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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在文学画廊中塑造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至少不是过错。
记者：官场文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往往反面人物被刻画得很丰富生动，甚至颇有人情味，而正面人物形象反倒比较单一和苍白。正面人物为何这么难写？
李：因为正面人物的行为是大同小异的，超不出廉洁公正的范畴，容易弄成好人好事。因此作家务必挺进人物的心灵深处，去触摸他灵魂的本相和颤动，才能克服单一和苍白的问题。反面人物有它丑陋的一面，不乏怪诞，把他们作为审美对象时，就容易鲜活而生动。
记者：读者提出官场文学存在模式化、自我重复的问题，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模式化和自我重复，不单是官场文学一家的问题，其他小说都存在。包括一些评论家极力追捧的作品，也是这样。至于官场文学的模式化、自我重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官场生活的模式化，就拿中国的市县级官场来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官员们的行动方式都是相似的，小到会议室都一样，大到连政府部门和干部存在的问题都是惊人的相似。生活就这样子。第二个原因是，作家们太拘泥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圈子，缺乏创新意识，导致了自我重复。
记者：如果说90年代有私人化写作，那么官场文学是一个公共化的写作。通过阅读这样的小说，我们能够透视出中国的政治生活状况，看到官场中人性的表达。
李：是的。我同意这种说法。
记者：西方的政治很早的民主传统，对官场中的勾心斗角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远，但是中国的官场与日常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老百姓爱看，另一方面，官场文学有粗糙的、直接介入生活而不可避免受到伤害，在目前的现实中，这样的文学能够走多远？
李：官场文学就是直接介入生活，至于能不能影响生活，能不能改变官场现实那是另一回事。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读者又有阅读需求，这个文学品种是会走下去的。走得好不好，取决于作品的质量。
记者：反腐文学和官场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它强烈的批判性和独特故事性赢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李：在我看来，反腐文学是对官场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官场文学是对官场生态的描绘与展现。二者的主题不同，关注点不同。严格地说，反腐文学也应当是官场文学。
记者：官场文学好不好，不在于把官场腐败写得是不是触目惊心，那都是表层的东西，更深层的应当是这些表层化东西背后所表现的人生选择，人格、心灵的挣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人性的丰富性。大家普遍认为，“反腐”小说的艺术品位需要提高，要避免走向庸俗化，作家还需要在人性的剖析，腐败现象的深层挖掘等方面，加强道德的感染力和艺术的穿透力。
李：是的。依我看，官场文学走向庸俗化是不可取的，但走向大众化却是必然的。提高艺术品位，是摆在这批作家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要从叙述方式，小说结构，内力的挖掘上狠下功夫，不能停留在对事件的简单描摹上。在这方面，我个人是充满期待的。
记者：人们喜欢看官场小说，一是证明了社会上‘官本位’意识的浓烈，二是中国社会中政治生活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中国社会还处于官文化向法制文化艰难过渡的时期。
李：不要以为政治离我们有多远。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政治载体，只是承载的内容和份量不同。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姿态。比如说，一个地方性政策的出台，它就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个领导的讲话，就可能引起股市波动。这都政治行为的结果，老百姓看似与政治无关，其实是紧密相关的。他们关注官场小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步步高》
请你详细谈谈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经过？
李：2002年，时代文学向我约稿，我就写了《读古长书》这部中篇。发表后，有《小说月报》等近二十家报刊转载，不少读者打电话到转载的报刊，问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于是我就决定把它写成一长篇，部分章节《把人做成一朵花》以中篇形式发表了，也有近十家报刊转载，这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古长书有段话：“做人怎么做？你看那花，人人喜爱。把人做成一朵花，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不能让他恨你。万一他要恨你，也要让他怕你。”有人认为是经典之言，现在在网上和民间都有流传。
