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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的娴泰也停下了笔，而且神色凝重。被告方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首先致开场白。他强调：“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谋杀的假说……公诉方有很多的推断和猜测，但他们找不到一个证人来证明那些强加在娴泰母子头上的罪名。没有尸体就是没有尸体。”麦可说，无力破案的警方把娴泰和肯尼抓来当替罪羊，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这场审判就如同古代条顿族实施的‘神裁法’，把嫌疑者的手放进沸腾的油锅里由神裁决，如果那双手仍然完好无损则定为无罪。”代表肯尼的迈尔·沙其接着说，这桩案子就好比是筑室于沙上，因为没有牢固的基础——尸体，房子再漂亮最后也还是会被推倒的。两位被告律师唯一没有提到的就是那些证据：化名、手枪、电子枪、假发、装在伊琳·苏尔曼电话上的窃听器、伪造的契约、伊琳已故丈夫沙缪尔·苏尔曼的护照、伊琳·苏尔曼的护照和社会安全卡、苏尔曼大厦的钥匙，等等，等等。在接下来的12个星期43天里，公诉方向法庭展示了425件物证，包括上千页各类原始文件和一万多页复印件，传唤了一共129名证人。伊琳·苏尔曼的副手蒙奇·梅乐斯连续三天出庭。他证明苏尔曼夫人从不独自离开苏尔曼大厦，而且从不把钥匙交给任何人，包括大厦工作人员。伊琳所有的衣服上都有特制的大口袋，装着她的老花镜、手绢和钥匙，这三件东西从不离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因为眼神不济，她的钥匙上都用红色指甲油做了记号，找起来比较方便。罗蒙·卡沙尔，苏尔曼大厦20多年的总管作证说，当苏尔曼夫人失踪以后，她的钥匙和红框老花镜也不翼而飞。
静·勃格是娴泰在佛罗里达的朋友。她告诉法庭，1998年5月，她和丈夫准备到巴哈马度假之前，娴泰托她去那里一位药剂师的药房“为一位82岁的老太太”买药。据娴泰讲，这种药在美国买不到。后来勃格夫妇因故取消了那趟旅游，娴泰说没关系，她自己会给那位药剂师打电话订购。那瓶药就是警方在林肯车里搜到的粉红色的麻醉剂或蒙汗药。警方在调查中还发现，娴泰也曾经在同一家药房给肯·凯梅斯买过几种不同的安眠药。纽约警署紧急行动处警官兼电子枪技术员在证人席上说，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购买的电子枪的电压为20万伏特，如果与人体接触5秒钟便会造成头痛、晕眩、昏迷及大脑损伤。如果长于5秒钟则会使人虚脱。他还说，警方曾使用过的同类产品的电压是5万伏特。为公诉方出庭的其他证人有：赫舍·安东尼奥·阿尔法利，娴泰和肯尼的司机兼清洁工。
唐·奥其和诺莉·斯韦尼，被娴泰和肯尼请到苏尔曼大厦1B房间的两位公证人。思坦利·帕得逊，卖给娴泰和肯尼枪支的原拉斯维加斯建筑工程师。娜萘蒂·维柯斯基，娴泰一手栽培的私人公证员。弗兰克·麦卡林，拉斯维加斯流浪汉，娴泰用他的名字为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投保后两周即发生火灾。爱尔华·希克莱俐，伊琳·苏尔曼的朋友，服装设计师。桑妮娅·芭普蒂丝，巴哈马群岛一家海外投资银行的业务助理，娴泰在该行开设过投资账户。海伦·潘多拉基，伊琳·苏尔曼的朋友，1998年独立节期间正在生病，伊琳失踪那天上午曾打电话问候她的病情。杰夫·费格，伊琳·苏尔曼的房地产管理人。麦克司·休尔、朱迪·海曼和真正的墨尼·盖林，娴泰和肯尼在佛罗里达“马球俱乐部”公寓的邻居。二位凯梅斯盗窃了他们的信用卡、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并非法使用他们的个人资料行骗。凡列莉·麦勒奥，苏尔曼大厦主管，娴泰和肯尼曾试图向她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码。蔡章，伊琳·苏尔曼的朋友，马来西亚裔服装设计师。阿兰赛丽·列微拉，伊琳·苏尔曼失踪之日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工作人员。
