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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就意味着社会成员能够本着合作态度，确立并遵守和维护共同的行为准则，并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社会准则的有效性。所以，政治文明在内涵上至少包括政治意识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三个方面。在理念方面，意味着平等、协作和宽容等政治价值观念和社会共识的普遍形成；在制度方面，意味着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推行；在行为方面，意味着社会普遍奉行合作主义和诚信原则，合理健全的法律、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等多重机制有效约束政治行为、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
社会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但只有在继承和发扬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避免它的种种局限，创造出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新的文明成果，才能表现出其巨大优越性。在物质文明方面，不但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避免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在政治文明方面，建立健全一整套完备的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真正实现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以多数人的统治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下少数人的统治；在精神文明方面，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精神道德境界，让自由、平等、博爱得到切实体现。
由于现实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度建立的，政治文明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程度的制约。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是由于具体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些弊端，影响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所以，只有通过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辟广阔的前景，最终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中国的生动实践：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
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
如果说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秩序象征的政府的出现是人类摆脱自然无序状态而进入社会有序状态的第一次飞跃，那么，民主宪政的发明和应用就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从人类政治发展的过程来看，政治文明特别是近代以来政治文明的发展与演进，主要是以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标志的。因此，民主宪政被看成是衡量现代政治文明程度的首要标准。
民主宪政的基本走向是：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注重通过谈判、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问题上的共识和认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是权力的目的；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建立起一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强调官民协同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具有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
具体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则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其中，党的领导是当下最合理的制度设计原则，人民当家作主是最正当的价值取向，依法治国是最可行的治理技术。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情况复杂的国度里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得到全国各族人民普遍拥护和一致认可的领导核心，政治文明建设就难以顺利进行。