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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本是个外来词语的音译。原为拉丁语，英语作“Humour”，意为滑稽、可笑、有趣。英美等国的大百科全书在阐释“幽默”含义时都认为它是能够激发人类“笑”的一种机制。这个词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人中国，用了一个形容“幽寂无声”的古词（《楚辞·九章·怀沙》中的“孔静幽默”）“幽默。”来翻译它。因此欧美等国本义浅白与明朗的一个词，传到中国后反而变得深奥了，甚至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概念。当然这与它传人渠道也有关，那时我国文坛是从日本理论界输入了这个词，而日本的文论受到德国哲学的影响，在介绍幽默取义深奥。日本《万有百科大事典》在阐释“幽默”一词时说：“曾经有人把‘幽默’译成‘有情滑稽’，这虽不成熟，但却有一定道理。幽默中的笑并不是那种（笑别人的愚蠢、笑自己所看不起的人）无情的嘲笑。它凝聚着对人类，包括对自身的可悲性格的爱怜之情。这是比较高级、复杂的笑。”
这种解释可以说是狭义的幽默，可是它得到了熟悉日本理论的鲁迅先生的认可。鲁迅把幽默看成是人类精神世界健康发展的标志，从人格发展的角度理解它。他认为中国自古无幽默，因为专制使人变成“死相”，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有幽默？他抨击林语堂办《论语》，倡导“幽默”是“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还说一个月挤出两本的“幽默刊物”本身就不幽默。他认为幽默只宜邂逅，不宜制造。制造出的幽默只能是伪幽默。鲁迅先生的的意见是与他对幽默的理解有关的。近五六十年来鲁迅先生在文化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人们对幽默的理解与论述都在不同程度受到鲁迅的影响。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钱锤书先生似乎对鲁迅并不买账（钱先生的父亲钱基搏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论及鲁迅，说他乃是“思想之右倾者”），可是在论及幽默问题时，也与鲁迅先生惊人地相似。鲁迅论幽默对于特立独行的钱先生这样的大家尚有如此影响，五十年代以后的一般学者更不必说了。
作为漫画家的方成是从艺术实践出发探讨幽默的理论问题的，自然会与鲁迅有不同的视角（鲁迅更多的是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幽默的）从而有所突破。这种突破是否能得到创作界与理论界认可，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方成先生的锲而不舍、老而弥坚的探索精神是值得我们这些后生晚辈钦佩的。
一言难尽基督教
■ 宫敬才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说，宗教（包括基督教）是对外在力量虚幻、颠倒的反映。这种看法不是新发明，其始作俑者为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伏尔泰说：“神的观念又从何而来呢？是从最粗野的人心中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那种感觉和自然逻辑而来的。”（《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4页）稍早于伏尔泰的梅叶更绝对，他认为，宗教“起初是由狡猾而巧妙的权术捏造出来的，然后是由骗子手、无赖加以复述，后来是由人民中间一些愚昧无知的人盲目地加以相信，最后是由国王和有势力的人用权力加以支持……以期用这种手段钳制群众，强迫群众受自己的支配。”（《遗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9页）
他们二人面对中世纪以来的天主教会有感而发，确实有大量的经验事实作为根据。教皇非法聚敛钱财疯狂且不择手段，他可以把红衣主教的职位出卖或授与自己的私生子，而红衣主教往往因纵欲无度而早亡。更有甚者，因血缘关系，十几岁的少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并不鲜见（以上情况，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两书）。但是，仅仅根据这些经验事实就能彻底否定基督教，进而否定一切宗教吗？回答是：这种做法和看法过于简单且失之偏颇。
基督教已存在近两千年的时间，如果加上《旧约》中反映的犹太教的内容，其历史有三千多年。并且，它从中东一隅之地向全世界扩张以至遍布全世界，其信徒之众为各宗教之最。由此看来，仅用虚幻、颠倒的反映，无法说清基督教，因为，基督教作为经验事实还有另一面。
牛顿的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走向，同时极为强烈的影响了这两个世纪的社会生活；爱因斯坦的科学成果和科学思想影响了二十世纪的科学走向和社会生活。与此相类似者还大有人在。我们应注意的是事实背后的东西：他们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尤其是牛顿，科学研究的目的和动力是基督教性的（可见迈克尔·怀特的《牛顿传》和《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两书）。这一事实把我们惯常的看法推向了困难境地：要么，他们的智商有问题，否则，他们为什么会相信虚幻、颠倒反映出来的东西呢？要么，是他们的道德品质有问题，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虔诚地相信错误的东西呢？实际上，不是他们在智商和道德品质两方面有问题，而是我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出了问题，犯了简单化、片面化的错误。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督教文化译丛”中有两部著作直接讲到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的关系，一是《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二是《基督教与西方思想》。顺着这一思路看问题，我们可以概而言之地讲出六条理由，借以说明不能小看基督教；仅从“虚幻、颠倒的反映”层面着眼，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
