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是在畸笏叟提出“姑赦之”的意见后，曹雪芹不但对那些涉及贾珍与她偷情的“淫”的具体内容作了大量删却，而且从事情性质到人物性格都作了重要修改，秦可卿在这方面的错误与责任大大淡化甚至消除。相反，通过向凤姐交代贾府后事表现她的远见卓识因此变得更加突出起来。人们对这个形象最关注的自然是，在判词和《红楼梦曲·好事终》中，曹雪芹对秦可卿的批评在金陵十二钗中仍然是最重的：“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虽然主要是批评作为贾府长房的宁国府的贾敬和贾府族长的贾珍，但是，“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这几句说的可确实是秦可卿，分量很重，仍然可以看出曹雪芹对秦可卿有相当严厉的批评。《红楼梦》中的“淫”，内涵不一，比如警幻仙子说贾宝玉的“淫”就和这里指男女关系的淫乱不同。尤其是“擅风情，秉月貌”的这个“擅”字，一字千钧，曹雪芹明明是在批评秦可卿仗着自己的美貌，卖弄风情，勾引男人，而且将秦可卿的“淫”和贾府特别是宁国府的败亡直接联系了起来，问题就格外严重了。
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脂本与红研所本及其他通行本中，看不到一丝一毫关于秦可卿“淫”这方面的描写。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矛盾现象呢？
对《红楼梦》中的人物评价一定要从曹雪芹对其全部描写中来作出判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曹雪芹在接受畸笏叟的意见删改时，决不是简单地在数量上删去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而且按照“赦之”的要求，将有关秦可卿的几乎所有内容都进行了重大修改。于是秦可卿就从原来以“擅风情”为特征，与贾珍一同负有道德责任，带有浓重“淫妇”色彩的否定性人物，改变成了现在这样的十分善良贤淑被迫屈从的肯定性形象，成为一个令人十分同情的少妇，这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变化。曹雪芹对她的基本态度显然是同情的，是把她作为一个有补天之材却无补天之命的少妇来惋惜的，因此将她置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金陵十二钗正册之中，属于“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一。其次，她和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的那个乳名兼美字可卿的少女虽非一人，但是在艺术上具有同一性。这个可卿“其鲜艳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表明曹雪芹认为秦可卿在某种程度上兼有黛玉和宝钗之美，是一个值得宝玉喜欢的女人。曹雪芹从对秦可卿这个人物的好感，对她的遭遇感到真切的同情，还通过作品中贾府上下各色人等对可卿的真诚怀念、痛惜之情和高度赞扬显示出来。至于说，对秦可卿的批评，也不奇怪。曹雪芹笔下的重要人物，从贾宝玉、林黛玉开始，几乎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何况秦可卿是一个从否定性人物改为肯定性的艺术形象，留下一些原有的否定性痕迹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甚至猜想，为了使艺术形象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增加阅读趣味，曹雪芹故意留下一些原来情节的痕迹，或者故意留下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在判词和《红楼梦曲》中依旧将她放在最后。正如脂批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作者“又弄狡猾”之处，需要我们“不从正面看，方是会看”。就像我们在另外一些人物身上见到的那样，由于曹雪芹的“狡猾”，造成了我们的某种“误读”。而读者一旦从全文着眼，仔细阅读，就会得出最接近于真实的结论来，所能够得到的审美享受，自然也就大大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畸笏叟本来是从封建道德标准出发让曹雪芹“赦之”的，一个“赦”字，透露了畸笏叟本意不过是让曹雪芹不要把她写成淫妇而已，未必有更高的要求，更不是什么出于政治性考虑。如果一定要说是“非艺术因素的考虑”，那么也只局限于封建道德范畴而不涉及与皇权有关的政治斗争。但是核心情节与人物形象基调及主题意义往往关系十分密切，改变了秦可卿在“淫”的问题上的情节内核，就必定影响到人物形象的道德评判及其所体现的思想意义。因此曹雪芹修改后的秦可卿，成为一个美好的令人同情的少妇，有补天之材却无补天之命，成为封建大家族的第一个牺牲品，从而使秦可卿艺术形象大大加强了对于封建道德的批判力量，这显然是畸笏叟始料不及的。
脂批者对《红楼梦》创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尤其是脂砚斋和畸笏叟，实际上都是出色的评论家。如果没有畸笏叟的意见，原来的秦可卿很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可琢磨的东西。
从审美的角度着眼，曹雪芹的这种修改，大大增强了秦可卿形象的模糊美、朦胧美，无论是情节还是细节都添加了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前面提到的，焦大醉骂“扒灰”时，贾珍和秦可卿的关系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宝玉梦游太虚幻境中的那个女孩子为什么叫“兼美字可卿”？秦可卿在与贾珍的关系上究竟有没有责任？她突然病，突然死，究竟是什么原因？等等，足有十几个问题。这就为读者探究事实真相，饶有兴趣地去寻找、拼接、推测、联想、考证那些蛛丝马迹，甚至发挥艺术想象力，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秦可卿出场的时间不长，所用文字不多，生命短暂，但是给读者留下的印象之深，令人回味的东西之多，值得进一步去琢磨的魅力之强，都是整个作品中极为罕见的。这种模糊美与不确定因素的广泛存在，是《红楼梦》禁得起反复琢磨令人回味无穷的重要原因。
