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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然后选择好像能够解决使我们看到的东西产生意义这个问题的那一个。所有这些通常都发生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内。
一个例子：在一个自亥姆霍兹时代以来就知道的一项实验室现象中，如果一条像波浪的曲线横向通过一个细孔，如下图所示；
大多数观察者首先看到小的元素在上下移动，可是，过一会儿后，其中一些人会突然看到这条曲线以直角在孔的前后移动。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这些发生了变化的正确的知觉的呢？罗克发现，他们使用的一条提示是线条在通过小孔时不断变化的曲率；另一个是曲线的末尾，如果它能够为人们所看到的话。这些提示给思维提示了另一种假设——一条曲线平行通过小孔，而不是一个小元素在上下移动。这个假设好得多，思维很快就接受了，并认为这条线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罗克是这样总结他的理论的：
在理论水平上，至少按照提供在这里的一套理论来说，知觉和思想包含着推理。在有些情况下，总括或者规则是通过归纳在知觉中形成的。这些规则接着就被演绎加以利用，作为推出结论的前提。某些情形下的知觉可以概括为创造性的问题求解的结果，因为它也是在寻找一个基础（或者内部的解）从而得出一个具体的解释。知觉包含着决定，正如思想一样。最后形成知觉经验的操作与概括思维的东西是同一类型。
直接或生态知觉理论：吉布森及其追随者的直接或生态知觉理论不仅仅试图解释深度知觉，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一样，而且要解决总体的视知觉问题。吉布森的理论，即观察者通过环境的移动会产生一个连续变化的视觉排列，不仅仅是他的深度知觉解释的中心，而且也是他对形式、大小、距离和运动知觉的中心。
吉布森于1979年在《视知觉的生态学方法》一书中阐述了他的理论，他的阐述深奥难解、穷根究底，很难读下去，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创制了许多新词。可是，这本书在知觉心理学家中极其有限的接受程度，也许更多的是由于它否定了由其他人到目前为止在知觉研究中取得的几乎一切成果。吉布森典型的话如下所示（摘自他去世后发表的一篇文章）：
一个世纪以来从对知觉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微不足道的。从一个世纪以来对感觉的研究中获取的知识是不连贯的。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觉理论，我们在寻找感觉当中所发现的东西是一串混杂的错觉、生理怪事和身体的感觉。这些含义是令人沮丧的。在解决知觉的问题上，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吉布森之所以决定要另起炉灶的理由听上去是足够充分的：他用这个问题（跟科夫卡一样）开始“为什么事物就是它们看上去的样子”，然后说：
我们如何看出自己处于环境之中的什么地方？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移动？如果是在移动，我们是在向哪里移动？我们如何知道事物的长处在哪里？我们如何知道怎样处理事情？
为了正儿八经地重起炉灶，吉布森排除掉了大多数基本的假设，这都是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在视知觉方面一向采用的假想。其中有：感觉是知觉的基础；来自外界的刺激会引起有机体的反应；有机体能产生反应；大脑可以处理、整合并解释信息；对视觉的合适研究从视网膜和大脑开始；光学的运动是视觉系统必须加以补偿的东西；环境只是由视网膜上的信息部分再现出来；知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论等等。吉布森可谓是一把新扫帚。
对前述假设加以全盘扫荡之后，吉布森提出了自己的新理论，这种理论多一些哲学意味，少一些实证基础，更多的是概念上的，而不是以资料以基础的，而且很难掌握。尽管如此，他还是通过实验达到他自己的结论的，首先是运动知觉，然后是形式和其它现实世界特点的形式。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第一线曙光是从他参加航空人员研究中得出的，如他所言：
我们了解了更多有关物体知觉的东西，我认为这比通过外形知觉进行的实验室标准实验多得多。一方面，我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即从来没有人真正在生活中看到过一个二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事物的图片。人们看到的是一连串视点的转换，无穷多的外形，它们可以确定物体变化了的外形。
从这里开始，他后来不仅排斥所有以图片和错觉为基础的研究，而且排斥就知觉作为思维对视网膜上的二维图片不完全的信息进行的解释的所有理论：
最终，我慢慢理解了，图片形式的知觉与自然的知觉方式是何等的不同。前者是二手的知觉；后者是一手的知觉。从图片中来到眼睛里的有框架的视觉排列，与来自世界而到达眼睛里的自然的视觉排列完全不同……眼睛之所以进化；是因为它们要看这个世界，而不是看一个图片。自从我意识到这些以后，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用途，我一概回避使用 “视网膜图象”这个词了。
