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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进了书吏个人的腰包（《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本朝与胥吏共天下”，信然。
“曾庆”如何变成“王曾庆”？
从立法的用意来讲，对命、盗等与民众切身相关的案件定有严格处分，体现了立法者良好的愿望，但在执行中往往适得其反。如盗案限四个月为初参，展一年为二参，再展一年为三参，再展一年为四参。也就是说，一件盗案的最后结案期是三年零四个月，在此期间抓获案犯，官吏都可以免降级。尤其是盗案初、二、三参的处分只是住俸（停发薪水）、降留之类，对州县官仕途影响不大。即使到四参降一级调用时，如果有加级或者有级还可以抵消，因而只有很少情况才实降一级。知县是掌印官，典史为捕官，都是责任人，因此知县、典史平时必须“挣加级”，即先预备加级，用来四参抵消。
据《春明梦录》记载，四川某县有一位典史，任内有四参的案件三起，而他的加级也有三次，恰好可以抵消。但吏部作为四案处分，因他少一个加级，议定实降一级，即革职。开缺后，典史不服，禀请四川总督咨部。吏部立即开出各次案的详单，包括事主某人被劫，列单回复。典史一看，部中所开事主“王曾庆”被劫，四川并没有这个案件，又禀请总督向吏部声明。吏部经“详细”核查，才知道前单所开“王曾庆”是“曾庆”的“误写”，因为部中抵消加级时，只由书吏写一个浮签挂起来，写明事主某人被劫，四参应销一级，与原稿封册核对无误，便将浮签贴上，由看册司员加一个红点，就算了事。本来典史费了力气挣来三个加级，恰好够抵消三案，但书吏故意将“事主”的“主”字写作“王”字，因此“曾庆”一案又衍生出“王曾庆”一案。尽管这是看册司员糊涂，但也是因为案牍太多，书吏巧于作弊，防不胜防。书吏本想通过这个案子让典史掏银子了事，但典史自恃有加级正好抵消，不肯花钱，书吏才设计陷害。因为各部案件太多，不能一一盖印，大多数情况是凭司官的红点为准。部吏舞弊，只能抽匿文书，但不敢捏造红点。因为书吏们迷信，说一捏造红点，就一定会破案。
书吏舞弊凭的就是例案繁多，一般人无法熟悉。书吏往往在稿尾挑剔几句话，一面以“例有处分”四字，查取职名议处，一面写信给地方官，吓诈钱财。外省官员尤其是州县官不熟悉例案，也抱着花钱消灾的心理，自愿出银子了事。在吏部当差十几年的何德刚说他当掌印时，凭着自己对例案熟悉，年纪又轻，每天能够处理例稿四五百件，凡是遇到这类稿尾查笔，就全部勾销，书吏们也经常拿着条文来争，何就对他们说：“汝要写信耳，我在此岂能容汝作买卖耶！汝谓我违法，我便违法，如何行法，当得法外意。此等零碎条例，无关轻重，汝谓我不知耶！”所以在他做掌印期间，有不少部吏叫苦要求退出。
书吏“见钱眼开”，勒索的本事可谓无孔不入，封疆大吏也一样不能幸免。何德刚在吏部充司务厅掌印时，亲自参与处理了这样一件有名的案件。当时广西提督冯子材密奏吏部书吏向他写信索贿，皇帝下密旨令堂官拿办。当时已近晚上，尚书徐桐、侍郎许应骙还在衙署未散，二人写了“沈锡晋”三个字，告诉何德刚“这就是廷寄要拿的部吏”。何却认为：“部吏写信索贿，决不用真名，在衙署里肯定抓不到，必须得到他的住址，或许能抓到。”徐尚书于是又写出“炭儿胡同”四个字。何德刚知道书吏的住址，遂与满掌印一同到了北城，找坊官一起捉拿。在一番威逼利诱之下，坊官立即带人前去，部吏正好在家中，藏到内室不敢出来，最后在床下将部吏提了出来。第二天上奏，皇帝龙颜大悦。
就在此案发生前不久，户部也发生了类似案件，上面让户部侍郎秘密捉拿。这位侍郎不得要领，到了户部，下车堵在门口，禁止所有人出入，而派人进到衙署里搜捕，但最终没有查到这个书吏的真名，使其得以逃脱。一时间，京城遂有“户部堂官不及吏部司官”之语。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奔走公门的衙役
奔走公门的衙役
州县官的政令如何贯彻下去，赋税如何征上来，大规模的公共事项如何通过民夫得以展开，乃至看管钱粮仓库、拘捕人犯，等等，这些事情都需要衙役来具体落实。正如有官员说的那样，衙役是官府的爪牙，一日不可无，一事不可少。
三班衙役知多少