记者：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兴趣、动机是从哪里来的？
李：从开始介入官场小说，我就注意到：行政机关干部不少人都想当官，全国都一样。有能力的想当，没能力也想当，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能力差的当上了，就导致了各种问题的出现。有的领导好心办了坏事，有的是坏心办坏事，有的用错误的方法去执行中央的正确决策，有的用荒唐的举动去落实上级的政策法规。这就是执政水平问题了。在我看来，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最能凸显政治本身的强大魅力。有意思的是，《步步高》刚刚写完，中央就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而是执政能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大约在五篇创作谈中都谈到了（见《领导科学》杂志）。
记者：两个主人公有原型吗？写出人的真实状态、记录人的内心、灵魂变化，真实描述我们存在的生活与时代，应当是我的文学观和文学追求追求吗？
李：主人公有原型的。但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综合了若干原型的特点。写出人的真实状态、记录人的内心、灵魂变化，真实描述我们存在的生活与时代，应当是我的文学观，也是我的追求目标。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我总认为，作家应当充分地介入现实，你不能用心描绘你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特质的东西，文学的边缘化会越来越严重。不要以为，玩得越玄乎就是艺术，别人看不懂就是纯文学。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硬伤了。
记者：在这部小说里，只有呈现，没有道德判断，采取（人道主义）这样的视角是什么想法？
李：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我的心灵和笔触都是完全放开的。我就是想展示有古长书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领导，这样一种领导艺术和执政智慧。不需要进行道德判断。对于这个人物的评价，只能让读者去感觉。
记者：你可能不愿接受“官场作家”这个指称，可是，你的读者对你的阅读就是因为你表现了“官场生活”，你最初的被关注和你现在在图书市场的走红，都和“官场作家”这个指称有关。你不喜欢“官场作家”这个说法，除了它简化了你的文学写作，还有别的原因吗？
李：那次看到北京的一个报道，称我是继王跃文之后的官场作家。我很讨厌这个说法。我不是官场作家，我写了那么多城市小说，爱情小说，现在写官场小说也只是偶尔为之。如果写了妓女就称为妓女作家，写了工业就称为工业作家，这就太简单了。你说得很对，我在图书市场的走红确实与官场文学有关。包括新华社下属的一份报纸，连续连载过我的五部中篇，别人笑话我那是我的承包地。为了看我的小说，就有读者把那报纸装订起来。
记者：当年你在政府供职让你获得一种独特视角，长久的官场浸润让你更容易看清楚“官场”的形态和权力的核心吗？
李：是的。我还用心比较过各地的官场，大同小异。完全相同的是，官场永远是耐人寻味的一个特殊场所，这里总是充满了理想和幻灭。
第一部分第1节 古长书书记
古长书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套新版县志。上面记载着，大明县从明朝永乐八年置县以来，在近六百年的历史中，历任县官达七百多个，真正留名的不到十个。其中一个终生执政清廉，视百姓为父母，在一次治匪平乱中亲自出征，死于土匪刀下，百姓十里送别，留下慷慨悲歌。还有个县令，其职位是通过异途捐纳所得（清代把花钱买官叫异途或捐纳）。他的文化是只认识五个字，他的姓名加字号。一次在金安州行窃时被当众擒获，原来这个花钱买来的县令竟是小偷加文盲。古长书的手在志书上摩挲着，仿佛触摸着历史的疼痛。他暗自感叹，数百年兴衰瞬间即逝，真正的好官能有几人？
古长书无意去追寻历史的苍茫与久远，他只不过是闲来乱翻书而已。当他重新把志书合上时，铅笔不小心掉在桌缝里了，好不容易才取出来。在古长书那凸凹不平的办公桌上，有一条横贯东西的缝隙，它会随着气温的升降而热胀冷缩，冬天小一点，夏天就张开到一厘米宽左右了。古长书任团县委书记的三年来，这条缝隙就一直陪伴着他。缝隙成了他最熟悉的一道景观。古长书喜欢抽烟，每次打开抽屉，都会发现从缝隙里漏下去的烟灰和纸屑落在文件上，有时钢笔也会卡在缝里取不出来。古长书说他们每天都在艰苦奋斗，忆苦思甜。他在思路不清时，有时会突然来一声浑厚的男高音《我的太阳》，把坐在古长书对面的顾晓你吓一大跳。顾晓你说，古长书，你真有点帕瓦罗蒂的风格。古长书说，别说奉承话，我知道我的声音一出来，就是“怕瓦落地”，当心砸了你的脑袋。顾晓你是个善于思考的女孩，她由缝隙展开了对贫困的联想，还写过一首名为《桌缝》的诗歌以言其志。
现在，这位天真活泼的团委副书记顾晓你兴致突发，跑到其他两个办公室看了看，笑嘻嘻回来说：“报告书记，我们团委没一张好桌子，全裂口了。而且你这条缝最宽，桌子也最烂！”
“我是头儿，缝隙当然也比你们的大。”古长书抬头看看顾晓你的桌面，露出一脸坏笑，说：“你这条缝也不小呀！”
顾晓你怪怪地白了他一眼，那优美的睫毛在闪动之间，露出几分调皮、不满和莫测。“把我的玻璃板给你用吧。”顾晓你一边说，一边把她桌上的玻璃板取下来，放到古长书的桌子上。这块玻璃板是她专门从家里拿来的私有财产。
古长书推辞说：“留着自己用吧。你把玻璃板给我了，你那个缝就露出来了，会掉东西进去的。”
