。
安娜如今已年近百岁，正在美国西岸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镇安度晚年。她在中国足足呆了半个多世纪，直到尼克松访华后两年，于1974 年才被接回美国。
回忆自己同基督教的关系时，我无法把安娜略掉。因为尽管她始终未能说服我去皈依基督教，但她毕竟是我的英语启蒙老师，并曾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而且在感情上，除了我念念不忘的那位大堂姐，在我父母双亡的童年，她也曾是我的半个母亲。
先得说说安娜和我们家族的关系。
我的祖父有三个儿子。我父亲是老大，只生了我这个儿子。三叔原配生了一男一女。男的就是三堂兄，女的就是那位终身未嫁的老姐姐。安娜是我二叔家四堂兄（他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 的妻子。
萧家既然是北京东北城一个贫寒人家，四堂兄怎么会娶上一位美国媳妇呢？我也一直纳闷。可能彪形大汉的他，身上另有一种魅力。而且安娜还不是头一个看中他的美国姑娘。我记得在那之前，有个名叫寒尔玛的也来串过门。我也许是家里最早发现四堂兄和安娜定了情的。照外国规矩进人家的屋子，要先叩门。那时我是个愣小子，可不懂这一套。一回，我猛地撞了进去，看到安娜正坐在四堂兄的膝上。于是，我就觉察出她将做我的四堂嫂了。她还给我起了个洋名字：罗伯特，并说那是她在美国的弟弟的名字。
二十年代，白种的美国人嫁给黄种的中国人，那可是大逆不道！两个都是教徒，所以得在教堂里举行由一位牧师主持的婚礼。可是，全北京城他们就是找不到一个肯于豁出去为他们主持婚礼的牧师。美国领事馆大概也立即取消了安娜的国籍，听说她的胞弟在七十年代费了不少周折才使她恢复国籍。
我一直敬重安娜，佩服她冲破种族成见及白人优越感的勇气。为了爱情，她付出了自己的一生。
这位四堂嫂使我晓得了什么是原教旨主义。不但《圣经》中所有的奇迹她都深信不疑，而且她动不动就跪下来向上帝请示。她丝毫也没能引起我对宗教的兴趣，然而她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既耐心，讲解又清楚。我们除了见面用英语交谈（每逢我讲错，她立即指出 ），我还经常给她写英文信。她改得十分仔细认真，只是在回信中从未忘在老北京的街头，可以看到摆开阵势唱大鼓的。有时，有钱人家也会叫他们去家里说书唱曲。
记提到主耶稣。好在她并不像学校那么强迫我。她是那么真诚善良，多次问我：领不领洗？我只是摇头。她就无可奈何地叹息。她始终是我的好四嫂。
作为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洋媳妇，安娜够得上贤慧二字。她从未像旧社会许许多多在华的外国人那样养尊处优过。她真正分担了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一个蒙族人家的疾苦。她刚结婚时，上有婆婆（四堂兄的继母 ），又有两位大伯和一位大姑。
安娜对我还有救命之恩。1926 年，我因参加 CY，一度被捕，是安娜托人把我营救出来的。我被软禁在学校期间，每逢星期天她必带几位教友来探望我。事先她可能已得到校方的默许。我们总是在门房对面的会客室见面。那些热心的教友，一个个夹着《圣经》和《颂主诗歌》。说不上几句，他们就打开《圣经》念上一段，接着就唱起颂歌。最后还闭上眼睛，祷告仁慈的上帝拯救我这个迷途羔羊。
一连来过几次后，安娜问我领不领洗。我依然坚定地摇头。当他们唱歌祈祷时，我却在惦念曾同我一起关在报房胡同的那些难友。其中竟有个比我还小几岁的孩子。为什么我被放出来了，而他却还关在里面？左不过是因为我有安娜和她去恳托的洋校长！上帝也只救那些有门路的人。
那些年，军阀正在混战。北京城动辄就戒严。她经历了北伐后的艰苦岁月，抗日战争期间，她们一家人又都困在沦陷的北平。她像旧式的中国媳妇那样孝敬老的，服侍同辈的，照顾小的（她生有一男二女 ）。除了操持家务，她还先后在好几所大学和中学教授英语，挣钱支撑那个家。
1946 年，我由英国回沪，曾偕有一半英国血统的妻子格温去看安娜。一进大门，只见当时已鬓发灰白的安娜，正弯腰在院中一只木盆里洗着衣服。看到我们，她马上直起腰身，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迎了过来。转年格温决定同我分手时对我说，她原以为中国都是荷花垂柳，亭台楼阁，自从看到安娜那副情状，尽管这是生养自己的中国父亲的土地，她却不想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格温看到的其实还不是安娜的生活中最落魄的阶段。五十年代初，四堂兄一度失业，就去南斯拉夫驻京大使馆当上一名秘书。及至铁托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公敌，那位秘书也势所必然地进了劳改农场。他在茶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以后，整个一家的担子就都落到这位美
国媳妇身上了。
早在 1949 年，我就向当时的领导乔冠华坦白了自己有安娜这么个社会关系。我得到的指示是：不要跟她往来。于是，我一直没敢再去见她——其间，有六年我们和安娜一家人住得只相隔一条胡同。我就是凭这股子不越雷池一步的自我约束，几十年来没碰上更大的风暴，没被送入劳改营。1979 年我才在事先得到组织上谅解的情况下，从衣阿华赶到洛杉矶旁的小镇惠提尔去看望这位老嫂嫂。1983 年，她同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一起，往还乘四小时汽车，专程到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来看我和洁若。拥抱之后，年过九旬的她侧着头，泪汪汪地望着我，颤音问道：仍然不信教吗？我把她抱得更紧些，却坚定地回答：仍然不信。她叹了口气说：我很失望，我曾劝了那么多人归主，但我没能劝成你。可我还是要感激你，因为你从来没有骗过我。
我有时想：宗教信仰给了安娜以毅力。她未能把我劝入教，因而对我感到失望，却从未有过怨恨。
三、超自然的存在
在宗教问题上，我的焦点始终不曾纠缠在有没有神上，在小说《蚕》中，写到桑叶罄尽、众蚕奄奄一息时，我只是说：啊，孩子们，你们想我是全能的主宰，是拥有一切的主人，便将命运交给我摆布。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大于你们的一个生物，忙得自己都顾不过来。这就是说，即便有位上帝，他对世界上的饥荒也是束手无策的。这里，我并没从根本上否定超自然的存在，仅仅是说，即便有，它也帮不上什么忙。
西方有个笑话，说一次航海中，船遇到风暴，眼看就要沉没。这时，船上所有的人统统跪下来向上帝祷告，拯救灵魂。惟独有个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不肯下跪。然而其他人害怕一马勺害一锅，由于他的异端累了大家，就坚持非要他跪下来祈祷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