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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城堡战斗打响的当天晚上，我们二团奉命没有动作。第二天早晨接到命令，要我们团进到山城堡以北，防止残敌向宁夏方向逃窜，同时警戒并阻击可能从甜水堡方向来增援的马家军，以掩护进攻部队最后解决山城堡的战斗。因敌人的增援部队未来，我们二团这次没有打上仗。
经山城堡一战的沉重打击后，胡宗南部的主力向西撤退，蒋介石精心部署的整个进攻计划被粉碎。山城堡战斗后，部队回到陕北边境的桂家口进行休整。这时，三大主力红军已占领了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相交的一大片地区，约有三十多个县。这一大片地区里，到处都驻有我们的队伍，真是人欢马叫，好一片兴旺景象。
部队休整期间，朱德‘彭德怀‘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召集三个方面军师以上干部开会，庆祝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庆祝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的第一次战斗——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参加会议的各位领导都分别在大会上讲了话，气氛十分热烈。
我们团一级干部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是师政委萧华回来向我们传达的。据萧华说，在会上，朱德总司令非常高兴，热情洋溢地和大家一一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而张国焘则不大吭声，只是在表面上对大家应付一下。
这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以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部队干部‘战士的士气。根据地的老百姓也都非常高兴。
山城堡战斗实际上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战，战斗的胜利，对国内和平的实现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九‘西安事变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上，二师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电话命令我们二团继续向宁夏前进。次日凌晨四时，我们全团按照师部的命令，作为前卫开始向宁夏甜水堡前进，准备消灭驻扎在甜水堡的敌人。
那一天，梁兴初带着尖兵连走在前面，我带着团部和其它各连在后面跟进。我们走得很快，到天亮时已走了四十多里路。师部随后来了没有也不知道。到上午十一点，我们已在途中休息了两次，可一看后面，师部还是没有来。因为没有接到别的命令，虽然我们的心里有些疑惑，还是命令部队继续前走。
当我们走到离甜水堡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突然师部派来了一个骑兵，送来了师部的一封信，要我们向后撤回原地。至于为什么要后撤，信上没有说明，我们也不知道。这时梁兴初带着尖兵连已在前面跑得很远了，离我们大约有好几里路了。我们团没有骑兵，我只好自己骑着马去追上梁兴初，把梁兴初及其尖兵连找了回来。一路上，我们俩都在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回原驻地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部的所在地。我和梁兴初就跑上去找三十一军的军首长，想问问情况，当时三十一军军长是萧克，政委是周纯全，他们住在一个土窑洞里。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他们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萧‘周二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要北上了，要南下，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所以部队要南下去支援张‘杨。
听到蒋介石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和梁兴初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当时，萧克‘周纯全要留我们俩吃饭，我们说什么也不吃，只想着赶紧回去。跟蒋介石打了近十年仗，没有抓住他，这一下可把他抓住了，大家那个高兴呀，真是没法说！心里一高兴，走路也不觉得累，平时行军走上十里‘八里就要休息一次，这一下也不休息了，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师部。
在师部，杨得志‘萧华‘邓华告诉我们，十二月初蒋介石由洛阳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剿共”，并且决定如张学良‘杨虎城不听命令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发动“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之后他们电请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住蒋介石后的善后事宜。对此，中央已作出紧急部署，令红军南下，支援张‘杨的部队，防备国民党亲日派的乘机进攻。他们还解释说，师里在清晨接到军团的电话后，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们就已经走了，只好派一个骑兵通讯员去通知我们。现在队伍回来了，很好。他们让我们就在附近休息一下，明天就向南往庆阳前进。
从师部回来，我和梁兴初决定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把“西安事变”的消息简要地告诉大家。我们把干部集合在一小块草坪上开会，梁兴初首先讲话，他一开口就告诉大家，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了。大家一听都怔住了，整个会场静得鸦雀无声，不过看得出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高兴。片刻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梁兴初说：“请政委给你们讲。”
接着我告诉大家，刚才团长和我到师部，师首长告诉我们不再向北前进，而要转而向南，向西安前进，因为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双十二”。我解释说，“双十二”就是十二月十二日两个“十二”的意思。接着，他们又问是怎么捉住蒋介石的。我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怎么告诉你们哪？这是好消息，我们大家都高兴。现在部队要向西安前进，去支援张‘杨对蒋介石作战。我们抗日的力量大了，形势也大有好转，不过形势究竟怎么好转，要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文件才知道，你们不要再问了，上级有了指示，我们会场告诉你们的。但目前我们就知道这么多。”我要求在会议结束以后，各连都要向全体战士传达会议所谈的情况，以鼓舞斗志和提高士气。
