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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国会的挑战力量，墨索里尼组织了一个大议会，也叫参议会，它完全由法西斯党人、阁员组成，在“领袖”指挥下负责起草报告、文件和各种动议，然后交国会讨论通过执行。这个组织凌驾于议会之上，实际上是国会的太上皇。国会必须接受大议会的建议，按照大议会提出的程序和指令进行工作。后来，大议会又进一步演变为法西斯意大利的立法机关。
所谓议会立法问题解决之后，墨索里尼就决定解散国会，宣布1924年4月6日举行大选。这次选举一反常规，完全在法西斯党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为了避免“骚动”和所谓使选举“有秩序”地进行，事先由法西斯大议会统一提出候选人名单。名单上列出了前内阁总理阿兰多和前议长德尼古拉，但大部分都是大议会挑选的新人物。它包括200名加入法西斯党的所谓“身经百战”的军官。
一切布置就绪后，墨索里尼就离开罗马，前去米兰亲自坐镇指挥这一场选举战。法西斯党徒四出活动，在全国各地强拉选票。即使这样，在全国500万选民中，竟有200万人投了反对票。但对法西斯党来说，这仍是破天荒的一次“伟大胜利”。
5月24日，在阴暗恐怖的气氛中，第27届国会开幕了。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会议。那些所谓“不忠于国家及损害意大利伟大的分子”都禁止与会。总之，这次国会几乎是清一色的法西斯的代表大会。
法西斯匪徒控制了国会，对革命党和进步人士还加强了暗杀活动。就在1924年举行的那次国会上，社会党议员马蒂奥狄抨击了法西斯暴行和选举中的欺诈行为。他提议宣布这次选举无效。他用这句预言来结束他的讲话：“现在准备给我送葬吧。”果然，10天后他被绑架，过了两个月他的尸体被人发现。
随后，1926年10月，墨索里尼就颁布了取缔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法令；除了法西斯党团以外，所有的政党和政治团体都处在被禁止之列。共产党领袖安东尼·葛兰西和其他起领导作用的一些活动家以及许多先进工人都被投入狱中，或被流放到遥远的岛屿。
墨索里尼自以为很得计，后来他故意拉着长音讽刺挖苦道：“诸位先生，你们骗了你们自己了！我限制法西斯，而你们偏认为它大概要完了；我控制我的党，你们偏以为它要死了。假如我用遏制法西斯的精力的1％来放松他们，啊，你们看吧……但是，我不需要如此，因为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去收拾阿文提诺的叛乱。”讲到这里，他又装出一副顾全大局的样子说：“诸位先生，意大利现在希望和平，希望安宁，希望工作，希望镇静；假如可能的话，我们要给予它爱；假如必要的话，我们要施以暴力。”
他对内采取怀柔和镇压的两手政策，同时，对外则采取赤裸裸的公开侵略政策。1923年8月，法西斯意大利侵占了科孚岛；9月，法西斯军队开进了阜姆；为了镇压利比亚和索马里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在这些国家进行了血腥的武装侵略。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又同梵蒂冈签订了形成法西斯主义和天主教会同盟的所谓“拉特兰条约”，天主教会成了法西斯制度的主要支柱之一。Z
1929年爆发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在意大利表现得特别强烈。在危机的头三年中，工业生产缩减了33％。截至1930年底，失业人数已增至65万人；到1931年底，便达到了100万人，危机导致几十万农户的破产。1929年，因为还不起债务，根据判决，有2100户农民被剥夺了土地，而1935年就有9500户农民被剥夺了土地；1929年因为还不起债务，有1200户农民丧失了土地，而1935年就有5400户农民丧失了土地。
1929至1933年的危机年代，是以群众反对法西斯的掠夺盘剥政策而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农民暴动而著名的。意大利共产党为了直接领导劳动者的日常斗争和大规模的暴动，采用了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形式。1934年8月17日，共产党同社会党签订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一致行动”的协定。
为了解决财政拮据和消灭6000亿赤字的问题，墨索里尼特任命法西斯政治经济学博士德斯太芬尼做财政部长。他是一个“善于裁减费用、遏制弊端、创造新财源的专家”。经过他的巧妙增税和发行公债的办法，仅两年时间，收支就平衡了。实际上，他是把债务全部转嫁到人民身上了，难怪墨索里尼十分坦率地供认：“在我们没有很多天然财富的基础上，我非常钦佩我国人民忍受重税压迫的能力。”1926年，财政结余170亿，总算脱出了“危巢”。墨索里尼对此欣喜若狂。
为了加强经济管理，制止滥发货币，政府还颁布了保护经济的政策条例。规定只有意大利国家银行才有权发行货币，并决定将国家流通的货币减少2500亿。1927年12月，内阁会议还宣布里拉由金本位作后盾。这样一来，币值较前稳定了。起初一金镑值130里拉，后来降为90。