第一，现在我们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都能感受到的西方自然科学及其成果，直接起源于基督教，如此认为者的典型一是怀特海，二是默顿，他们都以历史考据的事实为根据，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是有意编造，这可见于《科学与近代世界》和《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两书。“基督教文化译丛”中《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的第九章，则专门、系统地讨论了这一问题。说自然科学起源于基督教或许夸张，但说西方的自然科学起源于基督教，肯定符合实际。
第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有两大思想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一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细心考量便可发现，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与基督教有渊源关系。《圣经》的开篇是创世纪，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休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其精华和思想方式与上帝创造世界的思想既相联系，又极为类似。所不同者，亚当·斯密把创造世界的上帝之手置换为市场之手。
第三，翻开任何一部西方历史尤其是西方文化史，我们都会了解到，西方近代以来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文学等，基督教是其主要的文化母胎，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更显突出，基督教的宗教题材和宗教虔诚，是这些学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
第四，没有对古希腊罗马文明遗产的发掘和整理，近现代的西方文明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而这一古代遗产的发掘、整理和留存后世，主要的赞助者和保护者是基督教会，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基督教会，西方的这一文化遗产或许会失传。
第五，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还有无以计数的其他人都盛赞“美洲的发现和绕过非洲的航行”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可见地理大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说其为“发现”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霸道逻辑）。基督教在这一发现中的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地理大发现者两种思想动机同样强烈：一是找到通往“遍地是黄金”的中国和印度的道路，二是传播基督教，把世界各地的非基督教徒变为上帝忠实的仆人。这一过程积聚了基督教罄竹难书的罪恶，罪恶更突显了基督教对地理大发现产生重要影响的客观事实（见译丛中《基督教会史》一书的第320～321页）。
第六，从阴暗潮湿的北欧原始森林中走出了“金发碧眼的野兽”（尼采语），他们把灿烂辉煌的古罗马文明变为草盛狼嚎的废墟，欧洲文明由此倒退为靠兽性较劲的野蛮，正是基督教花费几百年的时间驯化欧洲人的兽性和野蛮，使其变为文明，从此以后，基督教的文明之线把欧洲串连起来，使它有了相对统一的精神家园和文化背景。
个案枚举不能说明一切，但它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简单化、片面性地看待和说明基督教，极为有害于对基督教正确全面地理解。
现在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简单化、片面性地理解基督教，其思维方式上的原因是什么呢？以笔者之见，不外如下三点。其一，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有限的生活经验框衡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问题，得出上述结论是必然，但看待宗教问题不能仅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因为人类的精神世界由三部分——真、善、美组成，与此相对应的思维方式也有三种——知、情、意。用求真（知）的思维方式看待情（美学）和意（宗教和伦理学）的问题，这是思维方式上的错位，这种错位会把人类有关某一特定对象的认识引向简单化、片面性的结论。
其二，上述结论把基督教会及其部分神职人员某一时代或某一生活层面上的堕落、腐败扩大为整个基督教及其全部历史都是如此，如伏尔泰和梅叶的做法，显然是以偏概全，这就把错位的思维方式又推向现实生活层面。实际情况是，神职人员中有丑恶、伪善、贪婪、好色、奢靡和极端利己之徒，与此同时，还有大量以奉献、慈悲、克己、诚实为人生约规的人。这说明，某一类神职人员的言行不能代表整个基督教，不同时代、地域和类型的神职人员行为的总体，才真正表现出基督教的全貌。
