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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所设计的联邦制挽救了美国，并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政体基础。因为北美革命后，13个殖民地成为13个相互独立的国家（邦），其为反对英国而建立的联盟只是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邦联”。如果不是联邦制，今天的北美很可能就像拉美一样四分五裂。然而，甚至是这样一个中央权力非常有限的联邦宪法，也引起了一些制宪代表对集权的恐惧和猜疑，担心自己所钟爱和珍惜的自由会受到新政府的伤害，55个代表中只有39人在宪法草案上签了字。这样的担心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这在宪法草案批准的交锋中充分体现出来。草案必须得到四分之三的邦批准才有效，反对派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联邦党人同盟，动员各邦民众拒绝批准宪法。但是，当他们的努力失败时，他们并没有输不起，而是坦然地接受了民众的选择，没有出现任何致力于推翻宪法的组织，也没有策划退出联邦的阴谋。但是，反对力量的存在不得不迫使联邦的支持者（联邦党人）考虑修订宪法，于是就有了保护民众言论、结社、信仰和刑事程序等权利的宪法前十项修正案，也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
《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以公民权利来限制政府权力。即使政府结构存在着制衡，但是，由于权力本身必然带来腐化的诱惑，很难防止立法、行政、司法官官相护、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那么，公开的监督就是对政府总体最好的制约。《权利法案》就是要用宪法所保障的言论、结社、请愿和出版自由来制衡和约束政府的官权，最终与宪法的原文一起，构建用权力制衡权力、借舆论监督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的制衡、监督和限制权力的宪政体制。
在《权利法案》所保护的自由中，最重要的无疑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使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包括社会主义者能够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贪婪的本性，也可以让当权者的政敌，为了自私的目的，无情地揭露（或者相互揭露）政府的腐败与无能。1992年笔者留学美国时，从电视中听到前总统卡特为克林顿竞选所发表的演讲，大为诧异。为了指责共和党12年执政期间的“杀贫济富”，其对美国贫富差别和社会不公的揭露，比起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抨击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描绘的美国大城市贫民窟图景堪与揭露资本主义早期的暴露文学相提并论。
这种（来自左翼和政客竞选的）批评如此之盛，以至于不谙此道的外来看客以为美国是毫无希望与前途的国度。一位瑞典的观察家在1930年代考察美国之后，道出了其中的奥秘：“如果说全世界都充分了解美国的腐化现象、有组织的犯罪和司法的弊端的话，那不是由于美国特别邪恶，而是由于美国人自己爱宣扬其缺点”。这一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如果联系1970年代水门事件以来的诸多丑闻，包括克林顿的“拉链门”和伊拉克的“虐俘丑闻”，仍然有其道理在里面。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教授对美国新闻界“逐丑（、闻）”曾有过精彩的评论：由于人性的弱点，每个社会都无法摆脱丑事的发生，但是，丑事能否成为人所皆知的“丑闻”，进而通过制度的建设，来减少丑事的概率，却是衡量—个现代社会的开放程度、舆论监督的力度标志。
宪政体制确立了美国的立国之本；但在当时；并没有人看好这一前所来有的政治试验，甚至连一些制宪代表都怀疑，新国家的寿命能否存括到自己的有生之年。而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则认为美国正在从事的制度创新（联邦制的共和国）注定要失败。的确，如果新国家不能实现宪法对民众最朴实的承诺“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美国宪法》序言），这个新国家是长不了的。
美国以后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这些质朴无华的目标，而且最终发展成为制宪者和当时所有人都投有想到的世界超强，这不能不归功于美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市场经济，充分发挥自己（当然还有利用和平攫取别人）的聪明才智，大胆地进行了无数独领风骚的制度创新。因此，如果说政府权力受到制约的宪政体制是其立国之本的话，那么，充分竞争的市场则成为美国的强国之路。
由于有比较健全的宪政制度和浓厚的法律至上的传统，除了黑人奴隶制和土著印第安人土地这两个特殊问题外，美国的众多社会矛盾基本上是在其还没有激化到一触即发的时候，在法律的框架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因此，美国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取得，呈现了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图景，它不是在牺牲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激进革新中实现的，而是在保护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的渐进改良中实现的。但是，这条道路也非一帆风顺。充满财富的市场，无处不在的经济利益，总是会诱惑政治权力的干涉，即使政府权力受到宪法明确的约束也不列外。建国之初，美国就出现了一起私立学院充公案。在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有一所叫达特茅斯学院，是美国著名的8所长春藤大学中的小老弟。