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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么扯淡的一件事情啊，校长在新来的女老师见面会上总是重复的提着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显得非常绝望。让人觉得这所中学的职责并不在于教师教给孩子知识，而在于学校的女老师应该被谁搞才合理，这里面的分配问题仿佛让老校长大伤脑筋。这个问题说了几十年了，但依然如故。新来的老师在会议上接受了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死心塌地的认为学校周围的男人都是坏人，但时日不长，却总是在老校长的眼皮底下被坏人搞大了自己的肚子，这的确是一件绝望的事情。
这的确是一件绝望的事情，这所学校的老校长现在已经快60了，30多年来一直发生这样的事情，直接导致了他自己率先成为了一个光棍。老校长还一直是一个处男，在他几十年的任职期间，他曾经计划过各种各样的勾引和诱惑女教师的计划，但没有一个奏效。别人甚至根本都没意识到自己的校长在试图勾引自己。老校长在计划屡屡失败之后，也有过企图到邻近城市嫖妓的想法，但他每次步行到校门口的时候，都马上得到了反省。回去的路上遇到其他的老师他总是微笑着说自己“到附近散步了一圈，东南面的那个公园里空气很好”。他走在回去的路上，给自己弄出了一句警言：欲望到校门口为止。他为这句话感到兴奋不已，这显然是一首诗歌里才可能有的句子，他想。
但是回到家里，他便孤独不已，疲惫不堪，感到自己的一生都没意思。
他有一架望远镜。
他小心翼翼地扶起他的高倍望远镜，调整了一下视角，迅速进入了他熟悉的一片领域。
马莉这几天一直在找房子。她厌倦了住集体宿舍，她和那些人没有一句话好说的。生物组的杨玲住在她的隔壁，最近刚找了一个黄头发男朋友，每个晚上她都顺着暖气管道听到杨玲气喘吁吁的呻吟声，虽说杨玲的呻吟声极其微弱，但依然被马莉听的清清楚楚。马莉认为，并不能因为声音的微弱而掩盖事实的真相，所以她听的异常认真。有时候她趴在墙上听，有时候她趴在暖气管道上听。有一天她忘记了刚来暖气，差点被暖气管道烫破了自己的脸蛋。杨玲和他的黄头发男朋友每天晚上都回来的特别迟，因为异性是不能随便进入女教师大院的。而马莉为了每天晚上能如愿以偿地听到杨玲微弱的呻吟声，即使累的眼皮往下直掉，也努力睁大自己的双眼直到呻吟声如期而至。这么一来，她觉得自己的睡眠质量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她听到了那样的声音，就像紧紧地抓住了一样东西似的让自己兴奋。杨玲和她的黄头发男朋友每天晚上都是等别人熟睡之后从一扇小门里翻墙进来的。
谁知道这么一个女老师竟然是一个翻墙越壁的高手呢？马莉在内心嘲笑着对方。但同时她想既然她发现了这个秘密，未必别人就没发现，也许除了杨玲自己认为这还是一个秘密呢。马莉想到这里的时候充满了愉快。但紧接着又感到了阵阵失望，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对她揭发过杨玲的丑恶行径。想到这时，她有一种想给校长写一封匿名信揭发杨玲的冲动。但她马上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任何事情不可能不大白于天下。比如她去揭发杨玲这件事；肯定不出几天就可能被别人看出来；所以她觉得没必要去做这件愚蠢的事情，然后落上一个打小报告的骂名。但是她同时又坚信：如果她不去揭发杨玲，那么杨玲这件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被更多的人知道，这让她感到异常苦恼。为了避免自己整天为这件事情愁眉不展，马莉决定离开这座筒子楼，去外面租一个房间。
第一部分春日里的一顿午饭