最后，我向各连布置了南下西安要注意的事项。南下可能要急行军，昼行夜宿，要注意做以下的四项工作：一‘要做好巩固队伍的工作，减少掉队，防止逃亡；二‘由于南下经过的地方都是新地区，而且是张‘杨的地区，要特别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努力扩大红军的影响；三‘要把东北军‘西北军看作友邻部队，要向他们明确表示，红军是来支援他们的；四‘可以在新区适当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个别地吸收一些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以充实部队的实力。
十二月十三日，二师开始向庆阳前进。我们二团由北上时的前卫，变成了全师的后卫。
一路上，部队情绪极高，大家一边走，一边议论，猜测全国形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但高兴之余，大家也存有一些疑虑。因为红军就那么多，根据地也只剩下陕甘宁一个，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抓住了蒋介石，内战是不是能就此停止？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究竟能不能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些都还没有把握，对此不能盲目乐观。另外，究竟是如何抓住蒋介石的，在什么地方抓的，张学良抓蒋介石同我们党和红军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清楚，都纷纷乱猜。至于抓到蒋介石以后应当怎样处理，大家的议论就更多了。总的来说，大家一致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至于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大多数人主张枪毙了他，也有不少人主张把蒋介石长期关起来，只有少数人主张逼蒋介石抗日后放了他。
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估计，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一种估计是，事变后我们和张‘杨的部队联合在一起，可以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在内的整个西北联合起来，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以对抗国民党的部队。另一种估计是，把蒋介石扣起来以后，亲日派何应钦乘机调兵进攻张‘杨的部队和红军，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第三种估计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属军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张‘杨部队内部分裂。还有一种最坏的估计，就是张‘杨可能会在国民党亲日派部队的进攻下失败，像当年的十九路军一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并且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但事变不久，他们就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失败了，十九路军被编散。
当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种结果是，内战就此停止，团结蒋介石一致抗日。这种分析的根据是，除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外，还要看到全国各个阶层‘各爱国人士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民心不可侮，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进步，抗日救亡一定能实现。当然，也有人提醒说，张学良‘杨虎城是不会替共产党说话的，而且我们也指挥不了他们，所以要谨慎，要提高警惕。
这时，一军团政治部来了批示，要求我们按照中央所发表的新闻报导，向部队进行宣传解释，并搜集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以便编发统一的宣传解释材料。军团政治部还向我们通报说，中央已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参加谈判。
向部队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党历来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各民族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救亡图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责任就担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我们要以 实际行动，影响东北军‘西北军，影响全国的军队和人民；这次“西安事变”处理的好坏，是关系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大事，大家要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没有根据地乱猜瞎想，至于对蒋介石怎么处理，我们要等待中央的决定，中央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军团政治部要求各部队把上述这些内容编成教材，对所属部队进行系统的正面教育，作为我们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第一课。
当时我们团以上干部还知道，“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混乱。何应钦‘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主张投降日本，何应钦已与日本签订了出卖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何梅协定》，
在得知蒋介石被扣后的第二天，何应钦就自封为国民党军队的代理总司令，并在河南组织了总指挥部，加紧调兵遣将，组成所谓的“讨逆军”，准备进攻红军及张‘杨的部队。一时间，国民党的大军云集郑州‘潼关一线，随时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何应钦还在洛阳集中了大批飞机，准备用来轰炸渭南和侦察西北，其目的就是想乘机夺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以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国民党内的另一派，就是宋美龄‘宋子文‘孙科等蒋介石的亲属。他们认为只要一开打，蒋介石就非死不可，因此竭力主张首先要把蒋介石救出去。