红学中还有多少学
由于对秦可卿艺术形象解读的角度不同，引起了关于红学甚至涉及文艺学、历史学、逻辑学中的某些问题的混乱，因此有必要结合秦可卿形象作一些澄清。
有读者问：红学中究竟包含多少个分支，里面还有多少个“学”？
在这里首先要分清三个概念：对某个方面研究形成的“学问”、“学”和“分支”不是一回事，三者很不一样。许多名家、名作的研究都形成了一种学问，下面都可以有好几个分支，但是这门学问也许还不能称为“某学”，底下的分支就更加轮不上了。总之，“学”的范围要比“分支”大得多，地位更比“分支”高得多，不是对任何一种学问的研究都可以称得上“学”。
据我的理解，一门学问要构成“某某学”，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是否有一个足够品位与宏大的研究对象；第二，是否已经形成一支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第三，是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而言之成理的理论体系与大量研究成果；第四，最主要的是，是否已经被除了本领域以外的学术界所公认，为广大学人所接受，至少是大多数人默认，不反感。
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中国语言文学”是十一二个一级学科之一，“中国古代文学”大概是二级学科了。据说没有“三级学科”这一说，如果有，那么“中国古代小说”大概只好屈居或者荣登了。按照这种排法（这是我杜撰的，请原谅），研究《红楼梦》的红学顶多算“四级”学科（如果将来有四级的话）。因为严格地说，研究《红楼梦》只是明清小说研究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来只是一句戏言的“红学”，竟然约定俗成地被人们广泛地接受；《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研究它居然形成了一个“学”，据说和敦煌吐鲁番学、甲骨学并称为三大“显学”，可见成为“学”之不易到何等程度！我认为所有热爱《红楼梦》的人都应该感到已经万分荣幸了。因为许多其他大文豪、名作家、泰斗级大师级学者、经典著作，也都有不少人研究，队伍之庞大有些也许还超过《红楼梦》，其中不乏学术造诣高深、非常令人尊敬的专家；也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大批优秀成果，甚至比研究《红楼梦》的多得多；而且这个那个学会的成员有时也称自己这方面的研究为“某学”或“某某学”。但是在整个学术界很难听到响应的声音。尊敬归尊敬，但是外界通常只说他（们）是研究什么的，是搞什么的，而不说是搞什么“学”的。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诗、词、散文都有非常卓越的成就，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全能冠军；他政治上也颇有建树，经历十分曲折；对儒道佛三家都有很高造诣；还有其他好几个方面的杰出贡献。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是大散文家，合称“三苏”，所以苏轼的家世也很值得研究。研究苏轼的学者很多，有人重点研究他的诗词，有人重点研究他的散文，但我从未听说有人自称研究“苏学”或“苏轼学”，或者说主要研究“苏学中的散文学”。也许有人说过，我孤陋寡闻，在报刊上从未见过。只听说过“某某人是研究苏轼的”，或者说“某人重点研究苏轼的散文”。所以要成为什么“学”，是极其不易的。光是自己说固然不行，光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圈儿里的学者说也不行，还要学术界广泛接受才行。当然这里没有什么审批手续，没有谁准谁不准的问题，那是一种习惯，是约定俗成。光是他们自己称呼这“学”那“学”，别人仍然说“研究谁谁”，到后来他们自己也会觉得没意思，交流起来不方便，不大提了。如果谁对我说他是研究“苏学”的，那么我的第一反应是以为他是研究前苏联的，可能就会问他：“你是研究普希金还是托尔斯泰？”所以一部《红楼梦》居然弄成了一门“红学”，这里有多种因素起了作用，当然首先是《红楼梦》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所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和票友们都很知足，好好地把这一个“学”弄好就行了，就够不容易的了，别再折腾出什么别的“学”来了。
其实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红学”的发展中已经遇到过类似问题。
有一个时期“曹学”非常红火，而且建立了全国性的学会，许多著名学者都担任理事。但是没过几年就证明当初有些学者的担心不无道理，那就是，所谓“曹学”实际上就是红学中研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个分支，把它弄成一个“学”，不但很难得到整个学术界的认同，连红学界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赞成。所以后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就不大用这个术语了。至于什么“脂学”、“探佚学”、“版本学”等等，确实有些学者用过这种说法，但是现在似乎用得已经越来越少。人们通常只说“他主要是研究版本的”，“他是搞探佚的”，“他主要研究脂评”。想必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到成为“学”的崇高与艰难，重要的是拿出真正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来，而不在于非要标榜个什么“学”。至于什么“红楼饮食饮馔学”、“大观园学”之类的提法，我从未听说过，尽管我也写过一篇《大观园没有原型》的论文。从探佚研究《红楼梦》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几十年来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愿意说研究“探佚学”也行，不过既然称“学”，那就更加是学术研究，和“探佚小说”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事物。“探佚小说”是一个偏正结构词组，中心词是小说，探佚是定语，它仍然属于小说创作范畴而不是学术研究范畴。创作用不着遵守学术规范是理所当然的，小说嘛，虚构都可以，何况联想、猜测！从某些小说或其他典籍中探寻一些资料，然后展开想象的翅膀，也可以写得很有意思，所以探佚小说倒不失为小说创作的一个品种。不过“探佚小说”不是学术研究，是创作。探佚小说是艺术作品，不是学术研究成果。
