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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细荣被查，与上海地产在2002年5月获得中银香港22亿的授信额度的时间吻合。
当时有媒体称，周正毅夫妇涉嫌用做假账等诈骗手法，向吴细荣等提供贿赂，以取得巨额贷款。但此种说法并未能得到中银香港和香港廉政公署的证实。
幕后也有重头戏中银香港（1）
中银香港的丕变
不知道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的心里是何种滋味，他要面对着上任后第一桩棘手的监管事件，就是拿中国银行“开刀”。而在担任银监会主席之前，他的职务是中国银行行长，同时担任着中银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2003年5月29日上午，北京。刘明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银监会首次新闻发布会上露面，对银监会的目标及职责侃侃而谈。“从明天开始，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动。”刘明康表示将“尽心竭力，不辱使命”，视“保护存款人利益”为天职。虽然“并无明显的挥刀迹象”，但他强调“将通过监管来促进银行内控机制的形成和内控效率的提高”。
在担任中国银行总行长期间，刘明康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能实现中银香港在美国、香港同时上市的计划。
2000年2月，刚刚接任行长职务的刘明康毅然决定对中国银行进行“清房行动”——清理历史、加强内控，中银香港重组上市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步。
2002年初，中银香港复杂的重组基本完成，而重组的直接执行者就是刘金宝。
此时，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案曝光：
2002年1月15日，当时的央行行长戴相龙说，将对已被免职的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继续审查，因其在中国银行任职期间对该行有关信贷案件负有责任。
2002年1月18日，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与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联合消息，对其违规行为做出
处罚：中行纽约分行将向美国OCC交纳1000万美元罚款，其母公司中国银行则向中国人民银行交纳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罚款，两项罚款总计2000万美元。原因是包括纽约分行在内的中行在美国的三家分行，于1991～1999年间，被发现有不当行为。事情都发生在王雪冰1988～1993年担任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行长期间。
“王雪冰事件”以及其后中国银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中银香港的上市计划大受影响。
虽然中银香港在香港的上市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筹资额从最初计划的40～50亿美元变更为20亿美元，并且放弃了在香港、美国同时上市的计划。
中银香港在上市招股书中的“法律及监管事务”栏中提及王雪冰涉嫌于1994年在未经适当的授权或抵押而批出贷款，该笔贷款又在1996年透过一些有问题的信贷偿还。除王雪冰外，招股书还提到中银香港分行前第一副总经理梁小庭也与1994年的贷款有关。
而王雪冰的妻子和他人在美国成立公司，向中银香港取得了一笔贷款，批出这笔贷款的正是梁小庭。他还与中银香港通过香港宝生银行洗500亿港元的黑钱有关。
其实，中银香港最终的成功上市仍然与“王雪冰事件”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2002年7月8日，刘明康和刘金宝兵分两路开始在亚洲、欧洲和北美进行为期11天的访问。2002年7月11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始于2001年2月的对其客户周强等的诉讼案有了初步结果。根据纽约南区法院陪审团的裁决，原告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获胜，有望获赔105亿美元：骗贷者周强通过20多个关联公司欺诈贷款罪名成立。
胜诉在案件的进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
但“王雪冰事件”所形成的震荡并没有因中银香港的上市而终结，“王雪冰事件”对中国银行乃至中银香港的影响非常巨大，即使事隔一年多，其仍然像幽灵似的困扰着中银香港。
刘金宝离职据称也和此案件有关，不仅如此，即便是“周正毅被查事件”据说也与
其有一定关系。在2002年年初王雪冰因为经济犯罪而接受调查时，对中行上海分行的多宗未能收回的贷款事宜就已开始进行全面调查了。
中银香港高层位置的变化显现了金融监管显效的成果。对于中银香港而言，刘金宝的离职、问题贷款的处理，或许会在短期内降低市场对中银香港企业管理水平的信心，但从长远来看，正如刘明康任中国银行总行长时常说的那样：“打扫清理房子，再请客！”其规范的运作势必使中国银行于2006年上市的目标得以实现。这对于中国银行的管理者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机遇。
幕后也有重头戏中银香港（2）
中银香港接管“新农凯”
中国银行旗下的中银香港董事会于2003年6月8日深夜发表公告，向股东及投资者通报，该公司已委任会计师接管由周正毅全资拥有的“新农凯”。