但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我们党原有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孕育于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党对原有的领导方式和领导体制作了很大程度的调整和改革，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现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要求相比，仍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所以，必须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的意义。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的村民自治、城市的社区自治等都是其中的有效形式。应在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从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层面保证基层民主健康顺利地发展。
实现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辩证统一，关键在于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包括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就是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人民民主结合起来的最佳形式。在依法治国的条件下，党代表人民利益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形成为法律。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所以，党既应是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领导力量，也应适应法治的要求将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的规范约束下，以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
笔者的一点读后感，相对于李良栋教授的大著而言，不过是管中窥豹。更多的发现还有待于读者自己去探寻思索。
读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页，徐复观在其《自叙》的一开始就写着：“当我写完《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后，有的朋友知道我要着手写一部有关中国艺术的书，非常为我担心。觉得因为我的兴趣太广，精力分散，恐怕不能有计划地完成我所能做的学术上的工作。”（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1页。以下出、自此书的引文均只标页码）是的，作为年过六十、学术生涯紧迫的大思想家，他有许多工作要做。《两汉思想史》和《中国经学史的基础》的学术计划还在等着他，他为什么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写作这部《中国艺术精神》呢？
如同《自叙》中所说，徐复观写作《中国艺术精神》的缘起，原来只是因为买了一部《美术丛书》，偶然在床上翻阅。这里完全是无所为而为，随着思想的自由游走而碰到兴趣，随后的兴趣延伸使追问成为思想的内在需要，这种内在需要才是做学问的真正动力。学问是要用心去做的。
人生体验对于思想大家至关重要。思想不可能只是知识材料之间的转换。尤其对于治思想史的人来说，把死知识变为活知识的点金术只能来自于心灵。因此徐复观才批评《中国画学全史》的作者郑昶：“抄了不少的材料，但因其缺乏理解力，所以他自己的议论，皆是麻木不仁的一些话。”（第7页）
每一种人生体验都有着个人独特的深度和广度。这个从陆军少将退役为学者的人，很像当年的心学大师王阳明。他们有着共同的学者和将军的人生经历，都能够从知行合一的深切体验中去把握精神的体用关系。王阳明从“心”出发，做学问以致良知；徐复观也是从“心”出发，做学问以彰显天下之公器。正如他所自述：“我拿起笔开始写文章以来，虽为学识所限制，成就无多；要皆出于对政治、文化上的责任心。政治是天下的公器，学术也是天下的公器。”（第6页）他要通过学术这个天下的公器帮助国人找回在艺术精神方面的自信，让世界能够完整地把握中国古代艺术中所蕴涵的伟大艺术精神。这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一个迫切的任务。正如徐复观当时所描述的：“现在的知识分子，偶尔着手到自己的文化时，常不敢堂堂正正地面对自己所处理的对象，深入进自己所处理的对象；而总是想先在西方文化的屋檐下，找一容身之地。”（第3页）这种妄自菲薄的中国文人，眼下还比比皆是。“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熊十力言），这也许是徐复观始终未敢忘记的师言。
徐复观把艺术分为两类，一类如西方艺术，是“对现实犹如火上加油”；另一类如中国艺术，“则犹如在炎暑中喝下一杯清凉的饮料。”“但由机械、社团组织、工业合理化等而来的精神自由的丧失，及生活的枯燥、单调，乃至竞争、变化的剧烈，人类是需要火上加油性质的艺术呢，还是需要炎暑中的清凉饮料性质的艺术呢？我想，假使现代人能欣赏到中国山水画，对于由过度紧张而来的精神病患，或者会发生更大的意义。”（第5页）正是看到了这种意义，徐复观才放下手中其他学术计划，撰写《中国艺术精神》。
古今大家都是做学问如做人，徐复观如是说：“在我的生命史中，虽一无成就，但在政治与学术上，尚不曾有过阿谀的言行。而过去所写的政论文章，从某一方面说，乃是为今日普天下的人伸冤。十年来所写的学术文章，则是为三千年中的圣贤、文学家、艺术家，伸冤雪耻。”因为，“说到‘中国传统’的时候，便要受到中国画史事实的限制。今日有些人太不受到这种历史事实的限制了，甚至连起码的字句也看不懂，便放言高论，谈起中国的绘画，是如何如何；还有许多人，只靠人事关系，便被敕封为鉴赏专家。这便更促成我动笔的决心。”