为了缓和同工人日益增长的矛盾，减少罢工事件的发生，法西斯政府批准了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险和对童工、女工的限制，并颁布了《劳动宪章》，将职业工会改为法西斯工团，并提倡劳资合作，发展生产，效忠国家。还强迫工人将五一国际劳动节改为4月21日——罗马诞生日这一天作为意大利的劳工节。墨索里尼说：“罗马是世界法典的发源地，要庆祝劳工节，我以为这是最好的一天。”
由于《劳动宪章》社会立法和法西斯劳动团体的推行，资本家和工人，劳心的和劳力的，全部纳入法西斯工团的领导之下，为法西斯国家积极生产，为它的侵略政策创造物质基础。
墨索里尼十分注意学校的改革，并将这种改革同扩军备战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说，意大利的各级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绝不能把学生造就成一种木偶似的所谓“自由艺术”的律师与医生，而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勇于献身的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法西斯战士。为此，所有学校普遍成立学生军或巴里拉国民童子军，主要进行军事操练和国家纪律的训练。使他们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并且眼光远大，在重要的国内外问题上，必须同法西斯政府保持一致。与此同时，墨索里尼还加紧进行扩军备战，并亲自兼任陆、海、空军总长，作为意大利的最高统帅，全国所有部队必须绝对听从他的调遣。
在这期间，墨索里尼还不断在法西斯党内进行整顿和清洗，对所谓不坚定的分子和对党中央的指示执行不力或怀有野心的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为了加强党务工作，特任命罗伯托·法里纳西奇为法西斯党的秘书长，协助领袖处理法西斯党的日常事务。法里纳西奇是法西斯党的元老之一，从1914年起就忠实地追随墨索里尼。
就这样，经过四年的努力，1925年11月，意大利完成了对各项工作的改革，实现了墨索里尼所提出的“一切权力都归法西斯”的计划。他已经集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
正当法西斯匪徒们得意忘形的时候，1925年2月，墨索里尼被一场大病击倒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病情一直未宣布。在40天之内，他未出房门一步。消息传开，法西斯党人非常焦急，而人民群众和反对党却十分高兴，人们以为墨索里尼的末日到了。不料经过巴斯蒂亚内里教授和马尔基亚法瓦教授的精心医治，又使他起死回生。到了3月底，在法西斯成立六周年纪念会上，墨索里尼在万名法西斯党徒的欢呼声中又出现在巴拉若琪日的阳台上，接受群众的献花和检阅法西斯队伍的“盛大”游行。在“万岁！”声中，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墨索里尼说：“子弹穿透了，墨索里尼还活着。现在我们前途光明了。”
但是，就在墨索里尼这次讲话后不久，谋杀他的案件接踵而来。在庆祝战胜日那天，一个名叫日尼邦尼的，在法西斯将领卡佩洛的暗中支持下，埋伏于墨索里尼检阅游行队伍的巴拉若琪日阳台对面的旅馆里。谋杀者预备了一支外观很漂亮的奥地利来复枪，为了免得引人注意，他穿了一身陆军少将制服，但在预备动手的一个小时前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了，第一次的谋杀就这样流产了。
1926年4月，正当墨索里尼前去参加国际医药大会的时候，一个英国妇女走近他的汽车，开枪射击，子弹从他的鼻孔处穿过，但只伤了一层皮，如果再往前一点点，这个法西斯狂人就呜呼哀哉了。事件发生后，墨索里尼不顾鼻子的伤痛，急忙赶到全意军官会上发表狂暴演说。他说：“假如我向前，你们要跟随我；假如我后退，你们就杀死我；如果我被刺杀了，你们就替我复仇！”
第三次谋杀对这个意大利独裁者就更危险了。一个名叫卢切蒂的爱国者，刚从法国回来，他对法西斯党及其领袖怀有刻骨的仇恨。他潜伏在波达皮亚，身带炸弹，一直等了墨索里尼八天。当法西斯领袖驱车到巴拉若琪日的时候，卢切蒂急忙将手雷扔去，结果炸弹在车后爆炸了，只炸去车的一角，墨氏又幸免于难了。
第四次谋杀是在1926年10月31日，地点在波伦亚。墨索里尼在那儿住了一天，他认为这是“富于生命、热情、骄傲的一天”。正当法西斯头子寻欢作乐和组织群众向他鞠躬致敬的时候，一个手持武器的青年冲上前去，向他开枪射击。结果枪弹只烧破了他的衣服，未击中皮肉。墨索里尼再一次幸免于难。他认为这是上帝在保护他，并降大任于他，让他首创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乃至全世界开花结果。
第一部分 铁匠之子第10节 “恺撒大帝”（1）
墨索里尼登上首相的宝座后，就移到罗马的威尼斯宫去住了，他梦寐以求的“恺撒大帝”的美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如今他是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人了。
威尼斯宫位于罗马中央的威尼斯广场，是一座中世纪堡垒兼低塔似的庞大的黄色石料建筑。这座宫殿由罗马教皇始建，业已经过了五个世纪，自17世纪一度让于威尼斯共和国以来，辗转于奥皇之手，于1915年由意大利王国从奥地利皇室手中夺回。它构造之精，形体之大，墙壁之厚，凌驾于其他宫殿之上。如今，墨索里尼就坐在昔日帝王的宝座上发号施令了，这里成了法西斯统治4000多万意大利人民的中心。
威尼斯宫的大门是日夜开放着的，但有重兵把守。来谒者若取得会面的许可，便有一个守卫队长前来引领向那内宫的大门走去。推门一看，那里面令人觉得与其说是在室内，不如说是置身于野景之中。