这份通告证实，中银香港确实向周正毅控制的“新农凯”提供了逾21亿港元的过渡性贷款，但是有关审批程序符合中银香港的有关规定，并获得中银香港信贷委员会的审批。这一贷款不会对中银香港整体财务状况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中银香港指出，鉴于有关上海地产及周正毅的报道，经征询法律意见，中银香港已申请并获得香港高等法院颁发的接管令，委任吕礼恒会计师事务所的两位代表出任“新农凯”的接管人，以接管及保全“新农凯”及其附属公司的业务及资产并保障中银香港的权益。
根据中银香港董事会的初步分析，已作押予中银香港的上海地产股份的价值已超出该贷款的未偿还金额，因此这一贷款不会对中银香港的整体财务状况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根据公告提供的资料，中银香港于2002年6月向“新农凯”提供了一项额度为21。07亿港元，为期1年的过渡性贷款，作为“新农凯”收购上海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股权的资金。上海地产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其主要资产包括位于上海的多项物业投资项目。“新农凯”最终实际提取的贷款金额为17。7亿港元。截至2003年6月5日止，该贷款的未偿还本金为7。41亿港元。上海地产的资产包括存放于中银香港的现金，该现金于2003年6月6日为止约为1。53亿美元（约相等于11。9亿港元）。基于上海地产于2003年5月30日每股0。345港元的股份收市价（即上海地产股份暂停于交易所交易前的收市价），作押予中银香港的75％上海地产股份的市值约7。89亿港元。中银香港的公告指出，中银香港稽核委员会（成员包括所有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审查该贷款的审批程序及相关事宜。该贷款的审批程序符合中银香港内部信贷风险管理政策及程序的规定，并已按规定经中银香港信贷委员会审批。
就传媒和投资者对该公司信贷风险管理的报道和关注而言，中银香港董事会重申其对良好公司管制和审慎风险管理的承诺。中银香港作为一家香港注册银行，接受香港严格的银行监管。特别是经过重组合并后，成立了独立的风险管理部，该部直接对董事会及其属下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新的信贷风险管理系统和措施，是为了达成以下基本目标：创造适当的信贷风险环境；执行谨慎的贷款批核程序；保持适当的信贷行政管理评核与监察程序；确保对信贷风险进行充分独立监察和控制。正因为这样，自中银香港在2001年10月合并成立以来，新增不良贷款比率是很低的，这反映了新的风险管理和监控机制政策以及程序切实有效，有助中银香港控制授信资产质量。
中银香港在2003年6月18日晚再次发表声明，委任罗兵咸永道（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该行至2003年6月底止的中期业绩进行审查，并委任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对该行的风险信贷制度及其他贷款进行核数审查。而“新农凯”及与周正毅相关的贷款账目，则另聘摩斯伦会计师事务所审查，以避免潜在利益冲突。
据香港金管局发言人对此回应说，已获知中银香港的声明内容，而其中涉及金管局的内容真实，两家会计事务所均由中银香港所建议，并得到金管局批准，而委任两家事务所的原因，正如中银香港于声明中所指出，避免潜在利益冲突。
据以往惯例，中银香港是首次聘请核数师对中期业绩进行核数审查，这意味着有关的问题贷款可在中期业绩公布前完成。
中银香港设立专案委员会
中银香港于2003年6月11日发表声明，表示该公司刚获中国银行总行证实，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已被正式立案调查，中国银行是于2003年6月7日收到北京有关部门的通知的。
中银称，来自中国银行方面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消息证实，内地有关部门对刘金宝的调查，是其调回北京后才开始的；而有关部门的调查，目前仅涉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所发放的贷款。
中银重申，中银已注意到香港有关执法机构对上海地产主席周正毅及相关人员进行调查，并作出全面的配合。
中银香港董事会同时宣布设立一个专案委员会，对中银的贷款审批程序、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机制作全面审查。
专案委员会由中银香港高级顾问、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前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定邦领导。其他成员包括利丰集团及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冯国经以及新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单伟建，英国银行业道德标准委员会非执行主席及英国金融管理局前管理董事Richard Farrant先生被委任为专案委员会的特别顾问。
该专案委员会在与金管局先作磋商后，确定他们工作的职责范围，并获授权聘用外部顾问及审计师，以协助上述的审查。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亦根据《银行业条例》第五十九条，要求中银进行一次类似的审查。
由中银香港董事会决议成立的专案委员会，经过近3个月的调查，在2003年9月5日下午发布了关于中银香港公司治理、授信审批程序以及风险管理和内部监控机制的报告。针对“新农凯”事件，调查报告指出，该银行前总裁刘金宝和企业银行及资金副总裁柯文雅应对此负责，并对他们的做法提出质疑。