一般将州县衙门的衙役笼统概括为三班，因此有三班衙役的通俗说法。其实，多数州县衙门的衙役都超出“三班”。
皂班，由穿黑衣服的皂隶组成，供知县使役。衙内值堂，衙外跟随主官出巡，廓清道路，仪卫看守，出庭行杖，都是皂班的事情。
快班，分为“马快”、“步快”两种，主要供州县官奔走驱使，侦缉密探，平时巡夜，有事执行传唤、拘捕，他们也经常被派往乡下催征赋税，因此与百姓接触最多。后来又从中分出“捕班”，役差被称为“捕役”，俗称“捕快”。快班多选精神机警，手足便捷的人充任。
民壮，原来是从民间挑选的身体健壮的壮丁，用来守卫城堡，后来多用来守护仓库、监狱，护送、押解过境银饷、人犯等。多选用身体强壮，有胆艺的人充当。
除以上三班外，还有看管门户、仪门的门子，管米谷出入的斗级，管监狱的禁卒，协助验尸的仵作，传信的铺兵，看管银钱的库子，以及茶夫、灯夫、伙夫、轿夫、膳夫、更夫、吹手，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清代官方文献习惯上将书吏与衙役合称为书役，实际上二者在身份地位上有明显区别。经制吏有进身之阶，有一定文化，法律上不属于贱民，而衙役是差役，是“奔走于公家，执杂役之人”。因为差役的种类繁杂，选充差役也不尽相同。民壮、库子、斗级、铺兵在法律地位上“同凡”，即具有一般权利人的地位，因而，对其选充也比较严格。比如与仓库钱粮打交道的，要家道殷实、诚实良民才能充任。而其他充役者大多被视为“贱民”，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不许选任官职，他们的子孙在三代内也被限制享有这些权利。衙役在年龄上一律要求是成年人，著役时间是三年，著役时必须出具从前未充衙役的保证书。法律还规定，一身不能同时充二、三役，犯有侵盗钱粮焚赃之类罪行的，即使遇赦豁免后，也不得应役。退役后不得改换姓名，重新应役。
与书吏一样，衙役也有定额，他们被称为额役，收入基本得到保障，他们的报酬称为“工食”，年收入约有六两银子，大体上仅能维持一人温饱。各州县的额役不算少，一般都在百人以上，其中以民壮最多，州县的法定民壮数目是50人，新设衙门的人数会少一些。
与书吏一样，定额外的衙役数目也异常之多，他们通常被称为白役。每个在册的正役，都会雇用或跟随几个或十几个甚至多达几十个数额不等的白役。此外，还有数额不等的挂名衙役。这三项合起来，同样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目。如贵州石阡府，有几千名白役，浙江仁和县和钱塘县，衙役总数均多达1500人以上。乾隆初年的江西省有几千人。乾隆末年，地方繁剧州县，所用衙役，有多达1000多人的，其中多数是挂名书役。清后期的山东大县，衙役在1000人以上，小县也数百人。对白役膨胀的势头，清朝政府也试图整顿，但效果有限。刘衡在四川巴县做知县时，原有衙役7000人，经过裁革整顿，一年以后剩下的仅有100多人。但这只是个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衙役膨胀的势头。衙役如此之多，不但百姓深受其害，官员也经常因失察被降级或革职。
署中多一差，乡里添一虎
三班衙役都有派差的机会，他们的职责分工本来有很多交叉，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壮班的主要任务是“看守”，但他们也奉命催征赋税，执行民事传唤。皂班的职责侧重于“跟”，通常他们是官员“显身”的前奏，官员出巡、勘验案发现场，他们或者提前而来，或者留下“善后”，而有的县太爷直接将他信任的人派下去。因为差役下乡，有“官”的身份，他们手中的“牌票”使他们获得了“官差”的地位，民众不知其中底细，畏之如虎。