吉布森的结论我们已经在前面看到，就是说，光学排列包含了我们需要的所有有关现实世界的信息。他承认，我们的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由于神经系统的特性而有限，可是，他坚持认为，这些特性取决于对这个世界的进化适应，我们知道必须了解的所有环境特点。进化会在每种动物中产生一个知觉系统，会使它直接辨认对其有用的环境的特点——按吉布森的说法是“可利用性”，即任何东西的特征的利用都会使这个物种受益。因此，事物相对于观察者的大小和生理装备来说，看上去是可食用的、可饮用的、可以在上面行走的、可以在里面游泳的等等。
简短地说，知觉不是对一种降格视网膜图象的解释过程，而是通过光学排列和光学流动直接和真实的现实体验。这对吉布森而言，就是知觉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由胡贝尔和威塞尔（他们进行的工作他认为是无关的）记录下来的神经现象，也不是认知过程，他认为认知过程是以错误和人工的假设为基础的。
直接知觉也是吉布森对贝克莱的回答。我们知道，世界就在那里，在我们之外独立地存在着，因为当我们在环境中移动时，我们以连续变化的形式看见事物，而我们会体验到事物的连续性、真实感，且不依赖我们作为观察者而存在。其它的所有动物亦是如此。只有哲学家们才会去怀疑世界不是我们看上去的样子。吉布森的视知觉理论因而就大胆突破了对视觉的研究，从而进入认识论的领域。
这还不算完。到他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吉布森慢慢相信，知觉是全部心理学的支柱，而他的知觉理论可以给这门科学的许多领域带来巨大的变化。像思维、意识、学习和驱动力这样一些概念，都可以被生态心理学所代替，而生态心理学是以动物对地点、事件和物体有用的、危险的特征的意识为基础的，也是以他们对自己的动作进行组织和控制，以达到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所欲求的结果为基础的。
吉布森经由何种过程以期达到这种至高无尚的目标的，我们不得而知。《生态心理学》出版两年后他就去世了，尽管他有关视知觉，特别是光学流动的一些思想已成为被接受的知识的一部分，可是，这些知识和他更为雄心勃勃的一些概念却并没有给知觉带来一场革命，更不用说总体意义上的心理学。
很可惜，吉布森会变得这样不能宽容，这样自负，他的光学流动概念当然是很有价值的，尽管它并不会使他认为的许多东西毫无必要，可是，他爱走极端的性格使他对心理学作出的贡献不能像它应该的那样广为接受。
所有这些会把我们引向哪里？
《心理学年报》1991年对知觉问题的回顾提出了全部三种方法——神经生理学的、认知学的以及吉布森式的方法——并认为这三种共同存在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彼此并非互相排斥。以刺激为基础的神经学方法、以人类思维进行的认知方法和光学流动直接法都描述了全部现实的不同部分。他们并非彼此冲突和矛盾的，而是互补的。
从这个立场出发，知觉好像就是心理学知识当中相对发达的一个领域，尽管有许多谜尚未解开。对这些有趣的问题，还有太多而不是太少的答案，但是，现代心理学其它的研究领域也是这般情景。未来是否会产生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理论，这还需要时日来证明。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了解了比以前多得多的知觉方面的情况，而且知道，还有更多的知觉知识尚需了解。
第十五章 动机及情绪心理学家
基本问题
假若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站在长岛海湾某个静悄悄的河岸上，你可能有幸看到一只雌性麝香鼠在拼命游动，当一只雄性麝香鼠紧跟在后面狂乱地拨拉着追赶雌性的时候，雌性会大声尖叫。（无一例外，“他”捉住了“她”，或者是“她”无一例外地让“他”捉住。）如果你在春天荒芜的长岛海滩上，可能会看见一只雄海鸥狂乱地驱赶着一只雌海鸥，因为这只雌海鸥在不断地贴近，以期从它正在独自享用的蟹肉上分一勺羹，可是，一星期后，你会看到它允许雌性叼走一块肉，再过一星期后，你会看到它正在把一大块肉往雌性嘴里喂。（再过一两天后，“他”会骑在“她”身上，而“她”也默不出声地答应了。）
在人们可以分辩的范围内，这些动物从没有问自己，为什么另外一方会这么做，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举动。只有人类才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也许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心理学最为基本的问题。
原始人类有一系列的答案：人类的行为是由神灵、魔力掌握的，是吃了某种动物的某个部分后决定的等等。半原始的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只是稍稍复杂一点而已，他们认为，神灵把思想和冲动直接放在了人的思想内。可是，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的希腊哲学家们的思想产生了一次巨大的历史飞跃：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内部力量所致－肉体的感觉和想法。
然而，他们认为这两种内部力量是互相矛盾的。比如柏拉图，他认为我们都受到肉欲的控制，除非理智为我们显示一个更好的办法，意志会在这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情欲——我们受其驱使的欲望和情绪都是邪恶的，而理智是有益的，这个想法在日后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会主宰西方思想当中有关行为的概念。它会影响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家，比如基督教的大弟子保罗，还有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下面就是保罗哀叹肉欲魔力的一段话：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罗马书7：19－23