为了租房子这件事情，她也费了不少劲。她起初找了一个离学校很远的一居室，但老校长坚决反对，认为一个年轻女老师搬到外面住不安全，万一出了问题学校无法向社会和她的家人交代。过了好久，在校长的帮助下，她搬到了学校旁边交通局的一栋家属楼的四楼。这正好处于老校长房子的正对面，老校长住在五楼，从他那里，可以俯视整个校园以及周边地区。那种感觉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国王在俯视自己的国家。但他架起了高倍望远镜在空旷的四周到处搜索时，感觉则是另外一回事。
这时候正好到了夏天，天气很热。搬东西是一件十分令人棘手的问题。在这个学校，马莉所能找到的帮他搬东西的人，在她看来，只存在一个，那就是张东升。虽说她和张东升没有讲过五句以上的话，但在这个学校里，她和张东升讲的话，仍然是比较多的。讲的更多的是几个女老师，她们不具备搬东西上四楼的生理条件。其次是老校长，他都快六十了，怎么可能去帮我搬东西呢？况且，他还是我的校长。马莉于是决定请张东升帮这个忙。张东升既没答应也没反对，总之听到了马莉的话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听到的样子。但在下班之后他紧紧的跟在马莉的后面，马莉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张东升说搬东西啊，你不是要搬东西么？东西在哪里？是什么东西？
马莉说是一张床，在西门的旧货市场，她已经付了钱，可以随时去搬。她一直没有去搬，是因为她自己搬不动，而同时她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她感到信任并且能帮她搬床的人。卖旧货的男人曾经说帮她把床搬上去，这反而差点导致马莉不买他的床。后来卖旧货的男人建议她找个搬家公司的人帮马莉把床搬上去，但那个搬家公司的人来了之后，马莉看到他衣服肮脏无比，胡子拉茬并且满身横肉，她马上拒绝了这个友好的建议。搬家公司的人只好一声不吭地把一条用来搽汗的白色毛巾搭在自己被太阳晒的漆黑的肩膀上，沮丧地离开了这里。就这样，马莉的床在旧货市场已经放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卖旧货的男人说这严重浪费了旧货店里本来就狭窄的货物存放空间，他要求马莉马上找人把这张床搬出去，否则每天加收5元钱的空间占用费。马莉这个时候才想到了张东升。她觉得除了找张东升还能找谁呢？至少是一个认识的人。
他也不能把我怎么样，马莉想。她这样想显然是多余的，张东升只想把这个东西赶快搬上去，然后回家吃晚饭。他甚至想拒绝马莉这个请求，但马上觉得这样不太好。于是只好去了。
从旧货市场到租下来的房子之间有2公里的距离。
必须找一个三轮车才行，张东升说。
把床横放在三轮车上，然后在上面垫上几张马莉在办公室里拿的晚报，两个人就这么坐在床上，三轮车夫在前面踏，三个人和一张床在大马路上水平前进，十分平稳。这时候有一些晚风吹过来，吹到每个人的脸上，马莉感到从来不曾有过的舒服，张东升也一样，他第一次觉得夏天也有舒服的时候。他甚至因为这一阵风的舒服，看了马莉两眼。马莉这个时候正在对踏三轮车的车夫说10块钱实在是太贵了，上次她运过一个东西到那里只花了5块钱。实际上，马莉根本就不曾有过向那里运东西的经历，因为马莉从来就没有在那里住过。张东升懒得看马莉第二眼了，他继续享受一下晚风，觉得无聊极了。三轮车夫也没有说一句话，继续踏车，马莉只好低下眼，把屁股下面的报纸往里面挪了挪，她感觉它们快从自己的屁股下面滑出去了。她看到张东升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感到这些东西都太没意思了。于是她想自己根本就没有必要从学校的筒子楼搬出来，真累。而杨玲的呻吟声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也可以呻吟，但想到这里的时候马莉马上打住了。她抬头看看两边的小店，有一个美容店刚开张，许多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同时许多女人从外面走了进去。这时候马上就要到自己的住宿楼下了。
