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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尔波诺斯皱起了眉头。他说，他完全愿意与集团军首长分忧。国界的确不平静，军区军事委员会将采取一切可能做到的办法。现在不能宣布战斗警报，但是要认真考虑将集团军第一梯队师调近国界。最后，司令员表示相信，莫斯科一切都知道，在需要时会预先通知我们，会下命令。显然，那样的时刻尚未到来。
但我们明白这一时刻正在逼近。就在那一天，第26集团军参谋长A·C·瓦连尼科夫的报告来了：上校说“德国人正在构筑进攻出发地位”。
莫斯科无疑比我们更知道边界那边的情况，我国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终于采取措施了。6月15日，我们收到命令，从6月17日起将第二梯队全部五个步兵军开往边界。我们对此早已准备就绪。读者记得，我们早在5月初就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做了许多工作：拟好了给各军的训令，勘察了行进路线和集中地域。现在剩下要做的只是给执行者一个口令而已。我们立即做完了这件事。
给各军准备强行军机动的时间是二至三昼夜。一部分师要在6月17日傍晚出发，其余师则晚一昼夜出发。他们要携带一切战斗必需品。为隐蔽起见，军队只在夜间移动。他们总共需八至十二个夜间行程。
计划写得很详尽。步兵第31军应于6月28日凌晨由科
罗斯坚地域到达科韦利附近边境。军司令部在6月22日以前应留在原地；步兵第36军应于6月27日凌晨占领杜布诺、科津、克列梅涅茨边境地域；步兵第37军6月25日凌晨即应集中于佩列梅什利亚内、布列扎内、杜纳尤夫地域；步兵第55军（欠一个师，该师留原地）于6月25日，步兵第49军于6月30日前分别进抵边境。
为使希特勒分子无法察明我军移动，各军集中地域均未选在国界附近，而选在国界以东几昼夜行程处。
军事委员会要求集团军派司令部作战处代表到每一个师监督行军的组织。但作战处人员根本不够，所以只好从其他处抽调军官担任。
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要对国界掩护计划进行必要的修改，要按各主要战役方向准备战役地图，要写行进路线说明，要研究和总结各军和集团军的勘察资料。还要接待和安置两个集团军，调各军去边界……
这一切迫使我再次向普尔卡耶夫将军提起我早先关于增加作战部人员的请求。谈话时在场的安东诺夫将军摇着头说：
“哎呀，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哪能谈得上增加！听说总参谋部奉命在两周内拟定压缩直属机关和各军区机关编制百分之二十的新方案……这样你还得盘算盘算你得和哪一位分手哩。”
“这个命令在哪儿？”普尔卡耶夫气忿地说。
“今天或是明天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的这位“组织和动员”专家平静地回答。
“那我们就什么时候收到，什么时候再考虑吧。”普尔卡耶夫沉默了一会，又说：“不过我不允许压缩作战部。您找其他部作牺牲品吧。”
“是，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安东诺夫愉快地表示同意。
我只能感到高兴：参谋长不允许压缩……（我们终于没来得及执行这一命令，因为战争爆发了。我后来觉得，开始战斗前一周简直不可能有那样的命令。我写此书时，决定检查一下是不是记性作弄了我。结果发现还真有过那样的命令。）
关于各军向边界开进的训令刚发到执行者手里，问题和请求便接踵而来。
步兵第55军军长首先给普尔卡耶夫打来了电话。他问：参加伞兵集训的那些分队怎么办？还要不要按计划规定再派去三个营？
普尔卡耶夫与司令员交换意见后才对我说：
“通知军长：所有出缺分队立即归建，以后一个营也不得派出集训。”
后来我得知，参加集训的分队终于未能在战争爆发前返回本军。
参谋长的电话铃声不断：有的请求把军区首长调来执行各种任务的部队归军建制，有的要求迅速归还靶场的炮兵，有的要求补充运输工具。我们的一切训练计划、经济计划和施工计划都是着眼于和平时期的。现在却要火速进行彻底修改。
但未经莫斯科准许，又并非一切都可由我们作主。
在6月这些令人不安的日子里，有一次会见特别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由于我埋头工作着，没有发现有人走进了我的办公室。