1810年代，该校董事会与校长龃龉，董事会炒了校长的鱿鱼。在美国革命中立过战功的校长，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促使州议会通过法律，以学校乃属“公益事业”为由，将学校改为公立。董事会以州议会违反宪法中的契约条款（政府“不得通过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为由，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契约神圣，私产免受公权干涉为由，一致裁决，推翻了州议会的法律，而且它借题发挥，明确了私人企业和民间组织（即法人）可以像自然人一样，获得宪法的保护而免于政府的政治干预，由此，最高法院为十九世纪后半叶美国工业化时代的“自由放任”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开始了其为私有企业保驾护航的漫长历程。结果，美国私有企业、民间组织（如基金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英国的一位著名法律权威梅因爵士曾指出，该案成为十九世纪“许多美国大铁路公司成功的基础”。正是它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保证了对经济力量的充分利用，由此取得了开拓北美大陆的成就”。当然，物极必反，到二十世纪初，企业法人以契约神圣权来损害个人、特别是劳工基本权利的现象屡见不鲜，日趋严重。时代的变迁，也促使最高法院开始缓慢地对契约权利加以必要的限制。
私人产权只有得到充分的保障，美国人才会甩开膀子玩命挣钱。但是，如果国内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造成国内市场壁垒，再玩命也只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施展不开拳脚。本来，联邦建立的经济动因就是扩大市场规模，促进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为此，宪法授权联邦国会管理州际商务和对外贸易（即商事条款）。但是，建国之初，加入联邦的各州，为了一己之利，常常大搞地方保护主义，这成为了美国强国之路上的又一个障碍。
为扫除地方保护主义这一障碍，宪法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1819年著名的汽船垄断案。为了保护汽船发明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当时纽约州议会以立法的形式给与他们在本州水域内垄断汽船航运三十年的特权。对此，最高法院再次全体一致判决，裁定纽约州法律无效，因为它与联邦法律冲突。而且，最高法院有一次借题发挥，阐发了宪法中商事条款的涵义，将商事（merce）解释为包罗万象的经济交流和交换。由此，它不仅把水域航行从各州的各自为政中解放出来，而且，为美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和牢固的法律保证。此后五年不到，美国的第一辆火车上路了，美国开始了它的蒸汽机时代，它广袤的西部得以迅速而又全面的开发。由于汽船案有例在先，任何看来会妨碍州际交通和货物自由流通的地方法律法规都会被判定违法。从此，不论是空中航线，还是地下的输油、输气管线，或是地面的汽车火车，或是电话、电报、电视和电脑网络，传递的都是州际贸易的内容，可以在全美畅通无阻，物质、资金、人员和信息得以更广泛和更迅速地自由流动。
由于有法律的保驾护航，市场的无形之手尽情发挥着作用，一直到1930年代罗斯福实施国家干预的所谓“新政”为止，美国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最为放任自流的国家，拥有一个最少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和最发达的市民社会。即使在国家干预市场成为常态以后，美国依然是西方世界中政府规制最少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中，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更为重要的是，适应市场的制度创新成为美国傲视全球的最大资本，形成了为其带来源源不断利益的制度霸权。就生产方式而言，从十九世纪中期起源于枪械制造业的标准化生产（即所谓的“美国制度”），到二十世纪初汽车业的流水线作业；在融资领域，从十九世纪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托拉斯模式，到今天风行全球的共同基金和风险基金；在营销领域，有小企业成功法宝的特许经营和连锁商店；在消费领域，有信用卡支付和按揭贷款。无数的制度创新让最新的技术发明以最快的速度转化最大规模的生产。汽车和电影都是在欧洲最早出现的，但却是在美国最早普及的，这绝非偶然，美国依靠的就是生产和营销制度的创新。正因为它在制度创新方面的绝对优势，在1890年代就成为世界最大经济强国的美国，一个多世纪后仍然执世界经济之牛耳。
制度创新离不开人才的作用，而正是吸引和利用人才方面，美国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外来移民。到1920年代正式实施限制移民的法律为止，美国基本上一直是自由移民国家。在1980年代“美国衰落论”风靡海内外学界和政界的时候，资中筠教授独具慧跟，大唱反调：“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及的一大强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此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1990年代美国信息产业在世界上的独占鳌头地位以及所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印证了资教授的判断。以离现在最近的美国十年一度的人口统计为例，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移民美国的人数（算上不甚准确的非法移民），总计在1000万以上。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数字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部人口！这个数字也超过二十世纪最初十年美国接纳的900万不到的移民人数。在2000年以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个900万的数字是美国移民流入量的顶峰，空前而又绝后，不可能再被超过。这一看法的根据是，1920年代以后，美国就结束了自由移民的时代，开始实行配额的限制性移民法。但在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高涨的背景下，美国通过了技术优先和照顾家庭团聚的新移民法，根本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从原来单纯的限制移民转为根据国家需要来选择移民。正是因为这一法律，亚洲专业技术人员及其家人才能开始大举“进军”美国。在这1000万移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包括国人在内的来自亚洲的科技和商界精英。