床太重了，横在第二三层楼梯的中间，怎么也搬不动了。张东升夹在床和两面墙壁形成的三角形中间，马莉在上面。马莉说我实在搬不动了。张东升说他也是。于是张东升坐在这个三角形里面，毫无想法。马莉跑到屋子里想给张东升倒一杯水，但发现没有。张东升说不用了，休息一下我们咬牙一次性把它搬上去。马莉点点头，觉得张东升帮了她的大忙，她没想到把床抬到四楼是这么麻烦，她觉得原因取决于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把一张床从一楼抬到过四楼的经历，这是一个教训，她想。
两个人休息片刻，都使出了比最大的力气还大的力气，马莉在前面，张东升在后面，他们把床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里，一个劲的往楼梯上冲。太快了，太快了。马莉在前面叫，说自己不行了，张东升没说话，还一个劲的往上冲。
“轰”的一声，床从垂直于地面的位置倒了下来，这时候正好已经到了马莉的屋里，整个楼板震动了。床散成了七八块，马莉躺在了地上，浑身大汗淋漓，汗水浸透了衣服，两个乳房贴着一件很薄的短袖一颤一颤，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张东升趴在床的另一头，他迅速地爬了起来，扑到马莉的身上，扒掉了她的衣服，一边往里插一边叫着：操死你！操死你！
老校长在他们都没想到的地方目睹了这些零碎的场景，这就像一部无声电影，让他感到无比的悲凉。前天他看到马莉的T恤胸部上有几个非常奇特字母，他默默地记住了。他回到家之后反复地思考，后来发现这几个字母有可能是法语或者德语，于是他找了一本法英词典，查到那个单词，英文解释为FUCK。
（吴又）
春日里的一顿午饭
1
中午，一桌人坐着吃饭。都是些朋友，平时空闲时大家经常在一起聚聚会。饭桌上的气氛很好，每个人都说了几句可以让人为之开怀一笑的话。那些话是含蓄的，是不透明的，却又似乎是有所指的、是暧昧的，有那么点纸包着火却又不会让纸燃烧起来的意味。
饭桌上有男有女，共五六个人，是所谓的文化人。有报社的记者，有画油画的，有写小说的，有写书法的，有搞篆刻的。
她也在其中。她去年刚从学校毕业，工作不到一年。这群人中，惟有她自认为不是真正的文化人，只是一个对什么都喜欢的业余爱好者。她高兴的时候有时会写几篇散文，会练几下毛笔字，会画几幅写意画，甚至心血来潮时也会写一二个没处发的几千字左右的小说，全当消磨时间。她在环保局上班，每天穿着环保局发的制服去上班才是她必须要做的事。
坐在她旁边那个画油画的男人是她哥哥的朋友，知道她喜欢写写东西练练笔，便介绍她与这帮朋友认识了。
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是在江滨大道上。那时她还在读大二。是礼拜六的一个傍晚，是她放暑假的时候。她与母亲吃了晚饭后一起在江滨散步。看到了一个男人微笑着朝径直朝她和母亲走过来时，她正搀着母亲的手站在大樟树下看江对面的夕阳。那男人穿着黑色的T恤衫、洗得发白的牛仔裤，留着齐肩的长发，手里夹着一个长方形的墨绿色画板。那个夏日的傍晚有风，男人的长发随他走路的节奏风一样飘扬起来，干净乌黑轻盈健康的头发。
她一向讨厌留长发的男人，那次却没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他在她和母亲面前停下来，向她们问好，他说话的声音柔软而富有磁性。母亲对她说，是哥哥半年前交的朋友，到家里玩过好几次。就这样，算是认识了。
这以后，她便经常想起他，想起那个留着长发朝她和母亲微笑着走过来问好的，与哥哥差不多年龄的男人。
想起他时，那头乌黑健康轻盈的长发就如一只温柔的手，会轻柔地抚过她的皮肤，让她生出些轻盈娇嫩的愉悦来，这愉悦似乎唤醒了她身体里那些已经存在的、沉甸甸的、没有完全清醒过来的某种意识，那些意识就像春日里的花朵一样，第一次张开了柔嫩敏感的小嘴，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身体里一下子有了饱满的感觉。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快乐，这样的快乐在看到他的第一眼时就一下子布满了全身。
有时一个人静坐着回味那个夏日傍晚的时候，这种说不清的亲切感觉会一层又一层地从内心涌上来，层层叠叠，填满了身体所有的空间。那些不可言说的像迷雾一般的情愫，它与音乐一样，与歌声一样，余音绕梁，久而不断。