这里还有斯宾诺莎在17个世纪以后对“人类枷锁”的分析（他的《伦理学》的第四部分）：
我把人类无法主宰或者控制情欲的缺撼叫做枷锁，因为一个处在肉欲控制下的人不是他自己的主人，反而为运气所控制，他处在运气的魔力之下，经常被迫去寻求那最差的，尽管他知道在他面前有更好的选择。
尽管保罗和斯宾诺莎提倡用不同的办法来控制情绪——保罗是通过对上帝荣耀的信仰而获取拯救，斯宾诺莎通过理智和知识——但是，两者都认为情欲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是引起人类产生坏行为的原因。
除开理智和激情之间的冲突之外，哲学家们从没有对情欲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产生兴趣，他们更关心智力的工作原理和知识的来源。当他们的确要讨论人类行为的时候，通常也都是在道德哲学的范围之内——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而不是我们行为的原因。有关肉欲的心理学只是在现代之前才得到一些注意。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笛卡儿所做的工作也仅止列出了六种主要的情绪，并把其它一些解释为这六种情绪的合并。尽管斯宾诺莎详细地处理过一些情欲问题，可是，他是以严峻和逻辑的方法这么做的，并没有传达出它们的力量，也没有传达出情绪体验的力量。比如，他定义爱为“只是伴随着某个外部原因的想法的一种喜悦”，而恨则“只是伴随着一种外部原因的痛苦”。
第一个以科学方法探索情欲对行为影响的人不是一位心理学家，而是一位伟大的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1872年，在他历史性的《物种起源》出版十几年后，达尔文出版了另一部非常有趣的小作品，《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这本小作品中，他提出，情欲之所以发生进化，是因为它们会导致有用的行动，并增加动物物种生存的机会。恐惧、愤怒和性激动分别会产生逃避行为。对任何敌人的反扑和物种的繁殖。达尔文认为，人类情绪是从其动物先辈派生而来的，它们具有类似的价值和表达。狼会龇牙裂齿，人类会冷笑；动物的体毛在愤怒或害怕时会直立起来，以使自己看上去更宠大，而人类愤怒时也会毛发耸立，挺胸扬臂，一副恶狠狠的挑战姿态。
可是，尽管达尔文声名显赫，大部分早期的科学心理学家都回避情欲这个话题。（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及其他心理分析学家是典型的例外。）今天，由于心理疗法已广为接受，许多人认为情欲和行为是心理学家最为关心的话题，可是，欧内斯特·希尔加德在他的美国心理学史中说，在本世纪前50年里，“进行学术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对文学和戏剧中很大的情欲主题缺少兴趣，这真是怪事一桩”。
这是他们在那些年代里天真努力的结果，他们像物理学家一样严格而客观，结果，他们认为对主观状态的报告，包括感觉或者情绪，超出了科学范围之外。从桑代克用老鼠在迷宫箱里面进行实验的时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叶，研究者们都在寻找一些办法来连接行为和可观察的生理状态，比如饥饿、口渴、或者疼痛，而不是一些主观的状态，如情欲。
然而，在这些心理学状态的不快和行为结果之间，必定有某种方向性的机制或者力量。如果没有，为什么饥饿会导致潜行觅食，或者，为什么性欲会导致求爱行为，而不是随便的激发动作？
在本世纪之交，心理学家们很满足于说，由生理需要或者状态促发的行为是由本能决定的。可是，这个简化的回答对本能如何在心理学水平上进行操作只字未提，也没有提供一种心理学的条件，以供进行实验调查。1908年，心理学家威廉·麦克杜格尔提出了一些解释，并在1923年将这个解释完善化了。被生理需要激发起来的物种会追寻一个已知的目标，它的行为因此就是有目的的，或者是受到激发的；从这个行为当中产生的心理动力，即动机，是一种可以用实验方法加以控制、测量和研究的。心理学的又一个分支就这样开始了。
尽管人类行为从解扣子到写出一首十四行诗都是有动机的，可是，行为主义时代的心理学家们只把自己限制在调查实验老鼠的动机和情绪里面。在这种相对简单的动物中，他们可以造成基本的生理需要，如饥饿，而且可以用剥夺几小时或者几天的食物进行计量，而且可以轻易和客观地测量因此而产生的行为，特别是觅食和走迷宫。
随着50年代和60年代新认知主义的兴起，心理过程又一次成了正统的研究领域，有些研究者开始调查人类的动机和情绪。可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认知主义心理学家们的大部分兴趣都在“直接认知”（信息处理、推理等）里。只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他们的兴趣才更多地转到“间接认知”上面来，并且开始了解它与动机是如何联系起来的。直到1988年，康乃狄格大学的罗斯·巴克这位动机和情绪研究方面的领袖人物才宣称：“心理学重新发现了情绪。”
要么是因为这是如此新潮的一个进展，要么是因为这个课题的成分如此混杂，情绪研究者和理论家在它们正在研究的课题的定义上仍然达不成一致意见。普通人没有什么困难；一个3岁的孩子也知道什么是快乐、悲伤或者害怕——就是他感觉着怎么样。可是，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们却看得更深；他们对情绪的定义包括原因、生理伴随症状和后果，在一般人听起来可能是艰涩难懂的。举一个例子：
情绪是行动预备中发生的变化，它有控制性的先后顺序（它会中断可替换的心理和行为活动或者与之竞争）和由对与关心之物相关的事件的评估而引起的变化（因而会引起积极或者消极的感觉）。
对情绪的这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