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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几个县政府知道是我们八路军到了，纷纷向我们靠拢，希望依靠我们来帮助他们恢复政权。首先是丰县县长董玉珏‘县大队长黄体润，大摆了一桌宴席，专程来支队请彭明治和我去县政府吃饭。然后是砀山县县长窦雪岩，派人给部队送来了粮食和猪肉。最后沛县县长冯子固也来要求我们派部队，去沛县支持他们的抗日斗争。他们甚至公开向我们表示，现在他们离省政府很远，省政府对他们是鞭长莫及，管不了他们，因此他们愿意把我们当成上级领导看待，在日军“扫荡”时，听从我们的指挥，叫他们怎么打就怎么打。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我们同他们商定，由这几个县供给我们粮食和物资，平时双方互通情报，战时配合作战。
在我们的帮助下，几个国民党的县政府很快就巩固了政权，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拼命发展自己的武装。不久，丰县董玉珏‘黄体润的队伍发展到了四‘五千人，沛县冯子固的队伍更是发展到了六千多人，连砀山县窦雪岩的队伍也由几个人发展到了二千多人。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借助我们的力量，巩固了政权，发展了武装，队伍的发展比我们还快得多。
这个时期，是湖西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高潮时期，不过事后看来，当时我们的思想有点“右倾”，对国民党人的支持太多，以至于他们以后还有能力反过来和我们搞“摩擦”。如果当时把他们搞掉，后来的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但当时他们打的也是抗日的旗号，而我们又要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如果真的把他们搞掉了，极有可能还要说我们犯了一个大错误。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积极建立自己的政权。占领了鱼台‘全县和金乡等地以后，我们派出了自己的县长，其中金乡县的县长，就是我们支队政治部的民运股长李英。不久，我们又建立了两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并开始筹备成立专员公署，准备由李贞乾任专员。在部队的发展上，苏鲁支队经几次扩兵，队伍由三千多人发展到了近万人。挺进支队也发展到一千多人，下编为三个营。
当时的湖西地区有个特点，就是散落在民间的枪不少。原因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会战后，队伍全线溃退南撤到徐州的途中，丢下的步枪‘机关枪‘驳克枪和各种子弹不计其数。这些枪弹有的被地主搞走，拿去组织了地主武装，有的则被当地的老百姓收藏了起来。因此，有了人，就不愁没有枪。要想发展队伍，只要把国民党军队丢下的枪支收集起来，就可以编成一支像样的队伍。
一九三九年二月，沛县北部有一支伪军部队，约一千四五百人，司令员名叫藉兴科，副司令员何玉祥，经我们同湖西特委的郭影秋同志的一系列工作，主动提出反正，要求我们派部队前去支持。结果我们队伍一到，他们就反正起义了。事后，经报请十八集团军总部批准，我们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八路军苏鲁支队的独立大队，由何玉祥任大队长，郭影秋兼任政委。因为藉兴科年纪既大又吸大烟，不适宜在部队工作，所以由特委统战部门给他另行安排了工作。
这一年的三月，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师部‘六八六团和补充团进入到了鲁西北和沂蒙山区，在恽城‘宁阳‘汶上等地连打胜仗，歼灭了伪军两‘三千人。胜利消息传来，我们知道是师部到了，于是立即发电联系，。很快师部就来了命令，要我们将挺进支队正式编入苏鲁支队，统一对湖西地区抗日武装的领导。接到师部命令，我们立即向湖西特委作了
通报，并随即将挺进支队改编为苏鲁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贞乾任大队长‘郭影秋任政委并兼独立大队政委，李发任副大队长，孙鹤一任参谋长。
不久，我们将支队下面原相当于营级建制的四个大队，改编为相当于团级的建制，并在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独立大队编入三大队，编入三大队下属的一个营，由何玉珏任营长。我们以苏鲁支队和湖西特委的名义共同发电报，将改编情况报告了一一五师‘山东军区和山东分局，同时报十八集团军总部，得到了批准。