2
饭店离城中心很远，在近郊的一座小山坡上。饭店是农民自己造的小洋楼，是个聪明的农民，买了辆小型客车，城里没有车的客人要来吃饭，给店里打个电话，店里便会派人开着车去接客人。饭店的生意很好。
她与朋友们吃饭的那间包厢朝东，从窗户望出去，可以看到盛开了的油菜花。金黄色的油菜花开的非常旺盛，有蝴蝶蜜蜂围着花儿飞舞。只要大家稍安静一点，蜜蜂与蝴蝶的声音便会与窗外的阳光一起涌进来。
大家都喝了些酒。喝的是啤酒。酒量好的已经喝了四五瓶了，酒量不好的也喝了一二瓶。她平时几乎滴酒不沾，但今天不知不觉也已经喝了二大杯了。大家似乎都很兴奋。
酒加上那些暧昧的、充满着某种欲望的话，让酒桌上的气氛达到了饱和的状态。空气里到处都是弥漫着酒的气味，还有开怀大笑后残余下来的另一层不能由笑声表达出来的气味。那些气味在空气中横冲直撞，然后粘附在每个人的衣服上，几乎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种特殊的气味。
她坐在大伙儿中间。她低着头，偶尔也笑，但很少开口说话。她哥哥的朋友，那个画油画的男人隔她一个位置坐着。他说话的声音，他与人碰酒杯的声音，他开怀大笑的声音，凡是他发出来的、她能够听到的声音全都让她感到不安，这样的不安也是莫名其妙的，带着某些难言的兴奋的程度。她面对窗户而坐，她的思绪经常在大家的笑声里飞扬出去，然后像蝴蝶一样绕着那片金黄色的油菜花起舞。舞动着的都是些离题万里的事。
她觉得自己内心里的那些感受就像一棵植物，静静地长在身体的某一处。叶子里流动着充盈的愉悦与羞涩，敏锐而又柔软。那些快乐的微妙的情感像花儿一样盛开在树叶之间，每一瓣花都尽量展开，肆意地吸收身体里所有新鲜、陌生而又微妙的感觉。那微妙的感觉随时间的流逝慢慢地成熟起来，渴望着花谢了后能长出壮硕的果实。
羞涩仍旧静静地浮动在树叶之间，它看起来是静止的，薄而坚韧，是胀不破的。它就那么长着，长在她的身体里面，似乎是精神深处的东西，是那么的纯净祥和、那么的纯洁无邪。她有时觉得自己是个透明的盛满了清水的玻璃鱼缸，而内心里那些羞涩敏锐柔软微妙的感受就像是一条金黄色的金鱼。鱼缸和鱼都彼此需要。
那些感受也有超于饱和的时候，也有膨胀的时候。那个时候，那棵树便不安份地摇晃起来。陌生而甜蜜的欲望便随着枝叶的摇晃在心里汩汩地流动起来，折磨她，蹂躏她，是无法解释的感觉。它最终还会撕咬她，让她不由自主地想做点什么。这种想做点什么的欲望是清晰的，也是无法抗拒的。能做什么呢？
这样的时候，她除了给他打电话外不知道该做些别的什么。电话也不是想打就打的，每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才打一次。电话打通后又觉得有些别扭。因为并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事。每次都在简单的问候过后就匆匆忙忙地挂电话。挂了电话后，心里总是非常后悔，自尊心会跑出来伤害自己。于是她便对自己许诺，不再打电话给他了。可是过了半个月或一个月后，那个披着长发的男人的形象尤如春风一样，再次将她体内美好柔嫩的感觉像叶子一样吹绿，绿色中透着说法诉说的饱满，这样的饱满里有着同样无法诉说的愉悦以及带点不安的羞涩。愉悦和不安的羞涩层层叠叠，久而不退。
是一种折磨。这样的时候，她便又会站起来给他打电话。是控制不住的。电话打通后，仍旧是简单地问候，听上去自己的声音似乎非常平静。但只有她自己明白，这样的平静是多么的装模作样。问候过后，仍旧匆匆忙忙挂电话，仍旧会自责，仍旧会对自己许诺，下次不再主动给他打电话了。
她总是期待着他能够主动给她打电话。她想，她已经有所表示了，她不能再继续有所表示了。恰到好处是源于自尊。蜻蜓点水是自我保护。
3
他坐在报社的记者旁边。是一女记者，结婚了的。她也是通过他才认识这位女记者的。见过几次面，也算是朋友了。女记者除了写单位里规定的新闻稿外，还喜欢写写散文和小说，有才女之称。在某些公共场所里，人们几乎很少叫她真名字，大家都叫她才女。才女还自费出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