卡珞·翰莘，伊琳·苏尔曼的朋友，画家兼记者。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制作人，1998年独立节期间，除“墨尼·盖林”——肯尼外，留在苏尔曼大厦的唯一房客。鲁迪·瓦卡，伊琳·苏尔曼的朋友，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公诉方传唤的证人还有，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的办案人员、参与本案的其他执法人员、笔迹和文件鉴定专家、毒品学家、心理医生、苏尔曼大厦的其他员工和房客、伊琳·苏尔曼的医生和其他朋友、娴泰和肯尼的朋友、肯尼的前女友，以及来自产权鉴定公司、房地产估价公司、房地产发展公司、保险公司、银行、信用卡公司、电话公司、社会安全卡管理局、税务局、宾馆、餐厅、停车场等等的证人。娴泰的笔记本，特别是有关伊琳·苏尔曼的最后两本，于本案至关重要。在解释了笔记中的缩写和暗语后，公诉方向陪审团选读了其中部分内容，包括娴泰写下的她和肯尼准备要购买的武器：电棒、匕首、喷雾器等，要看的录影带：《死亡的耳语》等，要读的书：《伪造文件和其他犯罪》《如何制作消声器》等。在1998年6月14日肯尼搬进苏尔曼大厦那天，娴泰写下：“换锁/产权/随时准备打包离开。”尔后她又写下了诸如：“伊琳的作息时间？”“楼内有无其他出口？”以及纽约市房产税要点、大厦内的各员工及其日常工作安排、给思坦利·帕得逊的指示等等。以下是笔记中的一段：〖GK2！2〗〖HTF〗
她的房间有无报警器？安全装置？BP机？弄张空白支票？我是谁？问：“我能与你合影吗？”谁是沙缪尔·苏尔曼？谁是她的朋友？她爱喝酒吗？把收据上的每月6000美元改为每6个月6000美元/查看各个房间/问她能否兑现支票/想法到各家串门/弄到钥匙/地下室？阁楼/紧急出口/设法弄到一张支票/我们和她相隔一墙吗？设法弄到她的签名/“能写下你的名字吗？”/所有的东西都装进林肯/到新泽西的路线？/彩色复印社会安全卡/买垃圾袋/卷纸巾/塑料淋浴帘/消毒剂/手套/笤帚和拖把/我们的信转到？？？/复印社会安全号一览表/开杰夫·费格账户/练习签字/打印契约/钥匙/拿走护照/拿走社会安全卡，复印/调查科比基金会/谁是律师？官员？/她有什么病吗？/她的房间有无其他出口？/爱看电影吗？/最喜欢什么？/何时睡觉？/起床？/有无朋友住在这里？/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最喜欢的花？/委托授权书/担保书/诺莉·斯韦尼——8∶30先在宾馆见面/签字/复印/轮式旅行箱/有人不喜欢她吗？谁？/她对谁不好？/物色一名亲信，在她进我房间以前给我通风报信？/把收据改成16000美元/改租房合同/林肯停在附近
第八部分 谎言织就的梦第60节 谎言织就的梦（9）
最令人难忘的是：陪审团听到伊琳·苏尔曼本人的声音。第44号物证是娴泰和肯尼偷录的一段电话录音。在给伊琳打这通电话之前，娴泰事先在笔记本上草拟了要说的话。她冒充拉斯维加斯某赌场的业务代表，试图骗取伊琳·苏尔曼的社会安全号。“您坐稳当了，我要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娴泰的声音。“我坐得很稳当。”伊琳·苏尔曼说。“您赢了一个完全免费的到拉斯维加斯的四天假期，包括往返机票、星级宾馆、免费饮食和1000美元赌资……”“告诉我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骗局。”“绝对不是骗局。这是我们新近推出的一项促销活动，完全靠抽签来决定赢家。我们非常希望您能光临，但您必须尽快作出决定，如果您不能在两个月内安排这次假期，就算您自动放弃……现在请允许我再耽误您两分钟的时间问几个小问题。您开车吗？”“不开。”“那您的社会安全号码是……？”“我不记得。你把资料都寄给我，如果我觉得不错，再给你社会安全号。”
2000年5月4日，公诉方宣布听证结束。被告方的听证只用了一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证人——笔迹鉴定专家马克·丹彼克斯。他的证词，总的来说，只是反驳公诉方证人、笔迹鉴定专家约翰·奥斯波恩的某些观点。马克认为，笔迹鉴定、严格地讲，并不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没有确切的依据，其基本方法只是比较对照，所以没有人能肯定地说，娴泰或肯尼就一定是那十几本笔记的作者。至于约翰·奥斯波恩所证明的，在转让契约和委托授权书等文件上，伊琳·苏尔曼的签名并非真迹，马克未加任何评论。被告方律师正要起身告诉法官和陪审团听证结束，娴泰突然插言说，她要到证人席上作证。“只有我才能向陪审团证明我们的无辜和清白。”被告方请求暂时休庭，让他们与娴泰谈谈。律师们知道娴泰准备要说什么，她已事先写好了约2000字的稿子，又是一篇故事新编。说她早就与伊琳·苏尔曼相识。1997年，伊琳私下里对她说钱快花光了，想卖掉这幢公寓后躲到什么地方去隐居养老享清闲，托娴泰替她寻找买主。