有的读者之所以在秦可卿的问题上造成了许多误读，归根结底是由于把《红楼梦》看作是一部曹雪芹的“自叙传”之故。
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的观点，最早是胡适先生提出来的。
《红楼梦》某些重要内容和曹雪芹的家族确实有一些关系，曹雪芹在书中运用了一些重要的素材，因此胡适在写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中说“《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鲁迅当时受胡适的影响，也认为是自叙传。胡适对《红楼梦》研究有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尤其是他对曹雪芹家世的研究，对于正确理解这部小说的内容与思想意义，曹家与清朝皇室的关系等，都有重要价值，在红学研究上与过去比是一大进步，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自叙传”说并不正确。随着红学研究的深入，红学界许多人对此都不持赞成的态度，尤其不认同他说的“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这个观点。1954年批判俞平伯，后来批判胡适，这是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在运动中把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全盘否定，这种做法是历史的悲剧，如今已经成了否定之否定，胡适对红学的历史性贡献已经成为定论。但正如世上没有完人一样，胡适对《红楼梦》研究的意见并不全都正确。对那场在错误的时期发动的错误运动的否定，不等于胡适关于《红楼梦》是“自叙传”的观点就对了。尽管《红楼梦》中用了一些曹家甚至李（煦）家的素材，贾宝玉身上也可能有一些曹雪芹童年生活的影子，寄托着他的理想与理念，但是《红楼梦》是一部高度艺术化了的小说，它运用典型化和非典型化艺术手法将许多大大小小的“曹家”和各种各样的人物，编织成了这部不朽的艺术巨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反对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也有红学家认为新红学应该从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算起，此说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纳，不过尚无定论——但是“自叙传”说20世纪中期以来却被人发挥得越来越离奇，70年代末以后更发展成为新索隐派，有些索隐走得比当年的旧索隐派更远，荒诞不经，令人啼笑皆非。正如两条直线一开始虽然角度不同，但是只形成一个30度的夹角，两线端点（终点）之间的距离并不十分远。但是当那条错误的直线不断延伸，那么它与正确之间的夹角虽然依旧是30度，但是两线的距离却越来越远。由于不能自圆其说，索隐者只好不顾学术规范，一味“大胆的假设”，而不去“小心的求证”。有时对自己既定结论不利的重要材料干脆视而不见。这种从新红学倒退到旧红学而索隐大行其道的现象，恐怕是胡适当年始料不及的。
搞索隐者都要寻找《红楼梦》中人物、事件的原型。其实，其他从事红学研究的学者也要探索其中的原型。区别在于：一，是不是“《红楼梦》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是不是“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二，这种原型是曹雪芹创作的素材之一，还是人物本来就那样，甚至里面还有秘密得两百五十年来（从脂砚斋算起）只有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才终于破译了的神秘东西？
究竟什么才算原型
所谓原型，是指文艺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生活中的人。但是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原型与作为艺术形象出现的人物不能画等号，因为艺术形象还综合了作家在生活中观察到的许多其他人的因素。二是并非所有重要人物都有原型。即使有原型的人物，也不能将作品中的事实一一坐实，那样只会使自己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因为作家会将生活中观察到的许多其他人的某些特点加到这个人的身上，使他（她）成为艺术形象。正是由于《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家世有一些关联，所以有些读者便不由自主地去找原型。这倒罢了，因为有的看起来确实有点像曹家的某人。但是非要事事坐实，那就不免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了。作为小说，《红楼梦》有的人物可能有原型，但是绝大多数重要人物没有原型，至少现有的材料不能证明。不必费力地去为每一个人物寻找原型。所谓原型，也只是取其某一点而已，不能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原型等同起来。我们前面已经论证了被有的读者称为破解《红楼梦》秘密“总钥匙”的秦可卿没有原型，至少她不是什么废太子之女。也许曹雪芹写这个女人时有过一个原型，咱们不知道，后来修改了，即使有，也和原来的不一样了。曹雪芹之前清代已经建立一百年，要从文献中找出个把人来在某一点上相像并不难，别的作品要找也会找到，但是哪个作家会这么费事去“隐藏”？有什么必要？这样做怎么创作？
就拿《红楼梦》来说，贾宝玉是第一主角，胡适说“贾宝玉即是曹雪芹”，“此书的著者——即是书中的主人翁”，这个说法还比较笼统，并没有事事坐实。有的学者走得更远，一一对号入座，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陷入难以自圆的尴尬局面。曹雪芹的生卒年红学界至今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