“你好，上校同志！”我忽然听到了一个响亮而愉快的声音。
我从地图上移开视线，看见面前站着我的一个老熟人。他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早在1927年，机缘就使我们首次在古尔祖夫疗养院相遇了，我们在那里相处得很好。我新认识的这个同志性格直爽，机敏过人。他读了很多书，空余的每一分钟都用在读书上。
当时我同他谈了许多我们所关心的军队生活问题。通过这次谈话，我觉得伊万·斯捷潘诺维奇是个思维独特而又富于创造性的指挥员，他不仅精通战术，而且是军队战斗训练法专家。我发现科涅夫有某种特别的本领，他能看出军事发展中新的和进步的萌芽。他对一切公式化的东西都深恶痛绝，即使是很深的交情也不能使他不提出尖锐批评。
我们有点一见如故。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工作兴趣在许多方面相同，因为当时我们俩都是团长。
几年以后，我们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相逢了。虽然我在基本系学习，他在特别系学习，但我们仍经常找时间亲切交谈。毕业后我们各奔前程了。我很感兴趣地注视着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在职务上的迅速提升，真诚地为他的成绩高兴。到战争前夕，他已指挥北高，加索军区了，该军区主要兵力已编成我们新的第19集团军。科涅夫被任命为该集团军司令员。
不过，我完全没有料到会这样快在这里，在基辅见到他。
我们很想长谈，但两个人都很忙。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请求给他介绍一下军区情况。我请来了邦达列夫上校。他讲了边界那一边的情况，我尽我所知讲了军区所属军队的状况和配置。科涅夫很满意。
“谢谢你们的指教！”他说。“现在我可以到自己集团军去了。”
他的声音仍象以前一样充满朝气。他伸手向我告别：
“万事如意，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再会。”
当时我们没有想到，下一次会面不会很快了，因为我将随军区司令部前往捷尔诺波尔，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则率他的集团军去西方面军。
我们出色的炮兵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雅科夫列夫到莫斯科去领导总军械部了。6月月中，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帕尔谢戈夫中将来接替他的位置。我们这里认识他的人不多。但基尔波诺斯将军和军政委级瓦舒金在列宁格勒军区同他共事时已认识他。我在三十年代初曾同帕尔谢戈夫，当时年轻的炮兵团长一起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此后我们没见过面。
这位四十二岁的中将的生活道路，酷似大多数红军高级军事首长的生活道路。帕尔谢戈夫出生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一个农民家里，少年时代曾在安集延市的一家轧棉厂做工，十九岁就把自己的命运和布尔什维克联系在一起了。国内战争时期他在中亚作战。他的“大学”是在红军里上的。健全的头脑和罕见的记忆力帮助他成了一个好炮兵。他在三十年代前就指挥炮兵营，接着指挥炮兵团。后来进诸兵种合成军事学院，毕业后再次指挥炮兵团，不久受到破格提升：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军区炮兵主任。在卡累利阿地峡事件中，他领导第7集团军炮兵，尔后又回到军区，由那里到莫斯科担任红军炮兵总监。在炮兵最高岗位工作的三年，使帕尔谢戈夫收获很大。他已是有很高战役造诣、能大胆迅速定下决心的指挥员了。
6月19日晨，我正向普尔卡耶夫报告我们各军向边境地区运动的情况，帕尔谢戈夫率他的参谋长和军械主任来到办公室。普尔卡耶夫办公室里那种拘束的沉寂顿时被打破了。瘦削、匀称、十分好动的帕尔谢戈夫在门外就高声而愉快地向我们阴沉的参谋长问好，走到他面前，使劲地摇晃着他的手。然后他快步走近我，精神焕发地伸出被晒成青铜色的小手。深棕色的两眼微笑着。
“你好，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我们又有缘相见了……”
帕尔谢戈夫用他有力的手指握着我的手，转身对参谋长嚷道：