经过我们几个月的作战与工作，湖西地区的局面基本是打开了。湖西的抗日根据地，北面到了金乡‘鱼台，东面到了微山湖边，南面逼近陇海铁路，占领了砀山等县。因为西面是国民党的占领区，我们没有过份进逼，可是也进入了中共鲁西南地委的所在地曹县。与此同时，我们苏鲁支队也发展到了一万二千余人，在当地是名声大振，称得上是当时整个苏鲁地区举足轻重的一支重要武装。可以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在湖西地区发展的鼎盛时期。
六‘南下陇海路，番号改为苏鲁豫支队
在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我们也曾多次寻求向南发展的机会，我们的部队就曾两次南下越过陇海路进入过萧县境内，当时萧县属于江苏省。
第一次越过陇海路，是应萧县县委之请。抗战开始以来，萧县的形势一直比较好，差不多整个县都在我们党的领导和控制下。县委书记叫李中道，解放后曾任过吉林省的省委书记。县长叫彭笑干，县委还有纵汉民同志，在他们的领导下，萧县的武装曾发展到四‘五千人。但由于萧县距徐州较近，敌伪活动很厉害，这也给县委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听说我们支队到了湖西，从一九三九年三月起，县委就再三派人来，要求我们派一部分队伍南下支援他们。经支队军政委员会讨论，我们决定派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率二大队越过陇海路，去萧县开展工作，同时侦察了解情况。
半个月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陇海路很好过，只要两边搞好警戒，一下子就过去了。到了萧县以后，在县委提供的情报和带领下，半个月内打了好几仗，这里二百，那里二百，把一些土匪‘汉奸的队伍打掉之后，局面就打开了。
他们还讲了一件事：有的土匪头子听说八路军到了，怕被我们消灭，就想向我们靠拢，同我们结成统一战线，但萧县县委认为，这些土匪武装在打着抗日的旗号，依然还去抢老百姓的东西，坑害当地群众，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绝不能同他们搞统一战线。根据县委的意见，梁兴初‘王凤鸣他们想了一个办法。一天，我们部队在白楼子东面一个叫洼子口的地方住下以后，搭了个台子，宣布要召开联合抗日大会，把那些土匪武装头子及其部下找来开会，并把他们放在会场中间，我们的部队则布置在会场的四周。一宣布开会，梁兴初就向空中打了一枪，以此为号，我们的部队立即举起枪，把那些土匪吓得要命，一个个乖乖地缴了枪，一下子就俘虏了四百多人，都交给了县委。
梁兴初等人还反映，在萧县搞枪很容易，那里村村寨寨都有国民党军溃败时扔下的枪支，那时发展部队，多么需要枪呀！二大队南下只半个月，就搞了十几挺机枪和几百条步枪。他们认为，在安徽宿县‘河南永城等地区，尽管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但如果支队主力南下，相信很快就可以打开局面。
听了汇报，我和彭明治商量后认为，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以及总部和师里的指示，在湖西地区局面基本打开以后，队伍可以而且应该继续向南发展。于是我们向湖西特委提出，留挺进支队在湖西坚持斗争，苏鲁支队的全部主力南下，往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特委同意后，我们又向总部及师部发电请示，总部回电报说，按照情况，是否南下，由我们自己考虑决定，如果决定南下，要注意同彭雪枫部队取得联系。总部还告诉我们，一一五师师部已经进入山东，我们的行动以后由一一五师直接指挥，与总部只要保持联系就可以了。
接到总部的电报，我们决定南下。四月初，支队部率领一‘二‘三大队和独立大队开始越过陇海路南下。我们这次南下的目的是铜山以南‘宿县以东‘灵壁以西地区，主要是想把这一地区的伪军和土匪队伍消灭掉，压缩敌占区，扩大抗日根据地。
我们很顺利地过了陇海路，之后又在地方党的帮助下，在徐州和宿县之间的夹沟顺利通过津浦路。在津浦路东，我们第一个袭击的目标是位于濉唐河边的灵壁重镇时村。
濉唐河是一条东西向的河流，来往船只很多。在时村设有伪军的一个收税大卡，据说一天可以收到好几千块钱。时村驻有伪军三百多人。