也许这话表达得不够准确，容易让人产生歧义，顾晓你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又把玻璃板帮他擦净了，噘着嘴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开始给手指头涂抹指甲油。
古长书站起来，点支烟，踌躇满志地说：“等我们建成了第十所希望小学，我就要彻底改善一下办公条件！把办公室都弄得漂亮一些，装上空调，让大家呆在单位就不想走！”
“还差两所就是十所了。”顾晓你说着，把旁边的电扇打开，电扇便摇摇晃晃地吹起来。它已经有些年代了，吹风时发出刺耳的嘶鸣声，像田野上出了毛病的拖拉机，听来让人心里发毛。
古长书皱着眉头说：“别吹了别吹了，一吹更热。噪音太大了。”
古长书话音未落，电话突然响起来。是教育局打来的，说就在一个小时之前，城关镇所属的民办小学——红旗小学一群学生在柏树下复习功课时遇到炸雷袭击，一名学生当场死亡，十多名学生受伤。现在已经全部送到县医院抢救。古长书听后脸色大变，向顾晓你说了情况，让她留在单位，然后自己带着照相机匆匆出门了。
古长书最怕孩子们出事。本来是高高兴兴的，一听说这事，心情马上一落千丈。虽说这是学校的事，是教育局的事，与他这位团县委书记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古长书是大明县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他总感觉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注他们。
古长书风风火火地赶到县医院，看望受伤的孩子们。他们的脸都被雷电烧焦了，黑糊糊的，全都包扎成了白色，使病房弥漫着一种恐惧氛围，让人想到在自然灾害面前，生命竟然脆弱得不堪一击。几个老师在旁边焦急地等待着，眼睛发红，显然是哭过着。古长书询问了情况，拍了照片，就匆匆忙忙赶到了发生雷电故事的红旗小学。
红旗小学离县城只有十多公里，乘坐一段出租车，再走一里多山路就到了。学校只有四五间低矮的土房，上面盖着当地盛产的石板瓦，一到夏天，石板上的高温无法散发，教室就特别闷热。自由活动的时间或下课时，孩子们一般不到操场上活动，而是到操场旁边的大柏树下嬉闹或读书。这是一棵百年古柏，郁郁葱葱，撑着巨大的冠盖，一直是红旗学校的象征和标志，也是学生们的第二教室。学生在树下玩耍，可以避免炎炎烈日的强光照射。谁知就在这天午后，柏树竟成了灾难的元凶。凭天一个炸雷，悲剧就在瞬间发生了。古长书先到柏树下，声并没看到什么异常现象。看着学校破破烂烂不堪的房子，便心如刀绞了。他当团县委书记的第一年，就到全县所有危房的民办小学去过，红旗小学便是其中之一。去年，他曾经准备把红旗小学列入希望工程建设项目，但后来资金用到比红旗小学更差的学校去了，这所小学的维修改造便拖了下来。也是没办法的事，钱有限，而需要解决危房的学校又很多。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古长书想，如果去年把危房改造一下，修几间砖房，今天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空寂的学校失去了往日的喧嚣，学生今天破例提前放学了。两个老师去了医院，三个老师去了已故学生的家长家里。剩下一个年龄大的女老师看校，她哭哭啼啼地向古长书讲了事情的简单经过。她说当时太阳很大，不远处有块乌云，可没有下雨的征兆。突然听到一声炸雷，然后就有人惊叫，只见柏树下所有的学生都倒下了，他们在瞬间失去了知觉，能够动弹的都在努力往起挣扎。只见一个二年级的男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老师和同学一齐上去扶他，一碰就从脸上掉下一块黑黑的肉皮，粘在这位女老师的手臂上，怎么甩也甩不掉，是一个男生拿来树枝捅掉的。这时他们才发现这位掉了脸皮的二年级学生已经死了。他才八岁，眼睛睁得很大，头发烧得焦黄发卷，衬衫也烧了大半，而且赤着脚，乌黑的脚丫子沾满了泥土。大家猜测，赤脚可能是触电致死的根本原因。古长书不敢再听下去了，他想象得出灾难的迅猛与惨烈。
古长书的心情无比沉重，在学校老师的带领下，他到死者家里看了看，拍下了照片。看到学生家长哭得呼天嚎地的样子，古长书心都碎了。这位家长死了八岁的儿子，而古长书八岁的时候死了母亲，是父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八岁成了他心里一道永恒的伤口，看到别人，他就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理解那位做父亲的悲愤与绝望。与其说是雷电夺去他儿子的生命，不如说贫困才是悲剧的根源。
古长书把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给了学生家长，自己只留了几元钱做路费。他在返回县城的途中，才遇到教育局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在往红旗小学赶去处理雷电事故的。古长书跟他们聊了几句就径直往回走。他很生气，不愿跟他们多说，觉得他们反应太迟钝了，事故都过去半天时间了你们才去，要是让你们救死扶伤，等你们慢悠悠地赶到，人恐怕早就变成尸体了。古长书在心里骂起来，假如我是县长，老子非要让你们改掉这些坏毛病不可，否则就统统免了你们！想到这里，古长书狠狠地咬了咬牙关，又自嘲地笑起来。一个小小的团县委书记，权力就那么大，职位就那么高，气愤归气愤，埋怨归埋怨，你有忧国忧民之心，却无安邦治国之力，充其量只能发发牢骚而已。他想，这就是小官吏的大悲哀了。
古长书属于那种牢骚不多，干活不少的人。第二天把灾难的照片冲洗出来了，他连同照片和文字材料快件寄给了省市两级希望工程办公室，希望他们了解一些具体情况。凝视着桌上那些凄惨的照片，古长书心里升起一股悲情，他对顾晓你说：“我要到深圳去！你马上给我准备几千块钱差旅费。”
顾晓你说：“到深圳干什么？”
古长书说：“求援！”
“你门道挺多的嘛！”顾晓你说：“把我也带去吧，我还没到深圳去过。”
古长书说：“你若不是女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