墨索里尼办公厅的窗子是向威尼斯广场开着的。因为这大厅是昔日一间备有世界第一个地球仪的房子，所以人皆称之为“两半球之厅”。这间大厅是15世纪中叶建造的，后来荒废了，墨氏夺取政权后才又重新修复。厅长60英尺，宽40英尺，高40英尺。这间大厅好似空空如也，既没有桌子、椅子，也没有椅子沿壁排列；只是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座昔日使用的大烛台。
走进这间大厅，首先令人注目的便是天花板上豪华的装璜，其中浮雕着圣马可的狮子和罗马牝狼。在大厅远处的一个角上，有一张约摸12英尺长的台子放在地毯上，旁边放着两把椅子。靠壁有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现代世界地图集。地图集展开的是欧洲地图。桌子的另一端紧靠着用美丽多彩的花纹石砌成的大壁炉。
面对窗户坐在桌边的就是当今的恺撒——墨索里尼。他每天在这里发号施令，同时也每天在这里接待远方来客和法西斯党政要人。他如今是意大利最有权势的人，也是最忙的人。办公室装着三部电话机。他的书桌看上去倒也简单朴素，除了日常处理的公文外，就是平日他所最喜欢读的《俾斯麦传》和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等著作。他崇拜俾斯麦，但更崇拜恺撒。他十分赞赏恺撒的武功，特别崇拜他在对外侵略扩张中的韬略和英勇献身精神。
恺撒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过好多次；勇士一生只死一次。在我所听到过的一切怪事之中，人们的贪生怕死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情，因为死本来是一个人免不了的结局，它要来的时候谁也不能叫它不来。”这段话给墨索里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要活着就要像恺撒一样，耀武扬威，作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扩大意大利的疆土作出自己的贡献。他曾多次对部下说过，弱肉强食是人类生存竞争本能的表现，弱者必然为强者所征服。只有像恺撒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才值得受人尊敬。因此，他对恺撒的死是十分同情的。他痛恨刺杀恺撒的“叛徒”。正是凭着恺撒的教训，墨索里尼进一步加强了对法西斯党的控制，对一些“叛徒”和不忠者，一经发现，立即处置，以防后患。
1932年3月23日至4月4日的一段时间里，著名的德国传记作家卢特维希专门造访了这个独裁者，同当今的恺撒进行了长时间的有趣的谈话。墨氏的举止、风度极力模仿古时的恺撒大帝，给人留下了“朕就是国家”的深刻印象。
和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从他的外表看来，好似非常镇定，但实际上他却是不断提防着外部的反对和党内的暗算。为了表示他的政权稳定，他在同客人谈话时，故意装出一副悠闲的样子。他从不显露出神经质和不高兴的情绪；不过他和人谈话时，总喜欢用铅笔做杂记，或用手指玩弄铅笔。他往往不安于坐席，就如同一个人久坐而感到不舒适一样。据说，他有时工作疲倦了，就忽然跨上摩托车，带着他的孩子们，驰往奥斯蒂亚。警察闻讯，随即组织车队尾随，沿途加以保护。
当作家问到他的发迹和早年所受到的磨难时，墨索里尼以低微的声调断断续续地回答说：
“饥饿是一个良师。差不多和监狱与仇敌是一样的。我的母亲当小学教师，月薪50里拉；我的父亲是一个铁匠，没有固定收入。我们全家只有两间狭小的房子。一个星期中很难见到餐桌上有一块肉。家里充满着激烈的争论和热切的希望。我的父亲因从事社会主义而被捕下狱。他死时，有好几千人为他送葬。所有这一切，尤其是，我之出身贫贱，乃是握在我手中的一张王牌。”
“父亲的铁匠生涯，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他强调说，“这些早年的印象要深刻地保留到人的灵魂消灭的时候为止。你若是在铁工厂里注视着那铁锤，你便体会到一个人可以并且必须任意处理事物的情欲。即使在今日，当我看到一个石匠在制造窗缘时，我便为之神往，而且我自己也想去干一干。”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大学校，它时时在考验着每一个人。”墨索里尼继续说，“我在19岁时便写诗，并且想出去试试我的命运。我急躁得即刻把小学教师的职务辞去。我的父亲在狱中，我也只好任他去，一文不名地跑到瑞士当劳工度日。乃至心愿已偿，又百感交集起来；然而主要的却是愤怒在支配着我。我的父亲在监狱受着折磨，母亲在受着贫困生活的煎熬，我在学校又不时受到侮辱。因此，一个只觉得生活难保的青年便对革命产生了向往。最初，我就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布朗主义者，后来又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我的衣袋里时时装有一个马克思浮雕头像的圆章，我简直把它当作一个护身符带在身边。”
“今日，你看到这个肖像时，又做何感想呢？”
“他确有深远的批评家的智慧，也可以说是一个预言家。但是当时我在瑞士，却没有机缘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我的同事中间，只有我的文化水平算是高的，况且我们的工作时间又长。在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