还有其它各省的军阀队伍，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山东的韩复榘，各有各的想法，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捞一把。
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如宋哲元‘马占山‘傅作义等。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向平津‘冀东‘察哈尔‘热河‘绥远步步进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安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的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对此，中央认为，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周恩来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张‘杨及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撤兵的手谕。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挽救中华民族‘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张‘杨二人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全家遭杀害，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被扣留，失去自由长达五十余年。
此时，我们部队继续南下，走到离庆阳不远的地方时，前面伟来消息，说前卫部队已经在庆阳同东北军会合了。庆阳是甘南比较重要的一个县城，驻有东北军的一个团。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以后和东北军大概是不会再打仗了。
部队一面南下，一面开始进行一系列针对东北军‘西北军教育。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指示，大意是：越往南走，和东北军‘西北军接触的机会就越多，他要求我们，第一‘要注意部队的军容风纪，着装要整洁，队列要整齐；第二‘要有礼貌，同级别干部要互相敬礼，遇见对方的上级，要先敬礼，后握手问好，走时要告别；第三‘队伍行进时，遇到友军要主动让路，领队人员要主动和对方打招呼；第四‘态度要热情‘诚恳‘友好；第五‘对方请我们吃饭，一律婉言谢绝，如坚持要请就去，但要注意礼尚往来，有来有往，送东西也是如此。对聂荣臻的这些指示，我们向全团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们还对如何落实这些指示，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等我们来到庆阳，见到驻守在那里的东北军时，感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友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为我们烧好了水，等着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庆阳还是由东北军来防守，我们只是经过那里，按规定不住庆阳城内。为表示谢意，我和梁兴初专门到城北东北军部队的团部去拜访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经过这里的最后一批队伍，在我们后面就再也没有队伍了。
从庆阳出来，再走两天，就到了甘肃和陕西交界处的宁县。这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阳。与此同时，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也已开始撤往潼关。
我们队伍在宁县附近接到命令，要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整待命。部队休整期间，师部住在离宁县县城大约三十里地的早胜镇。早胜镇地处塬上，比较繁华，大约有八‘九百户人家。师部决定，我们二团住在宁县县城里，并负责和县政府取得联系。
宁县县城是建在塬下的沟里，穷得不得了，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县政府设在一个窑洞里，里面没有多少人。宁县的县长是个浙江人，穿着件旧长袍子，带着个老婆，一看就知道是个穿县长。不过这个县长挺精明，像一个小政客。我们进去时，他正蹲在窑洞里。看见我们进去，一开始他吓得要死，后来看我们并无恶意，才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们部队要暂时住在县里一段时间，请他多帮助。他听了之后不住地说：“好呀，你们住在这里，欢迎你们！只是我们这里穷得什么也没有，招待不周，还请你们原谅。”
我跟他说，我们只是住在城里，不干涉他的事务，他管他的县务，我们管我们的队伍，只是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粮食‘烧草和马料，其它的事情我们自己负责解决。对我们的要求，他满口答应。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县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得知这个县长还抽鸦片烟。
后来，那个县长请我们吃了顿饭。过了两天，我们想，按照要礼尚往来的规定，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又去县政府对县长说：“今天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来是我们队伍住在这里，有什么违反纪律之处，请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再就是请你到我们那里吃顿饭，请你的夫人也去。”县长听后非常高兴。那一顿饭，我们搞了十几个菜，并请他们喝了点酒。
接着，师政治部就来了电话，说准备派民运科长到县城来和县长直接联系，因为早胜镇属宁县管辖，许多事情还得通过县政府来解决，要我们带他去见县长，介绍一下。以后这个民运科长就住在县政府内，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通过他去办理，我们就不再插手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在他的纵容下，何应钦等人又重新调集了二十多个师，进逼西安。随后，我们也奉命继续从宁县南下，经陕西的旬邑和淳化，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地区，准备协同东北军‘西北军迎战何应钦部队，这里已离西安不远了。三原地区，除西安外，是陕西最好的地区之一，渭河两岸土壤肥沃，人烟稠密，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和棉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就在这个地区，我们渡过了一九三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