报告还就强化该银行的授信审批程序（特别是风险管理职能）和进一步加强该银行的管理层结构及便利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沟通的措施提出大量建议。
专案委员会主席梁定邦指出，尽管未发现任何证据表明有关职员有符合该银行最大利益以外的动机，但由于刘金宝和柯文雅在审批一笔向“新农凯”提供的177亿港元搭桥贷款时发生的“错误判断”，使已显露端倪的风险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这些风险包括对上海地产董事长周正毅资产净值了解不足，使银行面临与贷款收益不相称的信贷和信誉风险以及复杂而费力的贷款管理安排等。
之所以对刘金宝和柯文雅的做法提出质疑，是因为委员会注意到，刘金宝对风险管理部所表达的严重保留意见未及时采纳，也未对贷款发放进行干预。刘金宝没有意识到柯文雅作为事实上的信贷委员会主席，会在信贷委员会处理柯文雅推介的贷款建议时妨碍信贷委员会的工作成效。而且，柯文雅推介该贷款时，没有充分考虑交易的内在风险以及风险管理部的疑虑。
对于两位责任人员，中银香港董事会将委员会认定的刘金宝的有关事实函告中国银行，同时，鉴于柯文雅长期为该银行服务并对中银香港所做出的贡献，董事会决定同意柯文雅提出的提前退休申请。
中银香港对“新农凯”的17。7亿元贷款中，有10。3亿元已偿还。作为贷款余额的抵押，中银香港对上海地产75％的股份拥有法律上的第一抵押权，且该公司已被接管，接管人名下有1。2亿元存于中银香港。中银香港已对未偿还的7。41亿元贷款进行了1。26亿元的特别拨备。
迟来的坐而论道神秘的财富（1）
迟来的坐而论道
谁都不知道周正毅是怎么发家的，除了他自己。不过，周正毅财富的积累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个传奇：出生于工人家庭，做小生意，没有特别际遇，让人难以与拥有上百亿资产的首富相联系。而周正毅在“掘得第一桶金”后，更是选择了立即做大做强，以便站稳根基的思路。他相中了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入主“海鸟”是在2001年，正式收购“大盈股份”、上海地产、商贸控股均是在2002年。那么，在这样一条“成功”道路上，到底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神秘的财富来源
周正毅在内地之所以低调，对此很多人的一个共识是，周正毅无法向人们解释清楚自己是如何发家的，其中的疑点太多，一句话，经不住问，风险太大。
在周正毅林林总总的投资中，“阿毛炖品”店虽不是其最大的生意，但绝对是其最富有象征意义的早期投资。周正毅曾对媒体称“阿毛炖品”经营状况良好，当年即获利千万，是他挖掘的“第一桶金”，且每年都盈利数百万。但据了解内情的人士透露，“阿毛炖品”自开业至今，从未盈利。
“阿毛炖品”是周正毅与毛玉萍于1994年开办的，位于上海黄浦区的黄河路上。这条路上海本地人相当熟悉，它与乍浦路、云南路号称上海三大著名美食街。黄河路紧挨着老牌星级饭店——国际饭店，这本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但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黄河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闻名遐迩的大马路。据去过这家店的人士介绍，按照这家店的路段和装修，没有上千万拿不下来。周正毅的第一桶金应早于这家店，不然也无法创下该名号。
那么，是不是如周正毅自己说的，他是靠炒股为自己挣下“上海首富”的身价呢？
按照周正毅的说法，在1995年，他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倾囊投资，获利数亿”。
不过，这种说法无从考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无法破解的悬案。
“周正毅如果炒股炒得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啊。”一位在上海股市颇有名望的大户说。当然，周正毅很可能是见好就收，上市就抛。但这似乎不符合周正毅的性格。
有人还对周正毅的发家史给出农凯集团通过电解铜进口贸易，以对外开立信用证的方式获取美元融资的解释。
这个解释是基于农凯集团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固定交易席位，参与电解铜的期货交易，而华亭进出口公司（“农凯”下属公司）则直接做电解铜的进口贸易。
不过，这个多少有些牵强却是最光明正大的解释从未从周正毅口中吐露过。对一直受媒体苦苦追逼的他来说，如果把这样一个解释应该说上一千遍，那么，错误也该变成真理了。由此，周正毅的财富来源似乎异常神秘莫测。
关于“阿毛炖品”的前前后后
周正毅夫妇在1994年一掷千万在黄河路买下了一栋五层楼房，豪华装修后开始对外经营各种菜肴及炖品，店名则冠以太太毛玉萍的姓氏。据说，58元一份的佛跳墙、22元一份的秘制炖鹿肉、188元一份的红烧大排翅都是“阿毛炖品”的招牌菜式。
黄河路是远近闻名的大马路。这条路上另有一个有名的去处——黄河路上的长江公寓在1949年前后是张爱玲卜居的处所，张爱玲出走香港前一直居住在这里，那时它叫卡尔登公寓。
当年周正毅自日本返沪，打算大展拳脚时，头几宗投资中属“阿毛炖品”规模最大，且是夫妇同心协力的联手之作，其后周正毅在生意场上的摊子越来越大。
周正毅、毛玉萍一直自称靠1994年开设的“阿毛炖品”赚得第一桶金。但上海许多人都知道，“阿毛炖品”那幢五层楼、价值一千多万的黄河路旺铺物业，是周氏夫妇许多朋友支持的结果。
毛玉萍还声称该店年赚千万，显然是有吹牛的成分在其中。那年刘金宝也由中银上海分行代行长升为正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