由于某种原因，伊琳不希望这桩买卖公开。娴泰的朋友和会计师亚伦·卢梭表示对苏尔曼大厦有兴趣，请娴泰出面帮助他调查产权等资料，并派她来纽约与伊琳秘密接洽。亚伦用朋友墨尼·盖林的名字为娴泰租下了1B房间，伊琳经常趁早晨或晚上无人之时来1B与娴泰商谈有关事宜。两位公证人在1B房间见到的确实是伊琳·苏尔曼本人。转让契约办好后，伊琳把一些东西，包括证件、钥匙等等交给了娴泰，然后携巨款隐居而去。没有人加害于她，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思坦利·帕得逊是亚伦·卢梭派来接手苏尔曼大厦的。伊琳·苏尔曼失踪后，警方破案无门便栽赃娴泰母子，所有的证据都是警方安排的，100多个证人全是假的。被告律师与他们的委托人在一间会议室里商谈了两个多小时。娴泰固执己见，对律师们的劝告充耳不闻，坚信她那篇破绽百出的故事能够打动说服陪审团。肯尼急了，他流着眼泪恳求母亲说：“他们说的对，妈妈，如果你出庭作证我们就死定了。我们会输得很难看，我这一辈子就算彻底毁了。”这位二十几岁的毛孩子仍天真地相信，没有尸体就判不了他们的罪。但娴泰不为所动：“宝贝儿，我知道该怎么办。”律师们只得再换一个角度。麦可·哈迪语重心长地对娴泰说：“你知道，一旦站到了证人席上，你就是孤军奋战，我们谁也帮不了你。你觉得你有把握自己对付公诉方那些交叉取证的问题吗？”
娴泰不语。霍赛·慕尼茨插话道：“这是一场旁证审理，他们可以向你提任何问题。你想没想过，假如他们提到十年前那桩奴役案会是什么结果？别忘了，陪审团里只有三位白人，其他全是黑人和南美人。”麦可继续说：“要不我们演习一下交叉取证试试。我们每个人问你一个问题。”霍赛第一个提问。娴泰听了他的问题就傻了，嗫嚅半晌，然后转向其他律师说：“我该怎么回答？”下午2点20分，当被告一行回到法庭时，肯尼的脸上带着微笑。霍赛·慕尼茨起身道：“法官大人，我们的委托人请求讲几句话。”“她决定不再作证，是吗？”冉娜·乌维勒法官问。“我不是很清楚。”霍赛耸耸肩。“法官大人，我只是想……我希望我有权问一个问题。”娴泰开始说。“你可以问，但我不一定回答。”“这是一起冤案。我请求您允许电视直播，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相。”“你的律师曾经提过类似的请求，但已被否决了。”“那我请求向媒体发表讲话。”“你得通过律师提出正式申请。”娴泰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纠缠。法官冉娜制止她说：“谢谢你，凯梅斯女士，你可以坐下了。”“不！我不会坐下，我要作证。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是冤枉的。让我到证人席上作证！”“你可以作证。”“但是我害怕。害怕你，害怕这个司法系统，害怕流言蜚语，害怕媒介灌输给公众的那些谎言。”娴泰的声音越来越高。“请你坐下！”乌维勒法官厉声道。娴泰已变得歇斯底里。她转向挤得水泄不通的旁听席：“这是一个公正的所在吗？我们没有罪，我们是无辜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救救我们吧！”她抽泣着，声音哽咽。一名法警过来将她按在座位上。“凯梅斯女士，”法官冉娜·乌维勒正色道，“请你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将把你逐出本庭。你必须和这里所有的人一样遵守本庭的规章。所以请你听好了，如果再发生如此咆哮公堂的事件，你将会被驱逐出庭，而本案将在你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