《中国艺术精神》共分十章，除第一章论上古音乐艺术之精神以外，其余九章均为论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在附录中还有相当长的篇幅谈论书法和绘画的鉴定问题。书中颇多真知灼见，义理明晰，风骨超然。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书中的许多观念依然是学术界所未能厘清的，例如：
中国艺术的自觉起于鉴识之风
两汉以前的画家都是无名之辈，这并不是说两汉以前没有好画，当然也不是那时的画家喜欢隐姓埋名。但为什么直到魏晋时期的画家才在绘画史上留下名字，而此前却没有呢？绘画以艺术的名义出现，是一种艺术的自觉。为什么中国绘画到魏晋时代始自觉？
徐复观认为，这是由于“东汉末年，人伦鉴识之风大盛”所引起的。就是说，以前判断一个人的德性，主要看其言谈举止是否符合儒家精神的“礼”，彬彬有礼的才是君子。到了魏晋时期，“中朝名士出而生命情调之欣赏特隆”（第91页），人们开始按照庄学和玄学审美的眼光来看待德性，一个人的音容举止能够符合庄子虚静简远的精神，就是有德性者的风姿神貌。
这样，德性就变成了诗性。按照这样的鉴识标准，一个人如果不仅有艺术性的风姿神貌，而且还能诗善画，那他就更有德性了。“人伦鉴识”转向诗书画的鉴识，此一风气使当时的门第贵族都以能诗书、善绘画为荣，诗书画在贵族之中成为普及之事。
艺术一旦成为有闲阶级的审美嗜好，就不会再默默无闻了。优秀画家的经验和对绘画的晶评进入了文化系统，绘画史就从这里开始了艺术的自觉。
庄学精神开启中国山水画
中国的艺术精神一旦自觉，绘画很快就进入了山水画阶段。原因是东汉末期，老庄思想已经抬头，魏晋时期，庄学则以玄学的面貌流行于世。庄子所追求的是一个能够安放自己心灵，并使之在其中得以逍遥游的精神世界。然而，正如徐复观指出的：“没有人会在活生生的人的对象中，真能发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生命中的世界。”（第135页）所以，深受魏晋玄学熏染的南北朝名士，自然会把品藻的眼光从人物画移向山水画，遂有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出。徐复观说：“由庄学精神而来的绘画，可说到了山水画而始落了实，其内蕴，由宗炳、王微而已完全显露了出来。”（第153页）
徐复观援引了大量《世说新语》中的话来说明当时人们对自然的看法与玄学的关系。其中对于有“孙绰《庾亮碑文》曰，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徐复观评论道：“‘固以玄对山水’一语，道破了其中最紧要的关键。以玄对山水，即是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这便在第一自然中呈现出第二自然，而成为美的对象。”“因此，不妨作这样的结论，中国以山水画为中心的自然画，乃是玄学中的庄学的产物。不能了解到这一点，便不能把握到中国以绘画为中心的艺术的基本性格。”（第139、140、141页）
禅与庄，谁代表中国艺术精神？
佛家与道家有相通之处，它们对中国山水画的影响正在这相通之处上。但究竟应归于佛家还是道家，往往取决于个人的理解。徐复观是持中国山水画以庄学为根的学者，他极力主张中国艺术精神就是庄学精神。
《宋书》本传中讲宗炳曾与高僧慧远切磋佛理，“考寻文义”。但徐复观认为：“他所信的佛教，偏于精神不灭，轮回报应这一方面；亦即是注重在死后的问题。未死以前的洗心养身，他依然是归之道家及神仙之说。……而他的《画山水序》里面的思想，全是庄学的思想。”因此，宗炳的“澄怀观道”和“澄怀味象”的“澄怀”，即是庄子的虚静之心。徐复观强调；“但庄子的逍遥游，只能寄托之于可望不可即的‘藐姑射之山’；而宗炳则当下寄托于现世的名—山胜水，并把它消纳于自己绘画之中，所以我再说一次，山水画的出现，乃庄学在人生中、在艺术上的落实。”（第141、145页）
在论黄山谷一节中，对于黄山谷说：“余未尝识画。然参禅而知无功之功；学道而知至道不烦；于是观图画悉知其巧拙功槽，造微入妙。然此岂可为单见寡闻者道哉”，徐复观论道：“山谷自谓因参禅而识画，此或为以禅论画之始。山谷于禅，有深造自得之乐。但他实际是在参禅之过程中，达到了庄学的境界，以庄学而知画，并非真以禅而识画。庄子由去知去欲而呈现出以虚、静、明为体之心，与禅相同；而‘无功之功’，即庄子无用之用。‘至道不烦’，即老庄之所谓纯，所谓朴；这也是禅与庄相同的。”但庄与禅的相同，只是全部工夫历程中的一段，而在缘起和归结处却大不相同。庄学的虚静之心是一种精神的解放，而佛教的涅槃是要从生命中解脱，“此一印度（佛教）的原始倾向，虽在中国禅宗中已得到若干缓和，但并未能根本加以改变。”（第228页）
对生命都要求寂灭，怎么还能“胸有丘壑”？所以，徐复观认定：“此处安放不下艺术，安放不下山水画。”对于禅，“山水、绘画，皆成为障蔽。”“禅境虚空，既不能画，又何从由此而识画。（在虚无的方向上）由禅落下一关，便是庄学，此处正是艺术的根源，尤其是山水画的根源……一般人多把庄与禅的界线混淆了，大家都是禅其名而庄其实，本是由庄学流向艺术，流向山水画；却以为是由禅流向艺术，流向山水画。加以中国禅宗的‘开山’精神，名刹常即是名山，更在山林生活上，夺了庄学之席。但在思想根源的性格上，是不应混淆的。我特在这里表而出之，以解千载之惑。”（第229页）
中国艺术精神
徐复观对先秦思想史有着深入而独特的研究。他说：“后世受老子影响较深的，多为操阴柔之术的巧宦。受庄子影响较深的，多为甘于放逸之行的隐士。”（第27页）隐土当然比巧宦更符合于道家的本真。
道家不像儒家那样以道德价值成就现实人生，“他们所成就的是虚静的人生。”徐复观说是中国的绘画令他“恍然大悟，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的形而上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作人生的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应对于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第28、30页）
其实，魏晋时的竹林名士就是把庄学变成性情的玄学，过着任性率真的艺术生活。“但顺着此一生活方式发展下去，不仅难为社会所容，且生活的自身，也因无凝止归宿之地，而精神将愈趋于浮乱，愈得不到安顿。”（第144页）所以，庄子的艺术人生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