其三，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衡量，像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是对外在对象虚幻和颠倒。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未必是伦理或审美性的错误，只要换一个角度看待问题，这种结论自然会得到证明。基督教是人的生活经验总结及其升华，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精神文化资源，同时，还是人的智慧结晶。作为文化现象的基督教是不需要多费口舌加以说明的客观事实；作为精神文化资源的基督教，《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和《基督教与西方思想》两书已作了说明；作为智慧结晶的基督教，《圣经》中的“箴言”篇可作例证，实际上，“十诫”中的后五诫，是最浅显易懂且最经世致用的生活智慧，这种智慧对基督教徒和非基督教徒的作用都同样重要。
还是来点实在的吧。我们正行进在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潮中，与前几轮全球化的高潮不同，我们不再持拒斥、惧怕的态度因而被动挨打和屈辱，而是全球化的直接参与者。人家在全球化我们，我们也在全球化人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必须面对：打交道的对象大部分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打交道的目的是自保自利，然后才能谈到发展，而做到这一点的必备前提是对打交道对象的了解和理解。人不呼吸空气就会死亡，同样，人没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就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这说明，要了解和理解打交道的对象，就必须了解和理解其文化背景，应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要了解和理解我们打交道的主要对象的文化背景——基督教，仅仅固守“虚幻、颠倒的反映”的一孔之见，是绝对不行的。
以上所说的一切，是我向朋友们推荐北京大学出版社“基督教文化译丛”的理由。这套译丛由扎实厚重的十一部著作组成：《基督教概论》《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约瑟夫著作精选》《旧约概论》《犹西比乌早期教会史》（待出）《基督教与西方思想》（1～2卷”，即将出版）《圣经的历史》（待出）《新约概论》（待出）。据说除此之外，还有后续著作。专业性读者，可根据自己的研究需要选择阅读顺序和重点，只想一般性了解基督教的读者，可先读《基督教概论》，再读《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和《基督教与西方思想》，然后再读其他著作。这并非是剥夺读者的选择权，只是提出一个省时省力又有效的建议。
贺
新年甫过，大麟先生来电话：《博览群书》二十年了。可真是！我喜欢看的一份杂志二十岁了！我手头经常有几种杂志轮着看，《博览群书》是我认为比较好看的那种，它的特点如它的名号：即“博”且“群”，老少咸宜。
现在时兴一种称呼，叫做“读书界”，好像一个人不做别的事，只是以“读书”为业似的。我想一个人即使属于“读书界”，怕也难以穷尽所有的书，这就需要一本像《博览群书》这样的刊物，不仅报一堆书名、出版何处、价钱若干（那是广告的业务），而且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讯”和对它们的评价、意见。依我的理解，这是这本刊物的第一任务、第一职责。二十年来它介绍和评论了多少古今中外的书，提供了多少讯息和精神资源，介绍了多少新老作者，“量化”一下，必定是很可观的。
《博览群书》所收文字的风格，大多十分“平实”，言之有物，不耍噱头，不故作玄虚，有一说一而起益智作用；一些批评文字也是心平气和，与人为善，很少有怒发冲冠，或尖酸刻薄的现象。
就我能接受的习惯和喜好而言，“书人书事”、“著译者言”、“序与跋”、“读书时空”等栏目信息量大，可读性很强，篇幅也比较适中。久而久之，我形成了一种阅读的习惯，先看后面的这类栏目里的文章，行有余力，再往前翻。所以，一期《博览群书》可以在案头放好长时间。
“特稿”中也有不少好看的，眼前就有一篇第一期的特稿；孙隆基先生的《魔鬼的礼物》，我一口气就看完了，这篇文章透过中国人所特有的“口腔文化”看透了一种可称之为“国民性”——“现实感”达到了“口腹之欲”之外别无他求的地步，以致像李波先生的书名：《吃垮中国——口腔文化的宿命》。（孙文为李书之序）孙先生这篇文章行文洒脱，内涵甚丰，用我们常说的话，叫作“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这类的好文章在《博览群书》常有，都是就书论书，有所发挥，放言空论的不多。
有什么“建议”呢？近些年来，文章有偏长的趋势——个别文章有些像鲁迅先生所批评的硬把eketch拉长成小说。如今电脑时代，噼里啪啦，“倚马可待”。长文不是不需要，但一期杂志并非“学报”，容量有限，理应重在以短见长。不知编辑诸君以为然否？
自己的园地
■ 潘小松
说起来也是快二十年的事了。我的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东西是1987年9月号《博览群书》上刊登的译作“历史与现实”，大概三千字左右的样子。我跟《博览群书》的缘分从那时开始至今。我今天仍然舞弄点笔墨，《博览群书》至少是起了鼓励的作用，我因此感念这份读书人自己的刊物。我辈算是文字场的边缘人物，无足轻重，也因此不能回答类似二十年来国内外学术潮流趋势这样的大问题。然而对于读书，因为从事久了，多少有些自己的心得。这一得之见大抵仰仗《博览群书》等的不弃，拿出来亮相了。我因此视《博览群书》为自己的家园。在自己的家园里，种什么东西、种多大面积、在哪个季节种都由自己来决定。有人喜欢种名贵庄严的东西，不妨；能耐不大的种些小品也不妨。提供园地的有这样的胸襟，园子里的花色品种自然会多一些。我曾经读到一位偏远地区的作者写的与《博览群书》来往经过的稿子，感同身受。一本杂志贵在不因人取稿，《博览群书》恰做到了这一点。
在时下的文化氛围里谈什么精神家园或者自己的园地，委实有点奢侈。然而，人终究是要有一点精神生活的。只是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大抵要一些物质享受作铺垫。所以，年轻人喜欢花二十块钱在星巴克买上一杯咖啡，读价格差不多的时尚消费类杂志。假如文化有什么趋势比较明显，那要算文化产品日益成为消费品这一事实为最了。消费时代人们无暇顾及严肃的高头讲章，也没有余裕进行深层阅读的培训。迎合轻松阅读因此成为办刊的文化时尚。这种时候，口味偏书卷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