“瞧，普尔卡耶夫同志，遇到了同乡！知道吗？真没料到！”
他猛一转身，象骑马鞍子似的坐到沙发上，仔细地整理胸前的“金星”奖章（他由于在突破曼纳林防线时立下战功，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捋顺了深色小胡子。
“好吧，找我们有什么问题？”
在这种活跃的场面中，普尔卡耶夫的脸上一直保留着他特有的庄严宁静和冷淡谦恭的表情。他开始一本正经地谈实质问题：向边界开进的各步兵军由于缺乏运输工具，只携带了极少量弹药。怎样补充弹药储备呢？
帕尔谢戈夫喊一声：
“拿图来！”
炮兵参谋长递上了一张折叠着的地图。帕尔谢戈夫很快打开图，聚精会神地看了一会，皱起了细细的黑眉，两片嘴唇无声地张合着。他抬起了头。
“我们的主要军械库都配置在军队要去的那一线。各军一到指定地域就将得到弹药。”
“军区司令员认为，最好在各军到达之前就要先运去不少于半个基数的炮弹。”普尔卡耶夫说。
帕尔谢戈夫凝神看了军械主任一眼。
“我们努力吧。”军械主任回答。
“不是努力，而是完成。”帕尔谢戈夫坚定地说。
“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求您，帕尔谢戈夫同志，”普尔卡耶夫在结束谈话时说，“就是请您亲自过问，在近期内把由于缺乏牵引工具目前仍留在营房区的全部火炮都拉到各军去。为此，我们将由军区汽车团拨出剩下的汽车作牵引车使用。如果车不够，那就要将其余火炮立即通过铁路运去。”
“好。我们去完成。”炮兵主任仍然那么坚决地说，并象进来时那样迅疾地离开了办公室，过了好一会，走廊里还传来他那响亮、尖细、带着东方口音的声音。
这里提前说一说，帕尔谢戈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迅速组织了弹药向各步兵军集中地域的前送。
各集团军的告急报告源源不断。在6月19日收到的请示中，我还记得第12集团军新司令员波涅杰林将军的电报。他问司令员，假如德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高射炮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开火。
基尔波诺斯将军命令参谋长这样回答：
“下列情况可以开火：
（1）军区军事委员会下达特别号令；
（2）宣布动员；
（3）掩护计划生效，同时又没有特别的禁令；
（4）第1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和平时期我高射炮不向德军飞机开火。”
这一答复也雄辩地证明，苏联方面虽然采取了一切更坚决的措施来应付冲突不可避免时的情况，但仍竭力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不给希特勒分子以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的丝毫借口。
同一天早晨，B·K·朱可夫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说国防人民委员已命令建立方面军领率机关，并于6月22日前将其调到捷尔诺波尔。电报要求对此“严格保密，但可预先通知军区司令部人员”。
所有这些，我们早已预作考虑。按我们的打算，用汽车运送整个方面军领率机关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过于暴露了。因此我们决定还要利用铁路。军区司令员命令铁路运队于6月20日傍晚由基辅出发，而主要的司令部汽车纵队则于次日上午出发。
“军队怎么办呢？”我问参谋长。
“目前号令只谈到军区领率机关。您要抓紧时间拟好军区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国界掩护计划的全部文书，至迟于6月21日通过火车并加派必要的警卫，将其送到总参谋部。尔后您同您的作战部一起乘汽车在我们后面出发，至迟于6月22日早上7时到达捷尔诺波尔。”
我自然对军区首长不带作战部去指挥所感到谅讶：万一发生事情，他们就无法指挥军队，因为身边既没有作战参谋，又没有隐蔽通信专家。但是普尔卡耶夫不同意我的下列建议：我留下两三名参谋，其余由我的副部长率领随军事委员会同时出发。他说这没有必要，因为作战部在6月22日凌晨已到达捷尔诺波尔，而在此之前未必需要它。
“所以，一切都照计划行事。”将军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让我明白不必把时间耗费在谈话上。