从5月8日到12日，双方的收场白或总结性发言持续了整整一周。代表娴泰的麦可·哈迪在发言中重申了他的“替罪羊”理论，指责警方没有做彻底的调查，没有追查其他可能的作案人，特别是苏尔曼大厦的员工和科比基金会。科比基金会是伊琳·苏尔曼为纪念她的母亲而设立的，其宗旨是挽救和弘扬濒于绝迹的手工针线和刺绣艺术。伊琳·苏尔曼在其遗嘱中将她财产的大部分捐赠给该基金会。麦可还从被告方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警方在林肯轿车、1B房间和黑色提包里收集到的物证，“无非是些日常用品”。至于枪支，麦可说，在这个国家，携带枪支的人比比皆是，但你并不能因此就指控他们是杀人犯。“我相信，你们在思坦利·帕得逊的家里会看到更多的枪支。”麦可·哈迪最后提醒陪审团成员，不可让对伊琳·苏尔曼的同情左右了本案的裁决。迈尔·沙其则侧重于质疑某些证人的可信度。他再次提到“筑室沙上”的比喻。最后委婉地为他的委托人肯尼讲了一句话：“请对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公平一点。毕竟在他的生活中，他很难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决定。”由于娴泰不顾律师们的多次提议，一定要把肯尼与自己绑在一起作为“联合被告”受审，所以迈尔在发言中不便过多地指责娴泰，从而为肯尼争取较好的结果。
公诉方的两名女将，安娜·冬妮立和康妮·佛南达，利用这最后的机会重新浏览和回顾了所有的物证和证词，告诉陪审团要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从这些如山的铁证中作出自己的裁决。最后，康妮复述了一遍警方和公诉方重组的案情经过：“他们扼住她的脖子，使她窒息而死。他们包裹好尸体，塞进林肯车的后厢，然后运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扔掉。他们夺走了如同她身体一部分的私人钥匙，洗劫了她的房间，抢走了她的个人物品。当娴泰和肯尼被捕时，这些属于伊琳·苏尔曼的东西就在他们身上，而几小时之前，有人还看见伊琳活着……不要因为没有尸体就让这两个被告溜之大吉逃之夭夭。正因为没人能找到被害者的尸骨，更说明了作案人的凶险狡诈诡计多端。对他们来讲，伊琳·苏尔曼不过是件东西，一个必须拔掉的眼中钉，一块必须搬掉的绊脚石。但是对她的朋友们而言，就在她失踪的前一天，7月4日晚上，伊琳·苏尔曼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5月15日，星期一，12名陪审员逐一经过被告席走进审议室，在他们的身后大门关上了。40分钟后，陪审长送出第一张给法官的条子，陪审团成员需要一张苏尔曼大厦一楼的平面图，以确定伊琳·苏尔曼的1A办公套房和肯尼租住的1B房间的相关位置。在以后的几天里，条子源源不断地送出。陪审团还索取了伪造的契约，笔记本，以及警方在苏尔曼大厦内拍摄的照片等等。在讨论窃听罪时，两名陪审员要求法庭证明娴泰和肯尼确实拥有窃听装置，而且那些窃听磁带确实存在，尽管在法庭上播放过某些段落。陪审员们承认，有的要求只是出于好奇，“一直听人说起，所以总想看看。”他们还多次要求冉娜·乌维勒法官向他们详细解释有关法律条款，或请法庭文书重念某段证词。就肯尼到底算不算他母亲的受害者这个问题，陪审团作了长时间的讨论。“他这么年轻，生活才刚刚开始。他有一个非常霸道的母亲。”但另一方面，尽管并非主谋，肯尼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位年轻的陪审员指出：“我和他同龄，我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但他毕竟不是孩子，应该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肯尼的脸上总是一副无辜的表情。但当有人切中他们的要害时，几位陪审员注意到，肯尼会用充满仇恨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证人。“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完全有可能杀人。”一位陪审员说。至于1998年7月5日，从上午11点26分到下午2点24分，即娴泰的手机关机的那三个小时空隙，陪审团认为，娴泰和肯尼完全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杀了伊琳·苏尔曼，收拾现场，开车到新泽西州某处扔掉尸体，再返回曼哈顿。他们还认为，如果那天阿兰赛丽·列微拉碰巧在不合适的时候来到一楼，或被娴泰和肯尼撞见，她也有可能会惨遭毒手。这一点，与纽约警署专案组的约瑟夫·雷兹尼克在办案过程中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陪审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