在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由彭明治和我亲自指挥三大队向时村发起突然攻击。当时我们一个大队已经发展到了两千多人，两面一包围，很块就攻进去了，三百多名伪军全部被消灭，一个也没有跑掉。这次战斗一共缴获了步枪三百余枝，机枪七‘八挺，子弹上万发，另外还有包括布匹‘食盐等在内的一大批资材。听说我们打下了时村，国民党灵壁县县长许之信马上就来了。由于我们和地方党一时联系不上，只好把时村交给了他。
我们在时村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就又回到津浦路以西，开始向豫东方向推进，一直前进到了永城。我们南下后一直都很注意与彭雪枫支队取得联系，可我们后来得知，彭雪枫支队还在平汉路以东，与我们相距较远，相互之间一时联系不上。于是我们向东走了一圈，最后回到萧县。
通过这次侦察性的南下行动，我们认为，部队向东发展很有前途。当然，向西发展也有着相当的空间，但那里已经有彭雪枫支队在活动，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们回到萧县时，中共湖西特委刚刚改组为湖西区党委，区党委书记仍为原特委书记白子明。湖西区党委听说日军即将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就要求我们返回湖西地区，准备反击日军的“扫荡”。我们决定尊重区党委的意见，即刻返回湖西。我们走丰县南部，顺路消灭了那里的一部份伪军以后，就回到了湖西和区党委会合，并休整了一个时期。
由于八路军苏鲁支队两次南下，威胁到了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从而引起了日军的注意。为了加强守备，日军不仅将沿津浦路‘陇海路一线的各个据点都增加了兵力，而且在丰县‘沛县也增加了部队，准备对湖西根据地进行“扫荡”。
一九三九年四月底，我们回到了湖西以后不久，日军湖西地区的“扫荡”终于开始了。日军的这次“扫荡”，主要依靠汽车来完成，而且攻击的对象也包括国民党县政府的部队。一开始，敌人是坐着汽车出来“扫荡”，沿着公路跑一圈就回去，让我们打都不好打。后来我们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在公路旁边的各个村子里进行分散伏击，等日军的汽车一来，就用机枪扫射。结果证明，这个办法还很奏效，我们每进行一次伏击，都能杀伤他们一些人员。我们打了五‘六次这样的小仗以后，日军就退回据点，再也不出来了。
日军对湖西根据地的第一次“扫荡”，就这么过去了。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敌人的“扫荡”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但作为支队的领导，我们感到不能这样盲目乐观。为此，我们专门召开了支队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对这次反“扫荡”行动进行总结。
大家认为，平原地区，村子稠密，大车路‘公路四通八达，汽车到处都可以通，敌人一扫荡，我们就很困难。只要有路的地方，他的汽车就一定比你跑得快。而我们的部队白天就不能转移，一转移就很可能会暴露目标，就会有伤亡。所以，我们到了一个村子以后，就必须得在那里坚守一整天。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
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挖沟。湖西地区是平原，既不利于部队隐蔽，也无险可守，但是可以挖沟，让村与村之间都以深沟相通。这样，一则部队可以利用这个地形来有效袭击敌人，二则在日军“扫荡”时，老百姓可以从沟里跑掉，以减少损失。最主要的，我们在公路和大车路上挖出的沟，可以使日军的坦克‘汽车不能够横冲直撞，从而让它们无用武之地。
总结了前一段反扫荡的经验之后，支队军政委员会认为，一定要动员群众，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统统挖成沟。我们认为，湖西地区土质松软，少有石头，只要大家心齐，挖成沟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经商量，这个挖沟的具体任务，我们就交给了支队副参谋长黄纬华，让他去组织调查研究，画出路线图来，并具体组织实施。先动员几个村子，挖出个样板来，然后要各县来参观学习，统统按照这个办法来搞。