6月20日傍晚，我们送走了乘火车出发者，次日中午又送走了乘汽车启程者。
军区首长的镇定，方面军领率机关在编队和准备上路时的认真和有条不紊，对大家起了良好影响。谁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安。行政管理机关有人甚至希望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出发训练，最迟在下星期六，大家就能回到基辅。
星期六，我们终于把全部紧急文件发往莫斯科。几辆大轿车和载重汽车开到了军区司令部正门。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迅速把文件、地图、桌椅、打字机等装上汽车。大家干得很愉快，不断传来嬉笑声。
这是一个暖和的傍晚。绿荫如盖的大小公园散发着馥郁的芳香。基辅人正下班回家。到处呈现出热闹景象。谁都没想到，那时离和平生活突然中断。“战争”这个可怕字眼响彻每个角落的非常不祥的一刹那，只剩下十个钟头了。
当我们的纵队穿过行人很多的市区，走上日托米尔公路时，天还很亮。我坐着小汽车在纵队先头行驶，浏览着白天未及一看的报纸。各版都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
但我心里仍然不平静。看来是因为我和我的助手们知道的消息比报纸上写的多得多。
我们还未到达日托米尔，就听见我后面那辆汽车发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我命令司机把车开到路旁停下。原来有几辆车由于发生各种故障抛锚了。一夜之间我还不得不几次让纵队停止前进。这些未曾料到的迟延使我们无法执行行军时间配当表。很可能早上7时前我不能把我的汽车纵队带到捷尔诺波尔。但军队里习惯于竭尽全力准确执行命令，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再说，战争或许就在拂晓爆发这个想法，整夜都使我苦恼。我于是命令加速前进。当我们距布罗德这个绿荫丛中的乌克兰小镇不远时，天已破晓。我们在这里又作了十分钟的停留。
在每辆大轿车或载重汽车旁，车长都迎着我报告：
“一切正常，上校同志。”
当我回到纵队先头，正准备发出“前进”信号时，布罗德上空突然传来了轰隆轰隆的响声。大家都抬头注视着天空。
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机场，那里配置着歼击机和强击机。不知为什么我们的飞行员要这样早开始自己的飞行日……
可是传来了一声声爆炸巨响。大地都在脚下颤动了。有人嚷起来：
“看那！看那！大火！……”
布罗德后面升起了团团浓烟。汽车司机老练的眼睛看出是油库着火了。大家都在惊慌的沉默中呆住了。一个想法油然而生：“难道战争爆发了吗？！”
当我们看见机翼涂有黑色N的飞机后，最后的疑团消散了。这些飞机投完了炸弹，正在我们头顶上转弯。有三架敌轰炸机离开队形向我们冲来。人们迅速散开，卧在路边沟里。只有几个司机顽强驾驶着自己的汽车。法西斯飞机两次超低空掠过纵队，并用机枪进行扫射。我查明总共有两人受伤后，便吩咐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救护，继续上路。
没有任何疑问了，战火已经烧到我们的国土。现在边界上出了什么事呢？这个想法令我心绪不宁。当时甚至大部分掩护兵团也还分散在距国界线很远的地方，而第二梯队军则还距它二百五十至三百公里。能顶住敌人吗？假如顶不住，第二梯队军的全部动员就要受到破坏，它们进入交战时仍将处于现在这种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严重缺额的状况。
所有这一切，我只有到捷尔诺波尔才能了解到。
我们急忙向那里赶路，再也顾不上掉队的汽车了。
从此，我漫长地战争考验历程开始了。
1．“KOBO－41”计划①生效
①苏国界掩护计划代号。——译者注。
我们的汽车沿布罗德的街道疾驰着。四周一个人影也没有。但居民都没睡，窗帘都拉开了。人们不安地看着机场方向，看着滚滚浓烟。他们猜想这不是无缘无故造成的。
我们距捷尔诺波尔还有六十公里，在走这段路时，法西斯飞机小编队又对我们的纵队进行了两次轰炸。幸好没造成严重损失。
我们在早晨六点多钟到达，比规定的期限早。大家都在等我们。头车刚驶近军营，大门就猛地打开了，值班军官默默地向我打手势，指示前进方向。
这里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