“幸亏没有生长在美国”
■ 陈心想
美国强大的奥秘，是多方面综合因素促成的，甚至存在一些偶然因素，比如华盛顿的个人品德避免了终身总统的出现，又如法国军队镇压海地黑人起义的失败导致拿破仑临时做出出售路易斯安那的决定，使美国捡了一个大便宜，国土立马翻了两倍多，为两洋大国开辟了道路，等等。但是，美国宪政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市场潜力的充分发挥，源源不断的人才移入，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
前不久，听到一位朋友感慨道：“幸亏没有生长在美国！”着实让我吃惊不小。时下多少人为了拿到美国绿卡或者公民身份苦心积虑想方设法。如果出生在美国，就成了天生一个美国鬼子了，多省心。待朋友道出原因后，我方恍然大悟，原因在于如果把他的求学经历放在美国教育体制下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比如，本科和研究生能到一流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就读。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不同的中美教育体制给人的机会不一样，尤其对“浪子回头”者而言，更是如此。
经过了多年的发展，美国的社会制度化比较完善。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美国比较完善的教育制度里也体现了出来。就像他们的信用记录体系一样，学生的成绩也是被系统记录的。中小学阶段后果影响不太明显，但高招和研究生院招生的时候就明显了。比如，中学阶段的平时成绩记录不好，就不容易被好的大学录取，本科成绩记录不好，平均积分点不高，就很难进入一流的研究生院。虽然他们也有像CRE之类的考试，但是成绩在录取中占的权重不太大，平时成绩所占权重至少不会低于这些考试成绩。这是美国的学生升学录取制度。而中国则不同，一个学生高中一二年级甚至三年级平时成绩不怎么样，如果高考发挥得好，考分高，就可以升入名牌重点大学；本科成绩平平，只要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好，同样可以被一流研究生院录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考定终身！”虽然有人批评它，但它也有可以带给人的好处。虽然实际上一考可能不会定一个人的终身，但是那一个考试在入学录取上的作用远比美国的入学考试大得多，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样的不同录取方法也就是不同的游戏规则，为人们提供了不同的机会。在美国平时成绩差，某一天浪子回头了，即使发奋图强人学考试时成绩好了也很难为录取委员会所青睐。而在中国，一个以前不知用功的学生，高三或者大三什么时候忽然悔悟，努力奋发，只要高招研招考试成绩棒，也可以进人优秀的学校深造发展。
说到美国的教育体制给浪子回头的机会小，还要考虑到一个学生从一开始进入学校的一系列成绩记录积累对后来的影响。比如，中小学成绩记录不好，就进入不到好的高中，进而就进不到好的本科院校，然后呢，好的研究生院也难进。因为各个层次的录取都是有门第观念之见的。如果你来自一个名气小的或差的中学或大学，即使你每门课都是满分，全校第一，录取委员会也会认为还是不如一个出身于好的中学或大学的成绩一般的学生。据说北京某大学研究生录取曾有个说法，宁要本校普通学生，不要外校尖子生；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如果说这是歧视也可以。但是，就像某经济学家指出的，我们必须区别一件商品的优劣，有个标签方便，节约成本。就业的时候；用人单位往往喜欢从名牌大学的学生里挑选，因为这样挑到低质量的风险小，成本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说美国这种录取中的门第观念无可厚非了。于是在美国已开始的起点就像路径依赖一样，一步步地决定着后来的路子。中途想做跨越式高攀，很难。这样比较起来，在中国就好多了。如果高考时种种可能的原因，导致一个优秀的人才进入了一个三类大学或者不入流的地方院校。但是，他们可以努力学习通过考研，进入名牌重点大学。不同于美国的招生体制给中国的这些学生敞开了“攀高枝”的大门。
然后，还要提到美国教育体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小学里的快班和慢班。中国也曾有过现在依然存在着普通班和重点班。但是，我们的两种班只是教的内容难易程度不同，使用的都是高考大纲指导下的同样教材。重点班只是多做些难题，老师偏爱些。而且在普通班里优秀了，可以进到重点班，就是不去重点班，也照样可以和重点班的学生竞争。美国的快班和慢班则不同。他们学的是不同的东西，慢班里的教材和入学考试的要求不同。一旦到了慢班，不可能再人快班，从而很难和快班的学生一竞高低了。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在美国，一个人的起点是多么重要。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步和以后许多步的后盾，所以，家庭背景就成了一个人一生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了。家庭富裕的，都搬迁到好的社区，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于是，高起点开始了。这让我们想到教育产业化的问题。教育本来是实现缩小阶层差距的，但是当教育产业化后，父母的收入就和子女的受教育的程度和优劣呈现更强的线性相关；而良好教育和名牌大学又是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指标。于是，实现了复制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