在区党委的支持和推动下，在群众的积极努力下，时间不长，整个湖西地区村与村之间的沟都挖通了。当时，大家管这种沟叫“抗日沟”。真是人心齐‘泰山移。在军民上下心气相通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们接到十八集团军总部的一份电报，命令我们往南，向豫东‘皖北方向发展。电报告诉我们，彭雪枫支队正从河南的竹沟往东发展，要我们尽快与彭雪枫取得联系，以配合彭雪枫部打开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大别山以北这一大片地区的局面。同时，总部正式批准，将我们的番号由八路军苏鲁支队改为苏鲁豫支队。
接到总部命令，我们立即进行研究‘部署，决定兵分两路，将四大队（原挺进支队）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为加强四大队的力量，再从其它三个大队各抽一‘二个老连队，编入四大队，并留下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政治部主任王凤鸣，由他们兼任四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另外，立即给湖西区党组织一个警卫营，同时把各县的游击大队也都划归区党委直接指挥，以保证区党委能安全开展工作。同时，由支队部率一‘二‘三大队南下，配合彭雪枫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我们将这一南下部署，报告十八集团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师部后，很快得到了总部和师部批准。
随后，我们立即将南下部队集中在单县‘丰县和砀山之间，然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全部越过陇海路，再次进入到皖北萧县境内，当时的萧县县委，已归属于湖西党委的领导。
我们到了萧县，彭雪枫支队的政治部主任萧东望带了一个骑兵连来和我们联系。当时彭雪枫是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我们双方各自介绍了部队的活动情况，商讨了今后的联系办法。萧望东主任提出，他们准备要往东来，要我们慢慢地同他们靠拢，他建议把重点放在西面，先打开津浦路以西地区的局面，然后再逐步向津浦路以东发展，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
要打开津浦路西的局面，首先就要把萧县的工作做好。当时，萧县县委领导下的县大队有一千七百多人，大队长耿蕴斋，副大队长孙象涵‘吴信容。我们到达萧县后，又把这支部队编为苏鲁豫支队的第七大队，并派去兰廷辉当了政委。七大队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在津浦路以东，由孙象涵率领，大约有五个连。一部分在津浦路以西，由耿蕴斋带领，也是五个连。我们到萧县后，除县城外，帮助所有的区都建立了民主政权，同时，又帮助县委新组建了一个县大队，很快又发展到一‘两千人。这段时间，我们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但由于我们收缴了大量国民党遗弃的枪支，武装了部队，队伍发展极其迅速。
不久，我们又越过津浦路，向灵壁‘泗县‘睢宁推进。这样，就从西北到东南再到西南，形成了对徐州的三面包围之势。我们的这一行动，使得日军大为恼火。在此之前，日军根本不把八路军放在眼里，他们狂妄地认为，八路军只是一些手持土枪土炮的农民，用伪军就足以对付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八路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不长的时间里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而且还闯入了他们的心脏地区。这使日本侵略者大吃一惊，开始认识到八路军绝对不是一伙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因此，开始准备认真对付我们。
六月初，专门针对八路军的日军大“扫荡”开始了。在扫荡以前，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日军的这次“扫荡”，集中了近六千兵力，从徐州‘夹沟‘宿县‘灵壁‘睢宁‘时村，分七路向我们苏鲁豫支队进行合围，下定决心要把我们搞掉，最少也要把我们撵出徐州东南地区，解除对津蒲路的威胁。
过去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大规模的“扫荡”，当时，支队部只剩下我‘彭明治‘田维扬三人。我们三人研究后一致认为，要应付敌人的这次“扫荡”，就必须将部队集中到四面都有山的铜山县张山集和褚兰集一带去。因为我们的部队刚刚南下，还没有开展挖