“堂上一点朱，民间千滴血”。清人的许多著述都告诫州县官派衙役差拘时要十分慎重。黄六鸿说，凡是民风刁滑的地方，只要有词状，就有人包揽，一旦官府派衙役出去拘拿，得到签票的肯定是知县的心腹。这些衙役就会和当地的保正、里长、地棍等相互串通，将原被告隔离开来，两处做鬼，让原被告都不放松，最后倾家荡产。他形容百姓是徒手空拳与结队的猛虎相搏斗，结果只能在穷檐破屋里忍气吞血而已。所以他叮嘱州县官出票要慎重，比差要明确时间，按期回销，违限要追究。而且必须一案一票，一次一销，不要中途改票。如果不是重案，原告逃逸，应立即注销牌票，切不可让牌票久留原差之手。他还提出平常户婚田土类民事案件，发房签差，要轮流派出，办法是三班每班各置一个签筒，把每个衙役的名字写在签上，放在筒里，应过差的就将他的名签倒过来，写有衙役名字的签牌发完后再从头开始，如果有长差、告假的要把他们的名签拿出去，以免其他人代他应差；点卯不到的人就轮入下次。对那些命盗重案，派差尤其要慎之又慎，要在三班中平时观察，将老成小心之人的名字记在衙门墙上，遇有此种差事就派他们去（《福惠全书》卷十一）。
汪辉祖说得更具体，他说衙役下乡，势如猛虎，“余曾目击而心伤之”。为此，他做幕友时经常嘱咐主官不要轻易签派衙役出官差。后来他做了县令，“于此尤慎”。据他讲，差役有原役、号役、改役、加役、拿役等种种名目，而最为民害的是频繁更换差役，他们如虎狼一样，饱者既去，饿者又来。他主张案件既已立案，就应该审理，一票已定，期限不到，就应该责问原差，没有必要再添派差役。
到了嘉庆时期，各省有年例差使、催提钱粮，以及查验马匹、监狱等事，上自督抚藩臬下至道府，全部派差前往，有同一件事而派出许多人的。还有的在省城设立差局，凡遇到委派差事，全由差局里的人员依次差遣，目的是为其创造捞取好处的机会。
衙役在百姓那里可以作威作福，但他们毕竟是“执贱役之人”，在官的眼中，他们是下贱一流。有位知县曾经说：衙役也有家室之累，他们以几乎不能养活自己的微薄收入而在官衙面前奔走驱使，饱受鞭扑下贱之辱，而又甘之如饴，为什么？“皆以利来”“固明明以弊为活矣”！这句话，可谓入木三分。说白了，衙役离开了作弊，他们就无法生存。那么，我们在此追问一下：造成“以弊为活”的原因是什么？说到底，他们也来自民间，甚至来自民间的下层，他们身上所放大的人性的丑恶，是因为他们背后有赖以作弊的衙门。与衙门内的肮脏丑行相比，他们是小小之巫，是冰山一角。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捕役来一遍，地皮也抄转
捕役来一遍，地皮也抄转
在所有的衙役中，地位最低贱的莫过于捕役了。捕役的职责大多与缉捕盗贼有关，作为不固定的差事，他们也经常充当押运官银的护卫，有时还被派往巡夜。由于捕役事实上介入司法审判的部分环节，加之拘拿人犯、拘捕盗贼是其专责，因而其危害要远远比其他两班衙役大得多。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列举了捕役有“八害”，包括豢贼分肥、纵贼殃民、需索事主、妄拿平民、私刑吊拷、嘱贼诬指、私起赃物、侵剥盗赃。
按照州县分派衙役差事的通常做法，属于拘拿人的差事都由“快班”来承担，但这一班的人实在太多，州县官往往将此事交给“头役”或“班首”，由他们具体负责派差。而更多的捕役为先领到差票，早在立案前或者呈词一经批准，即立案之日起，就拿出多少不等的银钱贿赂分派差事的人，出钱多少，当然与案件的“标的”有直接关系。拿到差票后，他们成群结队前去拘人。进入两造（原被告）之家后，首先提出各种名目繁多的要求，如果当事人不能满足，就会另生枝节。如果满足了要求，就手中拿着差票，不再催促，使案件无法进行下去。这时原告要花钱，被告也要花钱，捕役坐收两利。两造好不容易到案后，他们也绝不放过，层层勒索，有投到礼、挂牌礼、铺堂礼、散班礼等名目，往往一个案子还未审结，当事人的家财早已荡然无存。
越到后期，这种暗无天日的状况就越严重，甚至连州县官也加入到“刮地皮”的行列中来。同治初年，直隶延庆州知州汪贵为捞取不义之财，设立黑狱，增补衙役五百余名，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索要钱财。他们将原、被告区别开来，再分成上、中、下户，索要的银子自五百两至五十钱不等。
衙役是社会的毒瘤，因此官方文献多称之为“衙蠹”。有人这样评论衙役的危害：“官有蠹役，如书之有蟫，木之有蛙，残食既久，书破木空。书役弊窦孔多，其弊也，皆其蠹也。蠹国蠹民平时不觉，一旦破败，批根动枝，官且难保。”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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